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自贡商人
设想一个场景：某天，你被分派进一个随机的穿越系统里，来到了几百年前的自贡，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系统派给你的任务——建一个全国最大的盐场。如果对当地环境做过勘察的话，你会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盐场的主要功能是产盐。把盐生产出来，共分两步：第一步，获取含盐量很高的盐水；第二步，把盐水中的水蒸发掉，只留下盐。这两个步骤，在江淮地区很简单——晒海水就行，但是在自贡却成了难题。
首先，自贡在内陆，盐全部溶解在地下水里；海水什么的，见都没见过。而且，四川本就气候湿润，加上还是盆地，水汽聚集。一盆水摆出去，过一天变两盆，永远也晒不干。那怎么办呢？
自贡人民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地面凿井，把含盐量很高的地下水——也就是卤水——打起来，放到锅里煮，水分煮干后就留下了盐。后来，人们把用这种方式生产的盐叫作“井盐”。
中国的地理分布上，东部出海盐、中部出井盐、西部出湖盐，因盐而兴的城镇贯穿东西南北，如西藏的盐井县、新疆的盐湖镇、四川的盐源县等。江苏的盐城、四川的自贡、山西的运城自古就有盐都、盐池、盐城之称，而这三座城市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的代表。
听起来挺容易的，但操作起来其实非常复杂。
先说凿井，凿井选址是需要撞运气的。有时候人们在一个山头凿井，凿得到处都是井眼儿，也不一定能凿出有卤水的井来。
这个问题对于自贡人民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千古难题”——花了一千多年才解决。从东汉时期到清代，自贡历代盐工先后钻了13000多口井，把地面凿了个遍。在反复试错之后，他们发现，有两个地方特别适合凿井——
明朝嘉靖年间，釜溪河边有一口自然流出卤水的盐泉，后开凿成盐井名叫自流井。北周武帝时，釜溪河支流旭水河畔有口盐井叫大公井，因盐质特好，成为向朝廷进贡的盐，因此叫贡井。这两口井，井里打出来的卤水咸度很高。“自贡”这个后来诞生的地名，正是自流井和贡井的合称。
好，选址的大方位确定了，下一步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凿井。要获取更高咸度的卤水，就要不断朝着井的更深处凿去。到了清代道光十五年，也就是1835年的时候，人们竟然凿出了一口深度为1001米的深井。这放在当时，可是相当了不起的。做个对比，在那10年之后，美国人的钻井最高纪录，也只有五百多米。
当时，从自贡的这口“千米深井”里，喷涌出了大量的黑色卤水，这放在自贡商人眼里，就是黑色黄金啊。因为，黑卤是卤水里“盐值”最高的一种。同样一口锅，用黑卤煮盐，产盐量比一般卤水要高得多。
卤水开采上来了，接下来是煮盐。从前，自贡煮盐的燃料用的是柴火和煤炭。但是木柴收集起来费时费力，煤炭也需要从外地运进来。这样一来，煮盐的效率就很低下。
怎么办呢？好在，自贡商人在凿井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自流井地区的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天然气可比柴火煤炭好太多了。你只需要凿一口气井，就会有24小时源源不断的天然气涌上来，根本不需要人管，也不会产生废料。这下，产盐效率自然就大大提高了。
好，上面咱们说的是，自贡商人是如何攻克井盐生产的技术难题的。不过，更大的难题在后面，就是资金问题。
19世纪中叶，开凿一口井的成本通常高达10000两白银，相当于当时250位县令一年的俸禄总和。况且，许多井的开凿成本远高于这个数字。
另外，凿一口井花费的时间，通常是四、五年或者十几年，有的井凿了数十年才凿到卤水，凿井人都换了好几个。凿井尚且花费如此大的财力、人力，就更别提后面更加复杂的工序了，几乎没有家庭能够独立承担打井的费用。
要是在现代，我们创业时如果缺钱，可能会想到向银行借款。然而在那个年代，国家的金融机构资金规模非常有限，只能提供短期贷款。打井是一个需要长期大量投资的工程，金融机构没有能力承担。
不过，自贡商人并没有被这个问题难倒。他们是怎样筹集资本的呢？
首先，凿井需要选好地理位置，动工之前要找到一处预判卤水含量高的土地，并向所有者租下这片地，这意味着土地将从用于农业耕作转向用于采掘业。比如，租金跟农田租赁一样，可以通过支付实物来偿还，这里的实物就是盐。
地主往往希望在早期就能获得大笔的利润分红，一旦觉得盐井开凿过慢，就可能会提出撤回土地。为了让盐井不受地主影响，能够继续开采下去，自贡商人们在许多契约中约定，刚开始向地主支付一笔押金，而之后的租金一定要等到盐井开采成功才支付。在开采过程中不允许地主对盐井的开采指手画脚，井基的租期是直到“井老水枯”。也就是说，直到盐井资源完全采完，土地才会重新回到地主手里。于是，土地和地主逐渐分离，这也为后来自贡转型成工业城市奠定基础。
除了土地，凿井、煮盐以及搭建设施设备都需要找有相关技术的人。于是，自贡商人便开始慢慢联合起拥有土地、资金、技术的人，在契约中约定三方共同享有盐井的分成，这便是早起自贡的凿井合伙制，此时地主、技术人员、投资者之间就不再是单向的租赁关系或雇佣关系，而是合伙关系。
到后期，这种合伙制契约甚至还用到了股份的概念。比如把开一个盐井的工程分成30股，那么地主分得7.5股，投资者得22.5股。如果后来土地和资本对开发盐井的作用发生变化，他们所占的股份也会随之变化。
这种复杂的商业合伙制将亲属的、非亲属的，本地的和外来的资本都聚拢在一起，这种跟早期近代工业企业相近的特点，让自贡不借助金融机构，也完成了工业化的初始投资。
然而盐井的开凿是需要长期大量投资，很难有投资者能够从始至终地负担盐井的投入。有时挖到一半的井不得不作废，那么，怎样确保后续也有资金能够源源不断地注入开发呢？
当最初的开发商人没办法继续投资时，他们会把资产转让给新的合伙人。这个过程叫上下节转让，它有点儿像接力赛跑，前一个人如果跑得没力气了，就把原来持有的股份传给下一个人。这样一来，哪怕盐井在开发的中途遇到了资金困难，也能保证一直挖到底。
这种上下节转让制度还是源于中国发达的契约文化。协议各方通过正式的裁定或者非正式的习惯来进行约束和规范，支撑着中国20世纪之前罕见的大规模资本投资。
自贡商人的盐业企业逐渐庞大，规模从一两口井逐渐变成了大盐场。19世纪80年代，四川总督丁宝桢估计，至少有100万人在盐场的井、灶工作，另外有数十万人作为船工运输食盐，还吸引了许许多多来自陕西、山西、广东、福建等地的外地商人。
1888年前后，美国学者弗吉尔·哈特也来到了自贡，并写下了《自流井考察记》，根据他的实地调查统计，估算出当时自流井、贡井两地盐场年产值约为4940万美元，这在19世纪末工业刚刚起步的中国，可真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井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往往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投资。于是自贡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些富裕的家族。在创建商业组织时，自贡商人充分利用了特有的家族文化，将一个姓氏里的人团结起来，形成高效运作的商业组织。比较有名的就是盐商里的四大家族，他们分别是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颜馨桂堂。清朝四川有句流行的俗语是：“你不姓王、不姓李，老子就不怕你。”道出了人们对盐商中德高望重者的敬畏。
四大家族内部如何分权呢？你可以把家族看作一个大公司。家族里一般有一个灵魂人物，他就是公司的一把手。公司里重要的职位，全都由家族成员担任。家族的结构比较简单，一个管盐业财产的部门，你可以理解为公司的核心业务部门。一个管农业财产的部门，其实就是衍生业务部门。还有一个是跟外面打交道的部门，也就是公关部门。公司一把手会管核心业务，一把手的儿子或者女婿会负责其他部门。
为了让这个公司更有凝聚力，家族还有一些规矩和仪式。比如，有的家族规定永不分家，财产永远归集体所有，这让后续企业赚到的钱能够继续投入集体事业，也就是盐井的开凿，而不是为个人贪污。有的家族建了大祠堂，在祠堂竖一个大石碑，石碑上刻着族规。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提醒后代要对家族忠诚。
自贡大盐商王和甫雇用人员的第一关，便是令人当场写字，以别优劣。王和甫的企业“仲兴祥”所聘管理人员，大都字迹工整清秀，且熟读经史子集，尤其是后来的总掌柜罗华垓。罗恪尽职守，在王和甫去逝后，妥善解决了仲兴祥的债务纠纷，保全了王氏家族的大部分产业。
王和甫知人善任，厚待下属。对其员工的学识能力，了若指掌，故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他在执掌仲兴祥期间，每月初二、十七两日，都要约集众掌柜及邱二们吃饭，酒菜甚丰，有时逾百人，亦逐一招呼。
非常感谢曾小萍教授的《自贡商人》，侯彦冰老师深度解读。
曾小萍教授的这本书的新意在于——它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先前的一些固有观念，比如，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及企业家，可以不是是由官方主导的洋务运动而催生的，他们也未必要出现在受到西方经济势力头一波冲击和渗透的东部沿海城市，任何产业，规模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克服重重条件限制，促进技术、金融、管理的创新。
从这方面来说，自贡商人的故事，对当代企业家来说极具参考价值，对身处商业世界的我们来说，同样具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