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儿胡同，藏着琉璃厂烧炭存炭的秘密
炭儿胡同
白驹过隙，转眼下周就到冬至，要开始数九了。
越来越冷的天气让我想起小时候烧煤的日子，尤其是七八岁的时候，每年冬天屋里第一次生炉子，我必中煤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肺活量比较高？
说起生煤气炉，过去家家户户还没入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叫煤、存煤了，一存就是几百上千块，堆了满院。
一车煤球送来了，总能扫下一簸箕煤末子。赶个晴天，在家门口把煤末子和泥，摊成饼，切成小方块，就成了很多居民休息日的工作。
攥煤球
在大人们摇煤球的时候，一旁凑热闹的孩子们，也爱攥个煤球揉来揉去。虽说也能搓成圆球，但手上大多也都跟着又黑又亮了，小脸也都无一例外成了小花猫。
今天，咱们来聊聊和煤炭有关的北京胡同，一查资料可着实不算少。
比如前门外的煤市街、炭儿胡同，厂桥的东、西煤厂胡同，王府井附近的煤渣胡同，安定门附近的青炭局胡同，以及曾经作为皇家存炭厂的大红罗厂街。
话说煤和炭
古人所用的炭大多为木植专门烧制而成，呈条状或块状。
早在三千多年前，《周礼·月令》中便有“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的记载。
南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载：“十月朔，有司进炉炭，民间置酒，作暖阁试炉。”也就是说，南北朝时期每年冬月（即农历十月）便会开始使用炉和炭，相沿成习。
而到了唐代，更有白居易的《卖炭翁》，除了表明当时社会的不公，也说明了制炭的不易。
与炭不同，煤则是天然形成的矿产。
北京地区自辽代起采煤史便已开始，但最初烧得更多的还是木炭。到明中叶，京西的煤矿开采逐步发展壮大，到清中叶已经到达鼎盛时期，京城人民烧炕取暖、烧水做饭，“惟煤是赖”。
由此可见，京城有这么多的“煤”胡同、“炭”胡同，并不稀奇。
在这些胡同里，最特别的当属大红罗厂街，单看名字没有那么明显。但其实正如清宫剧中冬日取暖的银丝炭一样，“红罗”是清廷中所用一种木炭的名字，而且是“炭中极品”。
大红罗厂街
红罗炭产于易州（今河北省易县），因“用红土刷筐盛之”，故名。而大红罗厂街便是过去清廷存放红罗炭的仓库。
去年冬天，咱们详细讲过了红罗炭和红罗厂街的故事，今年打算来说说另一个名字比较特别的炭儿胡同。
炭儿胡同 原来还跟琉璃厂烧窑有关？
北京的胡同名极接地气，且无所不包，各有说道。
而在字数上，在“街”“巷”“胡同”的后缀之前，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而单字的胡同，则会在单字之后加个“儿”字。
炭儿胡同不远就还有一条茶儿胡同
比如炭儿胡同、茶儿胡同、帽儿胡同、雨儿胡同、菊儿胡同、鸦儿胡同、安儿胡同等，这样叫起来，就比炭胡同、茶胡同、帽胡同、雨胡同、菊胡同、鸦胡同、安胡同等，更为古朴亲切，又京味十足。
炭儿胡同位于前门外大栅栏，琉璃厂以东，八大胡同以北，东起扬威胡同，西至延寿街。明代称炭胡同，属正西坊。清时称炭儿胡同，沿用至今。
《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中的炭儿胡同
单看胡同名就知道，炭儿胡同和炭有着不解之缘，这还要先说说附近的琉璃厂。
琉璃厂是京城远近闻名的古玩字画装裱一条街，是文人雅士来京城必“打卡”的地方。但其实最初在辽代，这里还属于京郊，是“燕下乡之海王村”，金代为海王庄。
如今的琉璃厂 图源水印
元初营建大都城，忽必烈设窑四座，琉璃厂便是其中之一。此后在明初和清初，琉璃厂作为营建宫殿必须的工厂，也都派上了大用场。
据传当时的琉璃窑厂一带林木茂盛，烧的还是木炭，其陶土则是来自北京西山，由水路送到这里。
而当时的炭胡同，便是琉璃窑厂烧炭、存炭的地方，胡同也是因此得名。
清嘉庆时期《京城全图》中的炭儿胡同就在琉璃厂附近
清初，因为建设之需，琉璃窑厂依旧派上了大用场。但到了清中期，随着京城基建建设需求减少，以及京城附近木材的大量砍伐，琉璃窑厂逐渐衰落，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奉旨交窑户自办，相当于是从“国企”变为了“民企”。
而就在此之前的康熙十八年，京城发生大地震，慈仁寺（今报国寺）被毁，寺内书市便迁到了琉璃厂。这里地近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城里又多文人举子，会馆林立，浓厚的文人气息，使得摆摊的商贩们都看中了古书古玩的生意。
海王村内古董摊
而后随着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朝廷大力搜集民间典籍汇集京都，而负责编修工作的文人又大多是朝廷征调，也都住在外城。昔日的琉璃窑厂，化身书市，并逐渐成为旧时的“公共图书馆”。
旧书摊
除了“琉璃厂”之名，其附近曾为窑厂存炭的炭儿胡同，都成为过去琉璃窑厂存在的佐证。
炭儿胡同小学 原来还是民国总统曹锟的房产？
就在如今炭儿胡同小学的位置，过去曾是座大宅子，民国时期曾是曹锟的房产。
炭儿胡同小学
曹锟，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大名，他出生于直隶天津一个小业主之家，幼年曾入私塾，粗通文字，好习武。虽是武将，但其实曹锟颇通才艺，尤善画梅，还和齐白石是好朋友。
曹锟像
十六岁时，曹锟以卖布为生。二十岁，投淮军当兵。不久，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后，入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5年，到天津小站投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凭着他的善于投机钻营，很快博得袁世凯的欢心，成为“北洋三杰”之外的第四号人物，历任帮带、管带、统领、统制、总兵等。
此后随着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一职，曹锟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到袁世凯去世，曹锟成为直隶督军，驻守保定，是直系重要头目。
刻有曹锟头像的武装纪念币
当时直皖两派尖锐，曹锟最初两面敷衍以求自保，但他官瘾大，野心也不小，段祺瑞和徐树铮以副总统一职诱惑之下，他加入主战派，打了不少仗，却最终也没能当上副总统。
而后随着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直系大获全胜，控制了北京，徐世昌下台，黎元洪上台，就在黎元洪任期只剩几个月的时候，曹锟却已经急不可耐了，闹饷、逼宫、截车、夺印，最终赶走了黎元洪，却也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
黎元洪像
但他一意孤行，还花大价钱售卖了五百多名议员，还专门在宣武门外设立了暗察处，对议员进行监视，最终以480票“当选”总统。但这也换来了“贿选总统”的骂名。
1924年，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幽禁于中南海延庆楼，而后不得不辞去大总统之职。
1924年 曹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留影
对曹锟的评价，历来不好，但他在晚年拒绝出任日伪职务，还曾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和他许多出任汉奸政权要职的老部下相比，他的这种民族大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耿朝珍 从曹锟的茶房到古玩名家
而炭儿胡同小学这处房产，作为主人曹锟有没有来住过尚没有找到依据，不过曹锟手下一位茶房却是曾经住在这里，依靠琉璃厂古玩珠宝市场的便利，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都佩服的内行人。
据传1987年美籍华人老古董商李汝宽回国来京时还问他是否健在，还说他是古玩行中眼力最好的一位。
这位手下便是耿朝珍，他本是河北霸县人，幼年家贫，进了保定府给曹锟当下人，1920年随曹锟进了北京城，在中南海居仁堂当茶房（打杂儿的工役)，给曹锟端茶倒水。
居仁堂旧照
据说曹锟当时手下有两个人经常来琉璃厂给曹锟买古玩，耿朝珍便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名叫曹景勋。曹景勋净爱买些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跟古玩行人闲聊时说的是“海天西”没影的事儿。
而耿朝珍则是喜欢买些古铜旧玉好瓷器，爱听行家讲那些古玩的掌故轶事，没有旧听差的那些坏习气，渐渐地，他便学到了一些鉴定知识。
如今琉璃厂的古玩铺
1924年，曹锟被冯玉祥幽禁于中南海延庆楼时，他住进炭儿胡同一所曹锟买下的大宅院，开始做古玩珠宝生意。
当时的炭儿胡同东边是廊房二条，西边是琉璃厂，一步之遥的取灯胡同口还是玉石市场，运到北京的玉石原料都在此集中出售，炭儿胡同里也有很多古玩铺玉器铺和玉器作坊。
百年玉器世家济兴成，就位于炭儿胡同，图为其民国时期代表作品影像——翡翠鼎。
耿朝珍便和各家古玩铺珠宝店掌柜的打交道闲聊，逐渐地了解了鉴别各类古玩珠宝真赝的方法，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1926年，随着曹锟获释回天津寓居，耿朝珍到天津太康商场将利康金珠店倒过来开家小古玩铺，做下野军阀的古董生意，同时也跑北京上海做古玩买卖。
1931年后，他曾先后与孙公寿、孙瀛洲在上海合伙做铜器瓷器等文物生意。这三个人中，孙公寿爱交友，路子宽；孙瀛洲虽然是在北京呆不住了才来的上海，但有钱（虽然不是很多）；而耿朝珍虽然没路子也没钱，但眼力好。
当时古玩行还传出两句有趣的歇后语：“孙瀛洲去上海——因祸得福”，“耿朝珍遇孙瀛洲——如鱼得水。”
孙瀛洲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做英美古董生意的古玩商货物出不了口，积压了下来，耿朝珍便和孙瀛洲一起，从上海古玩做洋庄生意的大古商手里买来或搂来各种文物运来北京，在北京古玩商会的窜货场，进行行内交易。由此，耿朝珍的鉴定能力便被行业内广泛认可。
从上海回来后，耿朝珍在炭儿胡同定居，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后进入琉璃厂韵古斋当业务员，利用他在天津的关系，从天津寓居的北洋军的后代人手中收集到一些珍贵文物，为国家做出过贡献。
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其拥有者曾为曹锟的军医、耿朝珍的同事潘芝翘。这件文物能落户天津博物馆，耿朝珍也出了一份力。
耿朝珍虽出身茶房，但他爱广泛结交各地古玩商，懂的路数宽，无论是商周秦汉的青铜器玉件陶器，还是宋元明清瓷器法浪雕漆珠宝钻翠，他都懂，眼力也好。可以说他的鉴定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内行人。
久居海外的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汝宽1987年来京时，还询问过耿朝珍，他说“耿朝珍年轻时，给曹锟当过茶房，没学过古玩，后来他进入了古玩行，他的鉴定能力强，懂的东西多，二三十年代在古玩界就有名望了，现在耿朝珍还健在吗?”
但可惜的是，“耿朝珍已去世，死在他的老家河北霸县。1979年，河北省博物馆要聘任他，那时他已不在人间。”
李汝宽 著名考古学家、收藏家
限于篇幅，
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