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 |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最佳机遇已经到来
眼下，中国之外世界疫情的蔓延仍未出现拐点。不仅没出现拐点，反而在加速恶化，甚至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截至2020年12月13日晚，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2600000例，死亡1620000例，美国累计确诊16700000例，死亡306000例。而与此同时，中国已全面复工、全面开学，整个社会秩序已完全恢复。而且整个东亚地区也均已控制住了疫情，不仅如此，处在西方的华人的染病率均比较低。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在防疫中、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作用问题。
本人认为，这次新冠疫情极大地凸现了“文化”的作用，其中疫情对自由主义提出的质疑可能最为深刻。
1、个人权利至上与公共卫生危机的尖锐冲突
自由主义的许多原则在这次疫情中均受到了严重挑战，其中，最受挑战的是个人权利至上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可以说遭遇到了自它诞生以来最致命最严峻的威胁、乃至毁灭性的威胁。
个人权利至上在一般社会治理上尽管也有问题，但并不致命，但在公共卫生危机特别是重大疫情、烈性传染病发生时，尤其是在没有特效药物、防控仍是唯一有效手段背景下，问题就来了。在这样的时刻，是个人权利至上还是公共利益、群体利益至上？本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譬如：应不应戴口罩的问题？能不能随意上街的问题？是否必须禁足在家的问题？要不要保持社交距离的问题？等等。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勿须讨论的问题。而在奉行个人权利至上原则的人看来，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随意出门上街的自由、参加各种群体聚会的自由、周末去海边放松的自由等等，其背后的逻辑是：我有得病的自由、有被感染的自由，乃至我有死的自由。是的，你可以有这些自由包括死的自由，但问题在于：当你选择死而不连累别人的时候，这纯粹是你的个人权利，但现在面对的是一传十、十传百的烈性传染病，烈性瘟疫，有可能在你死之前你已成为一个传染源了！所以，你死的自由也必须受到限制。个人至上与公共卫生危机的防控就这样产生了严重冲突。在个人权利至上原则与人类生存发生尖锐冲突时，乃至二者必居其一时，究竟要放弃什么，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与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相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一种“克己”的文化、“自律”的文化、“慎独”的文化、“自我管控”的文化，不要说在非常时期，即使在平时，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个人，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也是奉行他人优先、共同体第一，无论这个共同体是家庭、家族、集体、社会、国家，还是所谓的“天下”。这种占主流地位的“先集体后个人”的文化，固然也有很多深刻的弊端与缺陷，譬如公权力泛滥而得不到有效制约等等，但它在防控公共卫生危机时，却有不容抹煞的巨大积极意义。
2、老年人的生存权利与中青年人的生存权利的冲突与平衡问题
本次疫情还在西方蔓延之初，有些国家就提出了所谓“群体免疫”的主张，而从结果上看，“群体免疫”的实质是放弃防控，是让人们自生自灭，鉴于这次疫情的特点，特别是鉴于本次抗疫对人自身免疫力的依赖，这一主张实际上是让老人们先死，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请看美国9月16日的数据：死亡：18.3万；65-74岁：39129；74-84岁：48136；85岁及以上：56525；总计65岁以上死亡：143790。所以，“群体免疫”的直接后果，就是对老年人、残疾人、病人乃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无情抛弃。
与西方相反，中国是一种重老文化、敬老文化，在重大灾难重大危机来临时，让中国人放弃老人自己逃生，这是无法接受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处世哲学。
群体免疫主张可以说最深刻的暴露了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它的信条。这是一种强者哲学，丛林法则。中国人奉行的是弱者哲学，弱者优先。在中国人看来，所有的生命都是等价的，如果说不等价的话，也是儿童的生命和老人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而成年人的生命则认为相对较轻。所以，中国人的战疫主张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两个至上背后的预设是，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两相比较，哪一种更人道？更值得提倡？更能成为普遍价值？难道还应该再讨论吗？
3、“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与国家民族的重大需求的矛盾。当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国家意志当然要贯彻，甚至连计划经济的手段也有可能被使用
水往低处流，利往高处走，资本的逻辑则是逃离危机，逃离疫区，逃离灾难，资本绝对不钟情于危机，钟情于灾难，钟情于疫区。这说明用看不见的手来抗疫也是有较大问题的。频繁出现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呼唤有为政府的出现。
这次中国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实际上为有为政府提供了范例。而中国这个有为政府的背后，凸显的也同样是文化的作用：中国国民政治文化中历来存在的“信任中央政府”的心理。据2020年7月25日电，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而且，多年来，国内外有关机构的相关调查，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从来没有低于90%。这样一种心理，是中国政府强大的危机处置动员能力的文化心理基础。
中国这次对疫情的迅速成功的处置，更是极大地扩大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命题的内涵。人们一般对“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的，比如取得某项建设成就、完成某种特殊重大工程等等。事实上，大的危机也同样是“大事”，处理这种“大事”的能力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处理这种“大事”即大危机的能力比积极的建设能力来得还要重要。这种能力的文化基础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观念，在“多方有难”的情况下，这种观念就会转化为全民“共克时艰”的呼声，此次武汉抗疫保卫战就是如此！
总之，就像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局限和短处一样，新冠疫情也使中华文化、中国制度的长项和优势显露无遗，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深度开展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度对话，在整个世界上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的巨大优势和意义，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