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林昌：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
江林昌：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
西方文明起源时，农村与城市之间都是各自独立而分离的。而在中国古代，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在文明社会里依然延续下来了。虽然也出现了城市，但城内的氏族贵族阶层与城外农村里的氏族平民，属于同宗同族同血缘，因此城市与农村是不可分离的，统一在血缘管理共同体之中。此其一。
西方文明起源后，原始氏族社会的公共土地被分成小块归个体家庭所有，手工业、商贸业也都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土地以及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都作为商品可以自由交换买卖。而中华文明起源后，土地仍然公有，手工业、畜牧业仍然附属于农业，所有的产品在同一血缘的氏族部落酋长贵族阶层领导下，按等级分配。此其二。
西方文明起源后，青铜器被用于生产工具，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文字则服务于商贸产品交流记账及私产记录。而中华文明起源后，因农耕生产需要而祭祀天地神灵，因血缘管理需要而祭祀祖先神灵，原始巫术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发展升格为原始宗教，神灵观念进一步强化，通神手段集中到氏族贵族手中。因宗教祭祀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玉器、青铜器、文字均没有被制作成生产工具或服务于产品交流，而是成为巫术通神的法器媒介，是神权、族权、军权的象征，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具有神圣性。此其三。
以上三方面说明，随着农耕生产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起源了，但原始氏族社会的诸多因素并没有因文明的出现而瓦解，反而延续下来，并获得更具体更系统的发展。因此，张光直先生称中华文明起源表现为“连续性”型态，而与西方文明起源的“破裂性”型态相区别。侯外庐先生则称中华文明起源走的是“维新”路径，与西方的“革新”路径相区别。
大量考古材料及相关研究表明，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前即已开始出现。而这种中华文明起源过程持续了1000多年，相当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五帝时代。到了夏商西周时期，中华古文明则表现为早期发展阶段。到春秋战国时期，早期文明出现转型。秦汉以后，中华文明则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这样的发展过程也是与西方文明不一样的，因而其内涵特征也有诸多不同。
这些不同有许多具体表现。例如，从社会形态考察，虽然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阶段也有奴隶制现象，成熟文明发展阶段也有封建制现象，但中国的奴隶制、封建制与西欧的奴隶制、封建制在外延与内涵上有许多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又表现出与其他文明形态内涵的不同。
欧洲的封建社会表现为封建领主经济制度上的各自独立的庄园经济。各庄园之间彼此隔离，没有联系的纽带。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欧洲才打破了这些彼此封闭的状态。而中国的情况并非这样。秦汉以后的成熟文明虽然也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封建经济，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以地主经济为基础、中央集权为形式。地主经济保证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多余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成为商品交换的基础，而全国范围内的中央集权制又使得这些不同地域间的联系交换成为可能。因此，秦汉以后中国已经出现了中央集权领导下的长城以内的共同地域、共同官方语言，以及共同的农耕经济。到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建议下，中央集权政府独尊儒术，从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所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才形成的，而是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了。如果说，世界上其他地区只能有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而不可能有封建主义的民族；那么，在中国，却有封建时代的民族。在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成熟文明发展阶段一直绵延壮大，并转化创新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
上述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特征，还出现在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中。这是因为，这些地区有来自亚洲东部的远古文化基因。
地球气象学研究表明，在距今2万至1万年间，由于受大理冰期影响，海水下降，环太平洋周边的大陆大多相连接。如今东北亚与北美洲的白令海峡在那时也是陆地通道。人类学、古生物学、植物学、考古学等研究表明，在1万年以前，美洲西部、西南部曾森林茂密、草原茫茫，大野牛、大象、麋鹿、骆驼、猛犸，还有像狮子一样大的猫等多种动物生活其间。但由于亚洲东部正当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口增长期，为缓解人口压力，亚洲东部大批狩猎氏族从东北亚经白令海峡陆地通道来到美洲。
人类学家总称这些从亚洲大陆东部来到美洲的移民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到美洲后，先过着狩猎生活，后来定居下来发明农业。再后来印第安人的不同分支创造了中美洲的奥尔迈克文明、玛雅文明、特奥蒂瓦坎文明，以及南美洲秘鲁境内的印加文明。
众所周知，中国远古农耕文化盛行原始巫术，文明起源后又在原始巫术基础上发展出原始宗教。同样，东北亚先民中也一直盛行萨满巫教，玛雅古文明也盛行萨满巫教。玛雅文明的文字也不像西方文明那样用于商业贸易，而是如同中国古代用于宗教祭祀。印加古文明也与中国古文明一样，崇拜太阳神，并像古代中国一样，天体神灵分成不同的层级，所谓“神子诸系”，以对应人间社会的等级分层，从而构成政教合一的文明特征。
归纳总结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规律，不仅有利于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理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还有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的代表性。这个代表性的意义在于它体现出世界古文明的中国模式，对于人们深刻认识历史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