阿勒泰琐忆:艰难赴考路

艰难赴考路(十八)

1981年,停办了十几年的新疆广播师大恢复招生,我考入这所学校中文专科念函授,学制三年。随即,新疆兵团教师进修学院也恢复招收一年制脱产进修班,我又报名参加中文专科入学考试,被录取,得到1982年一整年的读书时间。1982年,新疆电大也办起来,我又考入这所学校,仍然念中文专科函授,学制仍为三年。为什么报考中文呢?因为我觉得在丢下十几年后,要再将数理化拾起来,而且主要靠自己读书自学,太难了。新疆广播师大和中央电大,都是专科学历,为什么要重复报考呢?这是因为听说新疆广播师大是“地方粮票”,内陆不承认的,而我一直存有有朝一日调回家乡的念想,中央电大全国统一办学统一考试,想来内陆也是承认的。入学考试均在师部举行,没什么深刻印象,只有参加某一场考试时,有一个成语解释:“不刊之论”,下课后监考老师对我说,全考场,只有我一个人答对了。当时教师一般水准如何,可窥豹一斑。
1982年2月至是年12月在兵团教师进修学院的学习,对我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古、近、现、当代文学史,古、现代汉语,文学概论、逻辑、写作、名著选读,这一干课程,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老师的引导,学习会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这年初冬,青年教师王亚平君首倡成立“边风词社”,我以从未做过诗词的诗盲忝为社员,开始学写诗词,并坚持创作至今不辍。我是以“优异成绩”从那所学校结业的,回到团场后,被调到团部中学开办小学教师培训班直至调离新疆。此不赘。
那时函授考试很严格,只有地区教育局所设函授站,才有权设考场。我一年要参加广播师大、电大四场考试,每次赴考都需由团部到师部再到阿勒泰,全程不到两百公里吧,这在函授生中,算是很近的了,但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却至少也得两天才能赶到。
师部到阿勒泰有班车,每周几班有一定的时间,可以算准了日子去。最难的是团部到师部的几十公里,没有班车,只能搭顺路的货车(戈壁滩上人货混装不算违反交通规则)。找便车很不易,有时站在公路边眼巴巴望半天也盼不到一辆车,好容易来一辆,又可能货装得太高驾驶员不愿冒险。比较幸运的是能遇上煤车,虽然脏一点,但装煤一般不会高出车厢板,有把握搭上车,而且煤车重,也不太颠。搭空车就惨了,在戈壁滩所谓的“搓板路”上,空车就像跳舞一样蹦跳着前行,双手死死抓住一切可以抓牢的东西,胳膊呀,膝盖呀,还会经常在车厢板上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夏天有夏天的苦。一次,天傍黑才搭上一辆拖车,走到半路,拖斗的轮胎坏了,驾驶员只得开着车头回去找材料,把几个搭车的撂在戈壁滩上。我们那里有一首顺口溜这样说: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北屯的蚊子一把抓。北屯就是我们的师部。大概因为额尔齐斯河谷草茂林密,蚊子特多,祸及它近旁的戈壁。我们脱下外衣将头脸包住,并不停地手舞足蹈,坚持到天快明,驾驶员才回来。冬天就更难,公路上几乎没有车,只好到团邮政代办所去等隔天一次的邮车(现在邮车不准搭乘外人吧,那时我们那里允许,也可见出交通之困难)。邮车有时上午到,有时下午到,经常一等就是大半天。北疆的一月,气温一般在零下20至30度,敞篷车跑起来,风很大,几十公里跑到,坐在邮包上的人常常已僵得站不起来了。
当然不会仅仅因为“行路难”,总之,我们团参加广播师大考试的还有二三人毕业,而参加电大学习的五六人中,只有我坚持到了最后。现在想来,除了想拿到“全国粮票”外(其实后来已有通知,新疆广播师大的学历内陆也是认可的),任何时候不愿半途而废的个性也起了作用。还有就是美丽的克郎河给予我的鼓舞。
边城阿勒泰位于阿尔泰山南麓,从山上流下的克郎河绕城而过。克郎河河床倾斜度大,满是没棱没角的石头,清浅的河水急速向下游奔去,撞击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激起雪白雪白的堆堆浪花,乍看起来,河水不像是向下流,倒像是一浪一浪一层一层锲而不舍地在向上翻卷、攀爬、冲刺......当我站在岸上,看河水“倒流”的奇观,听它激越的喧哗,确实体会到一种悲壮的执着。如果真如有人所说,坎坷的经历也是财富,这种体验或者就是其中之一吧。
我在新疆时,已领到新疆广播师大的毕业证;1985年春调回重庆后,继续完成电大学业,又领到四川电大的毕业证。1988年,我考入西南师大中文系“专升本”函授班学习,三年后,我45岁,领到西南师大的本科毕业证。经过整整“十年寒窗”——新疆广播师大、电大、西南师大各三年(前二者时间有重叠),兵团教师进修学院一年——我的艰难赴考路,终于告一段落。
当年这样看电影(十九)
我在新疆兵团农场的生活,看来已步入正轨,教书、读书,直至1985年春调回重庆。但这之间,家庭内部发生了一场大的变故——到新疆去结婚,离开新疆后离婚。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偶然看到南方某刊物一则有奖征文启事,题目是“我的离婚经历,我的再婚心情”。大概那天正是休息日,而我也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长文《孰非孰是闲思省》,谈我的那段经历寄去投稿,后被编辑更名为《清醒时我选择了离婚》发表,并被评为一等奖。关于我们的婚姻解体,女儿曾对我说:“你与我爸,整个儿就是一个‘弱者打败了强者’。”不过,那是另一个冗长的故事,何况,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现在已没有必要再提那些旧事了。还是来讲几件其他也许有意义的事,今天的题目算开篇。
文革中,在兵团农场,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难得一次的看电影。虽然就那么几部影片放来放去,但人们热情之高,兴趣之大,我至今记忆犹新。
最热闹的当然要算在团部放电影了。先是高音喇叭一遍遍通知,那是全团各连队都能听到的。傍晚,,公路上首先是络绎不绝的自行车队,这是附近连队的,近水楼台,可以先去抢占靠前的位置。年轻人和中小学生大多一人一车,一路欢笑你追我赶;有家小的男人则像杂技团的车技演员,大一点的孩子坐在大梁上,妻子抱着小的侧身坐在后座上,后轮的另一边还绑着凳子,得意洋洋蹬着超负荷的车子前进。稍后,就有轮胎拖拉机拉着挤满人的一节或两节拖斗威风地驶过,这是远处连队的人赶到了。银幕挂在空旷的场子中央,正反两面都有同样多的人在观看,坐着的,站着的,再后边的就站着凳子上、拖车上、甚至自行车后座上。
夏天和冬天看电影,各有情趣。夏天,天黑得晚亮得早,11点开始放映,效果还不好,到两部片子放完(因难得放一次电影,一般一次都要放两部影片),东边天空已露出晨曦,夏天又正是农忙季节,人们看完电影高高兴兴就下地干活去了。冬天,人们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雪地里看电影,呼出的热气在帽檐上、头发上结成白白的霜花。脚冻得发痛了,就跺一跺,有时许多人会跺出整齐的有节奏的踏步声。一次看《地道战》,中途下雪了,从放映机的光柱里看去,大片雪花飘舞的姿态,特别轻盈优美,人们头上、肩膀上积雪盈寸,放映员继续放,观众照样看,没一个人大惊小怪中途退场。从此我知道,下雪而无风的夜晚,相对而言还要暖和一些。
我印象中最轰动的一次看电影,是粉碎四人帮不久,重映六龄童主演的绍剧艺术片《三打白骨精》,那是我们那里文革后上映的第一部古装戏曲片。多少年没看过古装戏曲表演了啊,片中又有不少特技镜头,年纪大的犹如故人重逢,年纪轻的则充满了新奇感,人们兴致勃勃地跟着放映队从团部走向连队,从一个连队走向另一个连队,据说最多的看了十几场,我自己则确确实实看了四场。连队之间一般相距几公里、十几公里不等,最远的有几十公里,我骑车技术不高,晚间看电影都是步行,太远的只好放弃了。每次看完电影,心都久久沉浸在剧情中,清凉的晚风吹着,迈步特别轻捷。我想,这一部古装戏曲片的上映,或者预示着文化领域坚冰将要解冻。
现在电影似乎不够景气,我也多年没看过电影了。这里面原因很多,比如影片自身的问题,但有一点值得高兴,那就是艺术种类多了,人们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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