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具的文化意义

　　“欧美人士之重视紫檀，较吾国尤甚，以为紫檀绝无大料，仅可为小巧器物。拿破仑墓前，有五寸长紫檀棺椁模型，参观者无不惊慕。及至西洋人来北京后，见有种种大式器物，始知紫檀之精华尽聚于北京，遂多方收买运送回国。现在欧美之紫檀器物，缘由北京运去者。”

　　

　　反映在大量传世的明式家具上，凡是与人体接触的部位、杆件、构件、线角、铜什件等，都做得含蓄、圆润，而不是锐棱劲起、锋芒毕露。这样，看上去悦目和富于情趣，触及时感到柔婉滑润，心情自然也舒展轻快。

　　明清家具，不仅是一种物质，更蕴含着一种精神。因此，明末清初的黄花梨、清代的紫檀家具固然值得收藏，但清代的鸡翅、酸枝以及铁力木家具，清中期之前的榉木、楠木家具，乾隆之后的黄花梨、紫檀家具，只要是美的，同样值得收藏。

　　

　　明式家具造型的简约、雕刻的简素、意蕴的悠长能够让人心境安逸，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明式家具如今的地位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其简约的造型与西方现代包豪斯设计为先导的现代主义风潮非常吻合，西方设计界认为其对西方设计有启蒙价值，甚至认为明式家具是极简主义思潮的鼻祖，所以对明式家具推崇备至，西方藏家和博物馆开始大量收藏明式家具。因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处于边缘和弱势，所以凡是主流文化追捧的事物和观点，中国的学界、收藏界、知识界都会跟风，因此也造就了明式家具如今的地位。

　　

　　从历史情况看，明式家具自明代诞生后，其特有的文化气息和艺术风格备受当时士大夫文人阶 层的提倡和青睐，故有关家具内容的笔记，自明代后期始激增，如屠隆的《考粱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注》、戈汕的《蝶几图》、李渔的《闲情偶寄》、王士性的《广志绎》以及王圻的《三才图会》等。但遗憾的是这些著述所述及的内容大多是文人与家具的关系，从意趣或欣赏的角度作经验总结，并没有理论上的研究或文化艺术上的探讨。即便是万历增编本《鲁班经·匠家镜》这种专 业性很强的书籍，也只是记录当时家具制作的规矩法度，如同“木工手册”。中国历史上把古典家具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前半叶。其间不乏外籍人士参与，如1926年莫里斯·杜邦的《中国家具》;1929年威廉·斯洛曼的《万神庙》。影响最 大的著述要算德人古斯塔夫·艾克1944年出版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他在绪论中己开始对中国传统家具的造型和结构进行探索，其内容涉及到明清时代硬木家具的工艺、配件、装饰和年代鉴定。对于国人来说，杨耀先生则开其先河，他在1942年《北京大学论文集》发表的《明代室内装饰和家具》的论述中，最 先阐述了“明式家具之式样与做法”，这显然对“明式家具”学术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继杨耀之后，王世襄先生为集大成者，他于20世纪40年代始潜心于家具研究，积数十年之辛劳集明式家具珍品达七十九件，并于1985年和1989年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和《研究》两集，从而奠定了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一门学科而必须具备的理论和物质基础。

　　中国古典家具的发展，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传说中有神农氏发明床，少吴始作箦床，吕望作榻等等。这些只是我们从书籍中得到的资料，看不到器物的原型。但是，我们从出土的家具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艺术高超、精美绝伦的家具精品。然而，由于每一时期出土家具的品种较为单一，或者在制作的材料上多为柴木，不能像明清时期有品种众多的硬木家具精品，所以说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家具的发展才达到了顶峰。这是大多数古典家具研究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