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两位老师

我的两位老师

我十六岁初中毕业，为了尽快减轻家庭负担，考进了威宁师范。在威宁师范，有两个老师让我无法忘记，一个是陈绍炎老师，一个是陈卫红老师。自从毕业二十多年以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

威宁离老家数百里之遥，那时没有手机，就连座机电话，也只有离家几十里以外的镇上才有，而且只有一部。我与家里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最奢侈的，就是花一块钱一个字的高价，去邮局发封电报。我这一生中，发电报的次数，有且只有一回。那是一九八九年的冬天，我读师范的第一个学期，因为生病没钱上医院，原本以为拖一拖就会好的，谁知越拖越严重，直到我觉得如果再拖就真的不行了的时候，我才终于决定向家里发封电报。但是我没有钱发电报，心里既纠结，又着急。

几经考虑，我决定向《文选》老师陈卫红借。那天上完他的《文选》课，我跟在他身后走出教室，一直走了很远的一段距离，但横竖开不了口。等他发现我跟在他身后，便回过头来问我有什么事，我结结巴巴地低声说：“老师，我想跟你借点钱。”他扶了一下那副满是圈圈的大眼镜说：“你要借多少？”我迟疑了一下说：“10块”。他也不问我借钱干什么用，很快从荷包里掏出两张十元的钱递给了我，那是两张大团结，我说了声谢谢老师，便立即向邮局奔去。我想了很久很久，最终把我之前拟定的电报内容从十九个字缩减到十二个字。现在回想起来，那才叫真正的惜字如金呢。那时，宿舍门前的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凡是有信件或者汇款单的学生，名字都会出现在小黑板上。自从电报发出去之后，每次路过，我都会特别留意这块小黑板上的内容。一个多星期后，我终于看到小黑板上有了我的名字，从收发室的老阿姨手里接过汇款单，当看到上面写着“伍拾元”的时候，我激动得差点淌出眼泪。我把钱取出来，去医院看过医生，买了药，居然还剩二十九元钱。我留下九元，其余二十元准备还陈老师，可我无论怎么说，陈老师硬是不让我还，没有办法，我只好把钱又重新揣进荷包。有一回，我去向陈老师借书看，还书过后才告诉他我把钱夹在书里了，这次我只是看到他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在小黑板上看到了我的名字，这次是信件，不是汇款单。信是父亲托人写来的，大 意是叫我省着用钱，说这次给我寄来的五十块钱，是卖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儿得来的，原本是打算多喂点时间多卖点钱，为我下个学期的学费路费作准备，父亲说这回要重新想办法了。为了节约电报的费用，我没有说我生病的事情，我知道父亲一定是误会了我。虽然我读书时从不乱用一分钱，可是我却为父亲在信中所说的话感到无比的内疚。从那以后，在剩下的几年中，我再也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我尽量节约学校发给我的饭菜票，将平时的早餐从两个馒头改成一个，每次打饭从四两改成三两，每餐三毛钱的菜改成两毛，每个月下来，我居然都要节约出差不多十元钱。

陈卫红老师原本是县党校的老师，是因为我们学校师资不够，学校聘请他来上我们的《文选》课。身材微胖，长着满脸的络腮胡，但是修剪得极为工整。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唬人”，内心却是极为柔软温和的。他写诗歌、写散文，作品里充满了我所熟悉的、只有故乡的泥土才有的那种朴素而芬芳的味道。他鼓励我们要多读书，尤其是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他有很多书，于是我便常常去借来读。在不断的借书与还书中，我们之间的来往渐渐频繁起来。只可惜，他上了我们半个学期的课之后，就没有再来了。

陈绍炎老师那时已经快60岁了，是师范学校的常务副校长，不但要管学校的一切教学业务，还要兼任我们的古代汉语教学。他满头银发、性情和蔼，教学严谨而又耐心，工作之余，笔耕不辍。我常常看见他坐在宿舍门口，有时在读书，有时在奋笔疾书，他的身影，几乎成了师范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绍炎老师曾多次对我们说，不要小看了师范两个字，来师范学校学习，一是要丰富自己的学识，二是要提升自己的品德。要我们牢牢记住“学深为师，德高为范”这句话，只有这样，才能担得起山村教育的担子。他说：“师范生毕业后都要当老师的，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善为师者，既美其言，又慎其行。”

一九九零年春天，毕节地区师范学校运动会在我们学校举办。陈绍炎老师让我将运动会每天的比赛情况写成消息，在油印的校报上发表，并且运动会期间我每天都能和运动员一起享受学校提供的免费用餐。其实那时我对写消息并不感兴趣，主要是冲着能免费吃饭去的。没想到的是，我那几天写的每一条稿子，通过陈绍炎老师的修改，不但发在了校报上，还都被他推荐给威宁县广播电台采用了，并且每条稿子采用过后都有三元钱的稿费，那段时间，我亲自记得我总共得了三十九元稿费，基本上够我一个半月的生活费，这让我感到格外的惊喜。

后来，我经常写点校园新闻、社会新闻之类的小稿子，每次都抄得工工整整的拿去请绍炎老师修改，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习之余，我逐渐喜欢写点小文章，并且邀约了一帮与我有共同爱好的师兄师弟，一起着手创办《荒原》校刊，我们请绍炎老师来做我们的顾问，他告诉我的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他说：“作文先作人，因为血管里流出的永远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永远是水，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什么样的文。”

一九九三年夏天，威宁师范的校园里，开着火红火红的凤凰花，教室门前的两棵高大的柳树，比往年绿得更加苍翠。我们就要毕业了，所有的同学都忙着分别前的谈心、互相留言，开始逃课甚至彻夜不归，在外面使劲地疯。我办完最后一期《荒原》校刊，在校园里的黑板报上写完一篇题目叫做《草海，我愿做你水里的一棵小草》以示告别。那些青涩的文字，有点淡淡的伤感。然后，我怀着同样伤感的思绪，去了陈卫红老师在威宁党校的家，他送了我一套六十年代出版的《鲁迅杂文集》作为纪念。陈绍炎老师和我在校园里照了相，并送了我一个笔记本，本子上用毛笔题了一首他创作的七言绝句：出井始觉天地宽，下水方知游泳难。博观约取竭吾才，规行矩步愧邯郸。诗的后面写着：录旧作一首与珍艺共勉——陈绍炎，并加盖了他那枚叫做“贾琳”的笔名印章。

二零零三年农历三月，那时我在中坝小学教书。那一年天气出奇的干旱，老天不下雨，还整天呼呼刮着干风，水缺得厉害。有一天夜里，我去守水，出门时忘记了吹灭蜡烛，也忘记了关门，风将燃着的蜡烛吹倒在书桌上，等我挑水回来，只见窗户里浓烟滚滚，屋里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包括那套《鲁迅杂文集》、绍炎老师赠我的笔记本和我们的合影。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一直为此事感到非常的遗憾。现在我想，那场火虽然烧毁了那些珍贵的赠与，可却烧不毁我心里对两位老师那份真挚的感激和回忆。

作者简介

张珍艺，穿青人，散文爱好者。有作品见《高原》、《泸州作家》、《散文选刊》、《丹山》、毕节日报、贵州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