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诞辰130周年 | 感悟先生的《旧学辨》
感悟王伯祥先生的《旧学辨》
文 | 刘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王伯祥
王伯祥（1890—1975），江苏苏州人。名钟麒，字伯祥。现代文史学者，“姑苏五老”之一。早年就读于苏州中西学堂和苏州公立中学。曾短暂任教于厦门集美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30年，1953年应郑振铎之邀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社科院文学所前身）研究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著作有《三国史略》《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史记选》《春秋左传读本》等，编辑出版有《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图书。
适值王伯祥先生130周年诞辰，拜读他的《庋榢偶识》，仿佛看到昏黄灯下长衣衫者的那份对传统典籍的执着和热爱，滚烫的文字背后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而翻读《王伯祥日记》，透过近似流水账式的日常人生记录，看到的是不执念于名利的淡定、沉潜和超然。而最令人打动心扉的是先生逝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字《旧学辨》。一如先生给人的那种宠辱不惊、钻入故纸堆的刻板但又不失可爱的旧式文人形象，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以“旧学”的名义大声疾呼，“旧”的学问，还有“旧”的书籍，乃至于“旧”的文化在他心中有太多太多的割舍不去。
《旧学辨》倾力描绘出传统学问，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博大蓝图，犹如雕龙一般把传统学问的各个关节都做了清晰的擘画，算得上是包罗万象；它绝不是拼凑，而是王伯祥先生用一生的实践而总结出的传统学问的面貌。叶圣陶在写给俞平伯先生的信中，曾称《旧学辨》是“列举旧学所包之广，恐将令问津者却步”。的确，《旧学辨》所辨的“旧学”范围相当广泛，从文字训诂音韵到文辞歌赋诗词格律，从山川地理到资源物产，从历朝政治得失到历史人物评价，从典章制度因革到郡县建置演变，从姓氏名讳到地望爵谥，从学术宗教流派到文坛艺林掌故，从书籍聚散到钟鼎碑刻存佚，从治军救灾策略到畜牧种植工艺，从建筑营造到园林设计，从变文话本小说传奇到管弦乐曲舞蹈，从法书名画到金石篆刻，从目录版本到校勘编订，从鸟兽草木到食疗养生，等等，不一而足。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在现代学术体系和学科体制下培养出的人，都无法掌握如此兼容并包的旧学知识。无怪乎王伯祥先生称之以“旧学”，而没有使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专称，因为很难予以涵盖。我们不能据此责怪王伯祥先生“守旧”，更不能说他是食古不化，先生深切地认识到分科的学术体制早已将传统学问拆散得七零八落。如此情形，根何望于深厚，又如何能言枝繁叶茂？可见，王伯祥先生的“旧学”有着很深的个人情愫在里面，既是毕生之心得体会，又是他即将走向人生终点的“夫子自道”。
关于《旧学辨》的写作缘起，王伯祥先生在1975年8月2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前数日，昏然默度，但有两三事可追记”，其中“二是对中国旧学的范围亦有较成熟的概念：凡文字、训诂、历象、声韵、历代章制因革、地理沿变，以至学术流别、艺林掌故、图籍聚散、金石存佚、目录版本之属，均需浅涉藩篱，粗举要略，始能择一专精，左右逢源，即所谓积厚流光，触类旁通也。往日谈此者，约举之曰国故，侈言之曰国粹，固非所宜而茫然不肯深思者。概以其‘旧’而鄙弃之，则不免病狂矣。每思作一《旧学辨》，以数陈之，力不逮也，今则已矣，姑留志于此”。最终王伯祥先生决定口述，由哲嗣王湜华笔录，复经数次修改后而定稿，了却了人生的一桩夙愿。在这篇日记里，针对将“旧学”门类视为“旧”而鄙弃之的现象，王伯祥先生痛心疾首，称之为“不免病狂”。有说法认为这是有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破四旧”而发，有这一层直接的原因，其实不必做过多的政治层面解读。《旧学辨》除带有总结一生治学体会的色彩外，似乎也包含着王伯祥先生对当时传统学术之处境的一种激愤。回看当时的学术风气，以论代史，而不注重论从史出，考据研究被批判为“繁琐考证”，一些传统的特别是冷僻的学问也乏人问津，这对于一位濡染旧学的旧式文人情何以堪。王伯祥先生曾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像他那样钻故纸堆，其实先生也并非钻进故纸堆而“出不来”的人，相反，他对“旧学”给予一定的理论思考和现实关怀。他在《旧学辨》中说：“必先掌握历史唯物观点，应用辩证唯物方法，分析批判，反复印验，始能专择致精，触类旁通而左右逢源，信所当信，疑所可疑，不为模糊影响之谈，不使穿凿附会之巧，排除困惑，孟晋弗懈，对祖国文化之本末表里获一真切之认识，然后发为精确允明之解释，为当代收‘古为今用’之效。必如此，理论乃与资料相结合，以红领专，又红又专，庶几名实乃相副。”很显然，王伯祥先生对先入为主、穿凿附会的学术风气提出了批评，但他也不主张资料至上，而是理论与资料相结合，方能获得“真切之认识”，才能够做出“精确允明之解释”。伯祥先生讲得很通透，一如其为人处事的豁达自处，文如其人，这无疑是很好的注脚。
王伯祥先生还借着《旧学辨》金针度人，提出了如何做学问的“为学之道”。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王伯祥先生的眼里，做学问不仅仅是出专著，还包括大量的文史编辑工作在内，甚至他更看重编辑这种特殊的做学问的方式。他这样写道：“必先认定对象之至赜，与范围之至广，不厌烦，不畏难，博观而约收，取精而用宏，乃克有所成。”其中的“博观而约收，取精而用宏”可谓《旧学辨》的点睛之笔，传神地概括出伯祥先生是如何从事“旧学”研究的，时至今日仍不无启迪意义。王伯祥先生的“博观”，从他的藏书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其藏书四部兼涉，诸如书目提要、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社会总论、医家、历史及地理、语言文字、文学总论、诗文词曲、剧本、民间文艺、楹联杂著、小说艺术等，应有尽有，可见读书之广，并不属意于做专题的藏书家。事实上，王伯祥先生学识渊博，严谨勤勉，为社会大众编了不少有用的好书，比如《二十五史补编》等，这当然与他博览群书而识见高迈密不可分。可是他在著作署名上又是那么“吝啬”，真正为大家熟知的也不过《史记选》一部，当然能够有这样一部可以传世的书也就千秋流芳了。这难道不正是王伯祥先生倡导的“博观而约收”吗？
王伯祥先生在《史记选序例》里有这样一段话：“校勘古书是批判接受文化遗产的第一步工作。因为传本中语句的‘异’‘同’，固然要引起解释的纠纷，就是字面的‘正’‘讹’也会影响到意义的分歧，所以历来严谨的学者往往对古书的校勘是不惮烦琐，不避迂拙地干着的。这一选本的任务虽没有搞校勘专业的必要，但为了帮助批判接受加一点力，乘便向读者提供几条校勘的例子，想来也不是多余的。”校勘工作对于编注《史记选》来说，原本是可以省去的，但王伯祥先生仍按照“旧学”的标准不辞劳烦地勘校众本，在此基础上既求文本之真，也能够确定最好的异文，从而提供更符合实际面貌的注释。这难道不又是王伯祥先生倡导的“取精而用宏”吗？其实，“取精而用宏”还体现在王伯祥先生从事的编辑工作中，如编辑“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还有国文教科书等，看似都是“小书”，但以编辑之精心而起到教育国民、化育文明之用。
王伯祥先生在1975年8月27日的日记里写下了《旧学辨》的心愿，三天之后是30日，日记到此戛然而止，因为之后先生再也无力写日记了。对于视文字如同生命的文人来说，不能再执笔写字，就像失去了逢春机会的枯木一样，心中的痛楚无以言表。在能够预感到的极为有限的剩余时光里，他还是郑重将思考“旧学”，进而撰写《旧学辨》的文字记录下来。这是一位文化老人最后的“心力”，“笔落惊风雨”，他依旧选择笔和文字把心中最大的“块垒”吐出来，坦荡磊落，赤子胸怀，这就是我们敬重的王伯祥先生的真实人格。今天再来重读这篇《旧学辨》，依然感受到王伯祥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深沉的热爱，还有他对传统学术的精深的概括。在当下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的氛围里，王伯祥先生无疑给我们勾勒出传统文化的骨骼和框架，这位老人以其“平凡”的人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