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家和一个诗人关于艺术的辩论
一个画家和一个诗人关于艺术的辩论
——民国时期中国学习西方艺术的路线之争
绘画，该选择写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这是个问题。
一个画家，徐悲鸿。
一个诗人，徐志摩。
1929年，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
1929年，在欧洲，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派、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早已崛起，写实主义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民国时期，中国的西画也正沿着欧洲这条道路，快速推进。一大批艺术青年，充满激情，全面拥抱现代主义。这里面有：
林风眠、潘玉良，在法国，接受表现主义、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理念。
陈抱一、关良，在日本，深受塞尚、马蒂斯、弗拉芒克等的影响。
庞薰琹、倪贻德，分别从巴黎和日本回来，组织“决澜社”，全面接受欧洲现代主义思潮。
还有刘海粟，在国内办起上海美专，猛攻印象主义。
但是，在这些艺术青年中，有一个在巴黎学习欧洲学院派艺术的人，仍然信奉“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坚持主张写实主义才是西画的正宗。这个人就是：徐悲鸿。
在这帮充满激情的艺术青年的奋斗下，1920年代中国的艺术事业非常繁荣。于是，1929年初，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并成立了一个展览会总务，由徐悲鸿、王一亭、李毅土、林风眠、刘海粟、江小鹣、徐志摩7人担任常务委员。展览主办方还办了一份名为《美展》的杂志，由徐志摩、陈小蝶、杨清磬等人任编辑，专门对此次美展进行宣传。
l929年4月10日，“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在上海如期举办。
这次展览，艺术家们非常踊跃，展品有2000多件。虽然参展作品以国画为主，有1300多件，但是最刺激人眼球、最震撼人心灵的，却是其中的354件西画作品。
这354件西画作品，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包括浪漫画派、印象派、后印象派、未来派、表现主义等）作品各占半壁江山。但是王济远、司徒乔、丁衍庸、林风眠、朱屺瞻、潘玉良、张弦、吴大羽等人的现代主义作品，出尽了风头，最受观众瞩目。
看到这样的局面……
诗人徐志摩很兴奋，如此规模的展览，简直就是一大创举，他在《美展弁言》中充满信心写下：“我们留心看着吧，从一时代的文艺创作得来的消息是不能错误的。”
画家徐悲鸿很愤怒，看到现代主义蔚为潮流，写实主义大有被取代之势。为了表达愤怒，徐悲鸿拒绝将自己的作品送到这次展览上展出。
于是，时任《新月》月刊主编的徐志摩和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因这次全国美展站在了不同立场。于是，两人之间关于“西方艺术，该选择写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的辩论拉开了帷幕。
徐悲鸿主张写实主义，率先发言：
（见1929年4月《美展》第5期上《惑》一文）
中国举办破天荒的全国美术展览会，是一件大喜事，值得称贺。要是展览上没有塞尚（Cezanne）、马蒂斯（Matisse）、博纳尔（Bonnard）等现代派的无耻之作，那就更值得称贺了。因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因此学习西方艺术，当以写实主义为主。
论点一：现代主义绘画是艺术上的倒退
艺术要不断追求进步、健全，要“参造化之奇，探人生之究竟”这样才能达到安慰人的目的。法国艺术就已经实现了这样的健全，像普吕东的高妙，安格尔的华贵，德拉克洛瓦的壮丽，毕于维史（Puvis de Chavanne）的伟大，薄奈（Bonnat）、爱耐（Henner）之坚卓敏锐，干连（Carriere）之飘渺虚和，达仰（Dagnan Bouveret）的精微幽深，谷洛（Corot）之逸韵……，就不用多举例了。而法国现代派画家马奈、雷诺阿、塞尚、马蒂斯则不过分别是“庸”“俗”“浮”“劣”的代表，好比身体上藏着的粪汁、污垢，这简直就是要回到原始时代生活。这些现代派画家，不过是因为生存竞争激烈，无法达到高妙精微的地步，以一种哗众取宠的方式吸引观众注意，这不是艺术的进步，而现在一些人竟然要去学习这样的绘画，简直就是糊涂、可笑。
论点二：现代派画家的目的就是赚钱
西方现代派画家，一开始作画就带着商业上的考虑，为了吸引那些俗人庸众的购买，在色彩、形式上追求时髦，而且为了多卖画，那些画家已经毫无道德底线，根本不考虑绘画的“卓绝独造”，一个小时居然可以画两幅。同时一帮卖画商人为其摇旗呐喊，使他们成名，“震撼一时”，而我们有些“黄面人”，受到蛊惑与欺骗，把他们当作不可一世的大师。我国政府还拟从税收中抽出一千万元，成立一美术馆，以三五千元一幅买入塞尚、马蒂斯的绘画。要真是这样的话，还不如买吗啡、海洛因呢，我徐悲鸿也只好避开这庸俗的世界去隐居了，实在不愿见到这种卑鄙昏聩黑暗堕落的行为。
论点三：写实主义精神本是中国艺术传统
我们中国传统绘画中，本来就有极为高妙的写实主义，五代宋朝的徐熙、黄筌、易元吉、钱舜举都是写实主义大师，只是这种写实主义精神自宋代后就逐渐衰落式微了，实在是一种遗憾。现在我们必须继承中国传统写实主义大师的精神，使我国艺术“趋向光明正大之途”，这样也不会受鼓吹现代派绘画的狡诈商人的欺骗了。
徐志摩主张现代主义。针对徐悲鸿的论点，发言：
（见1929年4月《美展》第5期上《我也“惑”——与徐悲鸿先生书》一文）
从悲鸿兄的观点看，确实是一个现在世上不多见、热情的古道人。在人事上或在绘事上的气节与风格上，都不轻阿附，而且坚强地抱守着独有的美与德的准绳，你爱，你就热热地爱；你恨，你也热热地恨。崇拜时你纳头，愤慨时你破口。这，无论如何，在现代都是值得赞美的。但对于悲鸿兄的这么排斥现代主义，我只能表示“我也惑”。
论点一：艺术评价不能与道德纠缠
论人事人们心目中有是与非，直与枉，乃至善与恶的分别观念。但是艺术是独立的，不能因为艺术观点的不同，而牵扯到对人的攻击，所以悲鸿兄对塞尚、马蒂斯的谩骂似乎过于言重,就好比罗斯金骂惠勒斯是一个“故意的骗子”，骂他是一个“俗物，无耻，纨绔”，这已经超出艺术观念的争论了，不过是体现了罗斯金年老昏瞀与固执，最后只留下一个笑柄，完全是无意义的。
论点二：艺术评价要看其是否有创造性
艺术品评看重的是作品里表现的意趣与志向。当然技巧有它的地位,知识也有它的用处,但单凭任何高深的技巧与知识,是不能造出你我都认可的纯艺术作品。就好比一个资质中等的学生，他从学校里的老师们那里学到一些绘画的手法，而且严格地遵守着前辈的法式，在趣味上无所发明，在技术上也不敢独异，虽然他在艺术上是真诚的，但我们也不能对他的真诚发生兴趣。
悲鸿兄说，塞尚、马蒂斯画画，一小时可以画两三幅，就是为了赚钱。就好比罗斯金批评惠斯勒，说他“拿一盘画油泼上公众的脸，讨价二百个金几尼”，其实罗斯金根本没有体会到惠斯勒在艺术上的创造性，王尔德曾经说过“在惠斯勒的画作出现之后，伦敦才开始有雾”，这就是杰出的艺术作品能够让平凡的事物散发出高度的魅力。其实像塞尚、凡·高等都不是为了金钱而作画的人，塞尚为了纯粹的艺术，足足画了五十几年的画,终生不做别的事。凡·高穷困的时候，平均每天画三幅画，但一幅画平均也就换得一个法郎，仅够一天的面包、咖啡喝板烟。但是像凡·高的梨，塞尚的苹果，它们表现出来的生命与气魄，是可以和科勒乔的圣母、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相比的。
所以我们评价艺术作品，不该因为一张画或一尊像技术的外相的粗糙或生硬而忽略它所表现的生命与气魄。
论点三：现代派艺术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从现在的形势看，最受传颂、也是最合口味的，碰巧是所谓的后印象派，塞尚在现代画上正如罗丹在雕塑上的影响,早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所以塞尚、马蒂斯的画风被中国画家所效仿,“那是个必然的倾向,固无可喜悦,抱憾却亦无须。”
助辩团：
徐悲鸿一方，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李毅士发言：
（见1929年《美展》第8期上《我不惑》一文）
悲鸿与志摩关于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论，双方都“惑”，那我来说几句不惑的话吧。悲鸿先生的态度，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是主观的态度。志摩先生的言论，是评论家的口气。所以双方的话，讲不拢来。
对于塞尚、马蒂斯这些现代派画家的作品，我研究了廿多年的洋画，实在还有点不懂。假若要我的儿子学他们的画风，我要把他重重地打一顿，禁止他学他们。因为我对我的儿子负有指示的责任。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艺术不仅仅是艺术家个性的体现，还担负有社会责任。
倘如一件艺术品，社会上没有人了解。不管它如何的有价值，在那一个时代中便是“乡下人毛厕”一般的东西。所以艺术家的责任，最主要的就是他在社会上的责任。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都是十二分诚实的天性流露，但是他们不适合中国现在的状况。因为现在中国人心思乱了二十多年，需要艺术家应用艺术的力量，调剂他们的思想，安慰他们的精神。而塞尚、马蒂斯一类的作品，若在中国盛行，只会成为艺术家们换取名利的捷径，那欧洲几百年来的文明，希腊罗马的古风，在中国就再也没有什么地位了，最后只会冲动了中国的社会，祸患不浅！
徐志摩一方，助辩团无人发言。
结辩：
徐悲鸿结辩：
（见《美展》增刊，《惑之不解(续)》一文）
针对志摩兄的发言，我在结辩中说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艺术的创造性，艺术创作，首重形，色次之。而志摩兄所说的现代派艺术，形在哪里？形既不存，何云乎艺。
第二，志摩兄说，我批评塞尚、马蒂斯过于言重，但塞尚、博纳尔这些人的作品，就是投机之作，与达芬奇如何能比。
第三，志摩兄说，一个资质中等的学生，即使对待艺术很真诚，也无法对其艺术发生兴趣。那如果他抛弃真诚，转换为现代派的狂妄，就能增加对他的兴趣了？创造力不是人人都具备的，但我们追求艺术，要以独立自期，而不能去拾那些现代派之牙慧，否则有何用处。
第四，志摩兄说，现代派代表了新兴潮流，这就是“喜新异好变动”，这就好比口味的变化，今日喜食燕窝鱼翅，明日可能觉得青菜豆腐汤，能成大好美味，其味胜燕翅。三天过后，可能又变过来了。所以创作艺术，最重要的是“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不必先有什么主义，横亘胸中，使为目障”。
最后，我对美术的主张就是：为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徐志摩结辩：
《美展》出版十期后，因经费问题停刊。徐志摩本来写了六七千字的结辩长文，因为刊物不再继续出版没能刊发，这篇文章也没有得以保存。而更令人遗憾的是,1931年,徐志摩乘飞机由南京飞往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而不幸遇难,所以我们永无机会知悉徐志摩在结辩陈词中为“现代艺术”做了什么辩护。
这场辩论到底孰胜孰负呢，没有结论。就像杨清磬在《美展》杂志上的《“惑”后小言》中说，“二徐之辩”，犹如“冷火中爆出个热栗子来”，予艺人以不少兴奋。
不过，1937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展上，展出的215件西画作品中，写实主义作品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现代派绘画不到百分之二十。
再后来呢？徐悲鸿当上了中央美院院长。
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艺术界的再次蓬勃兴起，则要等到50多年后的1980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