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罗兰·巴特 | 作者之死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
巴尔扎克在小说《萨拉辛》中描写一个男扮女装的阉人，他写了以下句子：忽然的恐惧，怪诞的想法，爱焦急的本能，性急莽撞，唠唠叨叨多愁善感，这活脱脱是个女人。”这是谁在说话？是一直不知道此人男扮女装的小说主人公吗？是由于本人经历而对女人性格的思想活动有深刻了解的巴尔扎克这个人吗？是“在文学上表示女性思想”的巴尔扎克这个作者吗？还是普通适用的慧言？是浪漫式的心理学？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原因是可靠的：写作就是声音的毁灭，就是始创点的毁灭。写作是中性、混合、倾斜的空间，我们的主体溜开的空间；写作是一种否定，在这种否定中，从写作的躯体的同一性开始，所有的同一性都丧失殆尽。
毫无疑问，情况从来都是如此，一旦一个事实得到叙述，从间接作用于现实的观点出发，也就是说，最后除了符号本身一再起作用的功能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功能，这种脱节现象就出现了：声音失去其源头，作者死亡，写作开始。然而这种现象的意义各不相同；在部族社会中，担任叙述工作的人从来都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中间人，萨满教巫师，或叙事者人们可能欣赏他的“表演”——掌握叙述信码的能力——但从不欣赏他们个人的“天才”。作者是现代人物，我们社会中的产物，它的出现有一个历史过程：它带着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到基督教改革运动的个人信仰，从中世纪社会产生出来。它发现了个人的尊严，把人尊称为“万物之灵长”。因此，文学中应有这种实证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和顶点，它赋予作者“个人”以最大的重要性，这是合乎逻辑的。作者在文学史、作家传记、访问记和杂志中仍处于支配地位，因为文人渴望通过日记和回忆录把个人跟作品连在一起。一般文化中可见到的文学形象，都一概集中于暴君般的作者，作者的人性、生平、情趣和感情；批评的大部分内容依然是在说波德莱尔的作品是由于做人失败，凡·高的作品是由于疯狂，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由于罪孽感。批评家总是从产生一部作品的男人或女人身上寻找作品的解释，好像事情从来都是通过小说的或多或少透明的譬喻，作者个人的声音，最终把秘密吐露给“我们”。
虽然作者仍处于强有力的支配地位（新批评的所为，反而加强了这种倾向），但不用说，某些作家长期以来就一直试图削弱这种支配地位。法国的马拉美，毫无疑问是首先充分看到、预见到有必要用语言取代作者的人，而直到那时，一般批评家还认为作者是语言的主人。马拉美认为（我们也持有相同观点）：是语言而不是作者在说话；写作是通过作为先决条件的非个人化（绝对不要跟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阉割观混为一谈），达到只有语言而不是“我”在起作用、在“表演”。他的全部诗学就在抑作者而扬写作（正像我们以后将看到的，这是恢复读者的地位）。瓦莱里为自我的心理学所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稀释了马拉美的理论。但他对古典主义的鉴赏力使他转向修辞的剖示，他对作者的作用的怀疑从未停止过。他嘲弄作者，强调作家活动的语言方面，似乎作家的活动都有偶然性；他的全部散文作品，说明文学的语言方面是重要的。在这一点面前，一切诉诸于作家内心活动的尝试，在他看来都是纯粹的迷信。尽管普鲁斯特的分析带有心理学的性质，但可以看到，他所关注的工作，是通过精雕细刻，无情地把作家及其人物之间的关系弄得模糊不清。普鲁斯特的叙述者不是那个看见了、感受到了的人甚至也不是那个在写作的人，而是将要写作的人（小说中的年轻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年龄，他是谁——想写作但写不出来，直到小说结束之时，写作终于可能开始），普鲁斯特把史诗献给现代写作。事情要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不是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作家的生命倾注于小说中，而是作品是他的生命，他自己的书是生命的模型；这样，对我们说来事情很清楚，夏尔吕并不模仿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在其轶事式的、历史的现实中——只不过是从夏尔吕派生而来的次要的碎片而已。最后，只说一说现代性的史前现象：超现实主义虽然它不能给语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语言是系统，这个运动的目的——信码的直接毁灭——本身是虚幻的：信码无法摧毁），只能“暴露其弱点”，都不断使期望中的意义忽然脱节（即超现实主义有名的“颠簸”），使手尽可能快地把头脑自身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写出来（自动写作），接受几个人一起写作的原则和经验，等等。超现实主义的做法，所有这些手法都有助于使作者的形象非神圣化。姑且不论文学本身（因为这些区别的确变得无效），语言学最近表明：整个说明过程都是空空洞洞，无需对话者这个人来填充，功能照样完整无缺。语言学就这样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手段，使作者归于毁灭。从语言学上说，作者只是写作这行为，就像“我”不是别的，仅是说起“我”而已。语言只知道“主体”，知“个人”为何物；这个主体，在确定它的说明之外是空洞的，但它却足以使语言“结而不散，也就是说，足以耗尽语言。
作者的消灭（这里可以套用布莱希特的“疏离说”，作者像文学舞台远端的人物，越来越小），不仅仅是历史事实或写作行动；它还完全改变着现代文本（或者也可以说，从今以后用这样一种方式构成文本或阅读本文，使作者在其过程的所有层次上都不存在）。时间性是不同的。在相信作者的时代，人们总是设想他是他的书的过去，书和作者自动站在分开从前和今后的一条线上。人们设想作者养育了书，也就是说，作者在书之前存在，为书而构思，心力交瘁，为书而活着。作者先于其作品其关系犹如父与子。现代的见解恰好相反。现在的撰稿人跟文本同时诞生，没有资格说先于或超于写作；他不是书这个谓语的主语。除了解说以外，再也没有时间；任何文本此时此地都可撰写，文本的永恒性就在于此。事实是（或者就此可得出结论）写作再也不能像古典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叫做记录、标示、表达、“描写”的操作，而恰恰像语言学家说到牛津哲学时说的“一个表演性的罕见的语言形式”。它永远使用第一人称和现在时，在这里解说除了言语行为本身之外，别无其他内容（不包含其他命题）——这有点像国王说的“我宣布”，古代诗人所说的“我赞美”。按照现代撰稿人的先辈悲哀的观点：对表达思想感情来说，手太慢，因而出于必要的法则，必须强调这种延宕，对形式无限期地“加工润色”。现代撰稿人则不同，他们埋葬了作者。不再相信先人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手跟声音相脱离，势是铭刻性的，不是表达性的手在一个没有起源的领域中探索，或者说，这个领域中除了语言本身以外，至少没有其他起源。语言不停地使一切起源受到怀疑。
自我们现在知道文本不是一行释放单一的“神学意义（从作者——上帝那里来的信息）的词，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各种各样的写作（没有一种是起源性的）在其中交织冲突着。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那些永恒的抄写员像布瓦尔和佩居榭一样，又庄严又诙谐，他们含义深刻的荒谬可笑恰恰表示了写作的真谛，手势总是在先，作家只是模仿手势而已，永远也不是起源性的。作者唯一的力量是以某种方式混合各种写作，用一些写作对抗另一些写作，以致完全不依靠哪一种写作。如果他确实是想表达自己，至少他必须懂得，他想“翻译”的内部事物”本身只是现成的词典，词典的词只通过别的词才能解释，等等，以至无限。年轻的托马斯·德·昆西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个范例。他精通希腊语。为了把非常现代的思想和形象译成那种死语言，正像波德莱尔在《虚构的天堂》中告诉我们的，他“为自己创造了可靠的词典，比耐心的纯文人所编纂的要详尽而复杂得多的词典”。现代撰稿人在作品之后，不再有激情幽默、感情和印象，只有这部巨大的词典。从词典中他得出写作，不停止的写作。生命只不过是对书的模仿，书本身只是符号的交织物，只是对丢失的、无限延期的事物的模仿。
作者一旦除去，解释文本的主张就变得毫无益处。给文本一个作者，是对文本横加限制，是给文本以最后的所指，是封闭了写作。这样一个概念对于批评很合适，批评接着把从作品下面发现作者（或其本质：社会，历史，精神自由）作为己任。找出作者之时，文本便得到“解释”——批评家就胜利了。因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作者占有支配地位，也就是批评家占有支配地位；另外，尽管批评是新出的，今天它的地位和作者的地位一样受到损害；这些都毫不足怪。在写作这个复杂体中，每个成分都要解开，但什么都不要解释。结构可以在每一点、每一层次上被跟踪，被抽出（像长统袜的丝线那样），但下面没有任何东西。写作这个空间应当被扫描而不是扯碎。写作不停地安放意义，又不停地使意义蒸发，对意义实行系统的免除。文学（最好以后叫做写作）拒绝对文本（对作为文本的世界）指派“秘密”的最终意义，这样恰恰是解放了可以称为反神学的活动性，这其实是革命的活动性，因为拒绝把意义固定化，最终是拒绝上帝及其本质——理性、科学、法律。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巴尔扎克的句子。没有人“说出”这个句子。句子的源头，说话的声音，实际上不是写作的真正地点写作就是阅读。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让-皮埃尔·维尔南最近的研究表明希腊悲剧构成上的歧义性：其文本由带有双重意义的词交织而成，剧中人都是单方面各执义（这种永恒的误解恰恰是悲剧之所在）。但是，有人懂得每个有歧义的词，此外，还懂得在他面前说话的角色的弦外之音，这人不是别人，而是读者（这里是听者）。写作的全部存在就这样揭露出来了：文本由多重写作构成，来自许多文化，进入会话、模仿、争执等相互关系。这种多重性集中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读者，而不是像迄今所说，是作者。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文刻在其上而未失去任何引文的空间；文本的统一性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其终点。然而这种终点再也不能是个人的，读者没有历史、传记、心理，只不过是把在一个单一领域中书面的文本赖以构成的所有痕迹执在一起的那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说以维护读者权利的斗士的人道主义的名义谴责新写作，那是幼稚可笑的。古典的批评从来不管读者，对它来说，作家是文学中唯一的人。我们已不再被这种傲慢的反语式指控所愚弄，良好的社会正是利用这种指控来巧妙地非难它所排挤、忽略、扼杀或破坏的东西。我们懂得，要给写作以未来，就必须推翻这个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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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理解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的观点？
这篇回答会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直接解读巴特的《作者之死》这篇论文，第二部分是探讨巴特写作的背景（并且会包含一小段有争议的注释说明巴特想要杀死的那种作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恰恰是他自己虚构的），第三部分是看一下福柯对巴特《作者之死》的回应。第四部分讲的是巴特并没有完全杀死作者，即使在巴特这里，作者也没有真正地死去。
01.
巴特的《作者之死》是一篇非常短的论文（随笔？），这让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番细读。第一段巴特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萨拉辛》，通过引用原文的一段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说话？是作者，还是作品中的叙述者，还是某种时代背景，或者潜意识？
在第二段，巴特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一件事一经叙述……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死亡。”因为作者说话的原因是被多重决定的，所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因永远是缺席的，作者被去中心化。并且真正的中心是无法定位的。在这里，巴特明确地说出了作者之死。并且他指出，“作者”这种身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作者并不是自足的产物。但是我们习惯将作者视为“上帝”，并到作者的生平里去寻找作者作品的意义。（某种程度上类似中世纪的一些《圣经》的阐释学）这是当时法国很多学院派学者的做法，也是巴特的主要批评对象。
这也就引出了下一段：“尽管作者的王国仍然十分强大。”但是马拉美等作家已经试图挑战这个王国。马拉美的诗并不是作者在说话，他试图让语言本身去说话。瓦莱里由于沉迷于一种“有关自我的心理学”，所以没有马拉美那么先进，但是他也“不曾停止过怀疑和嘲笑作者……他强调语言本性，并认为求助于作家的内心是一种迷信”。至于普鲁斯特，他完成了一种伟大的颠倒，他“不把自己的生活放入小说中……而是把生活经历变成了创作”这两句话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太大区别，根据汪民安老师的解释：“生活现在不是小说的中心，生活经历变成了创作，书则成了创作的样板，生活和书的关系颠倒了。”本来是先有生活，再写；现在写就是生活本身。普鲁斯特小说里叙述者是准备写作，而不是正在写作。而超现实主义者所提倡的“自动写作法”，让作者完全去神圣/中心化了，作者是让他的无/潜意识在写作，而不是让自己的意识去写作。我们以前都认为作者先于作品，现在我们发现作品和作者同时出现，超现实主义者不再像他们的前辈作家那样深思熟虑，而是拿起笔就让无意识写作。如果我们接受拉康对于语言和无意识的看法的话（语言就是无意识或语言像无意识一样构成），那么还可以进一步说：作品先于作者。是先有语言系统，才有作者的言语，并且作者的言语会被吸收进语言系统之中。作者变成了消失的媒介。并且就跟字面意思一样，他消失了。
后半部分，巴特表明了文本是一个“多维空间”，这个空间由无数话语构成，不存在原始的文本。巴特认为文本的这种复数性会汇合到一处去——读者。“一个文本的整体性”只能在读者（目的性）那里，而不能在作者（起因）那里。古典主义一向忽视读者，现在是推翻“作者的神话”，让读者站起来的时刻了！
02.
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是对以皮卡尔为代表的老派学术者的攻击。在20世界60年代，以《论拉辛》为端，巴特和从事文学史研究的教授们发生了论战。皮卡尔在《新批评还是骗术》中，指责巴特为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并且认为巴特趣味很“恶劣”，不够“客观”（巴特指出“良好的趣味”来自17世纪的古典主义，客观性来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不具备普遍的价值，不过是一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注1）。巴特认为，以作者为中心（authoritative reading）的解读封闭了文本。古典的解释偏好在文本中寻找藏在文本之后的作者（他个人的心理与历史等），一旦作者被发现，一个文本就被解释完毕。作者中心论的解读消除了差异。而杀死作者，我们就可以得出尼采在《Joyful Wisdom》里摆脱了上帝之后的感受：看见一片敞开的大海。这个大海在巴特这里就是文本。
同时也可以视为对新批评的回应，第三段巴特在“尽管作者的王国仍然十分强大”的后面的括号里添了这么一句话：“新批评通常仅仅只是在加强这种王国”。这句话很有意思，“通常仅仅”表面巴特认识到是存在“不通常”的情况的，美国的新批评是一股很大的学术潮流，当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维姆萨特钩沉桑克蒂斯的“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这个概念，并且做出了激进的解读，根据赵毅衡老师的总结：桑克蒂斯认为作品无法表现的是作者的理性意图，而新批评派则认为作品与作者的任何意图无关。（注2）
之所以要迂回到新批评这里，就是为了让以下这点变得明晰：“作者之死”其实早就以别的形式出现了。只不过巴特将它明确地提了出来，并造成了强烈的冲击。那些超现实作家在疯狂地自动写作时，他们不是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宣称作者已死了吗？
在这里把“作者已死”和尼采的“上帝死了”对照着看是很明晰的：作者其实就是世俗（文学）领域里的上帝，尼采的“上帝死了”是为了终结形而上学，而巴特的作者死了是为了终结文学上的作者中心论。并且两者都认为上帝/作者死了某种程度上是件好事，上帝死了有强力意志，作者死了有读者，都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之前的作者中心解读，在巴特看来，实际上就是一种神学解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特的第三种可能的回应。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巴特一度沉迷于结构，尤其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特试图将任何作品纳入统一性的秩序轨道。而在1967年，德里达出版了《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和《语音与现象》这三本解构主义的经典作品。德里达在讲演里这样解释解构主义的重要概念延异（此概念早在1963年就已出现在德里达的作品里）：“延异即非一个词，也非一个概念……是差异的本源或生产，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不是一种存在-在场，无论你把它说得多么美妙，多么独特，多么重要或多么超验，它什么也不支配，什么也不统治，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炫耀任何权威。”延异颠覆了逻各斯，跟结构主义说了再见。
而巴特对于德里达的阅读，让他也对结构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作者之死》就是最好的证明。巴特让文本沉入无数文本所构成的复杂网络（并且这个网络并没有起源）中，明显受到了德里达“延异”概念的影响。有趣的是，在巴特发表《作者之死》之后，德里达也写了一篇《罗兰·巴特之死》来对他致敬（褒义）。
03.
福柯在1969年发表的《什么是作者》可以说是对巴特的《作者之死》的有力回应。在演讲的一开始，福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作者？”巴特的答案是“作者是一种历史产物”。但是对福柯这个善于“考古”的人来说，这个回答显然过于宽泛了。福柯指出不论是“作者”这个词还是“作品”这个词，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含义。作品曾经创造着“不朽”（英雄史诗），战胜死亡（《一千零一夜》）；但是现在，作品走向了它的反面，它本身是对不朽的反抗，作品杀死了作者（普鲁斯特、卡夫卡、福楼拜）。如果我们想考察作者的功能，首先要注意作者与死亡的联系，不是说一句“作者死了”就完事了，而是作者为什么会死？作者之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然而，仅仅重复那种作者消失了的空洞论调，还是不够的。同样，一再重复（在尼采以后）上帝和人类已经共同死亡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定位那在作者失踪之后空出来的空间，追踪这一空间的边界和缺口的分布，留意随着作者的消失所释放出来的那些功能。
福柯认为作者之名说明了某一话语的背景，指出了这一话语在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中的地位。并不是所有的书写行为都会产生作者（比如你写了东西但没有发表），也不是所有的作者都需要书写（可以找人代笔，但是在其他人看来是作者）。相比作者这个词，作者功能这个词能更好地表现福柯的思路。作者功能为：“社会里某些话语的存在方式、流通方式和运作方式”
以恰克·帕拉尼克的《搏击俱乐部》为例，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是作者，还是恰克·帕拉尼克本人是作者？叙述者“我”并不是写下故事的“我”（恰克·帕拉尼克），但这两者也许都能算是作者。另一方面，身为作者，你承担了很多重并不重合的身份，一个论文开头感谢朋友的支持的“我”，和论证定理的“我”对应着同一个人，但是，前者是社会意义上的，后者却是学术领域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在这里，“作者功能的效应就在于分散（产生）这些……同时存在的自我”。任何一个由作者创作的文本都存在着多个自我来共同完成作者功能。福柯本人对作者功能的总结如下：
1、作者功能与裁决和立法体系相联系，它们覆盖、确定并明确表述了话语的疆域；
2、它并不是在所有文明、所有时间中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所有的话语；
3、它并不是由将话语归于某个话语制造者名下的归属行为所界定的，相反，它是由一系列特殊而复杂的运作所界定；
4、它并不单纯且简单地指向一个真实个体，因为它可以同时产生多个自我以及多个主体，这些主体位置将被来自不同阶层的个体所占据。
福柯认为作者并不先行于作品，而是被我们的文化所有建构，它发挥着特点的功能：“组织小说的自由传播、复制、分解、建构和重构”。如果作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象可以标记我们对于意义增殖的恐惧，那么巴特杀死作者正是为了让意义增殖，因此在《从作品到文本》（1971年）里，巴特彻底告别了结构主义。在《S/Z》中，巴特提高了所谓可写性文本（可与德里达的延异对应）的地位，可写性文本与可读性文本对应，它是生产的，可以无限扩大延伸。巴特使用五种编码去重读/写巴尔扎克的《萨拉金》，用一种结构主义的方式反了结构主义。巴特说他想表达的是：“每个文本都有自己的模式。每个文本都应该根据它自身的差异性被对待。”（而不是只有一种普遍的结构）
从作者到作者功能的转变，福柯可以说是从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的那个享受一切女人（意义）的原始父亲转向了一种作为法律/边界的父性功能（父之名），并且福柯清晰地认识到，这个作者功能本身并不稳定（它从定义上就是不稳定的），而且可能会消失（这不正是后现代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吗？）。福柯对于巴特简单地将作者移除的不满，某种程度上也对应着拉康的“是父亲还是更坏的东西”的选择，福柯没有选择更坏的东西。所以拉康在福柯讲演完《作者是什么》是什么之后，发言说的“福柯说出了我想做的一切”也就没有那么难理解了。
04.
很容易被误解的一点是，巴特大喊一句作者之死，是将作者完全（从文学研究里）排除了出去。的确，如果单纯从《作者之死》这篇论文来看，这个观点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巴特本人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排除作者，他明确提出了作者的回归，在《萨德 傅里叶 罗犹拉》里巴特有这样的话：文之悦包含着作者友好的回归（amicable return），回归的作者不是被社会机构所认同的那位，他甚至不是一个传记式的英雄（biographical hero），这个先是离开了他的文本的作者回归的时候并非作为一个整体……他不是一个（公民、道德上的）人，是一个身体（a body）。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特杀死作者不是为了别的，恰恰是为了让作者回归。某种程度上，这个不连续没有整体的作者是作为一个幽灵回归的，这是从康德的否定判断到无限判断的转变，从否定谓语到肯定非-谓语。从杀死作者到迎接一个鬼-作者。
巴特只接受一种作者的回归，就是一种非连续（discontinuous）的虚构的作者，在1971年的一篇散文里巴特这样解释作者：
在《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中，罗兰·巴特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自己的理论。主语在我、他、R·B之间转换，这本书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它是碎片的、游戏的，也是真诚的。在这本书的正文前是四十多张照片（这本书还有巴特的绘画作品以及他和朋友来往信件的真迹，还有一些貌似毫无意义的漫画），可能是表达了一些巴特无法诉诸语言的东西。在巴特看来，写自我传记如同自杀。那么，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本书，巴特杀死了自己，并（作为不连续的幽灵）获得了永生。
《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中译本封面
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相关研究著作
长期以来，作者处于统领一切的地位，而读者几近淹没。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作品成为唯一，没有阐释的理由，更没有发展的空间。对读者而言，仅仅意味着接受或是拒绝，没有参与创作的权利。
因此罗兰·巴特提出，写作应该抛弃传统的“可读性”文本，远离读者期望看到的、作者依赖的一套传统的固定的意义，转向“可写性”文本，即不把读者看作被动的消费者，而是积极主动的生产者和合作伙伴。追求一个自由的阐释空间，一个立体的多元的文本生产空间。同时，作者对于文本的主导权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文本的唯一主体，不可能先于文本而存在，文本解读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文本因此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读者从自身经历对文本的解读让文本不再是闭合的时代性产物，由各种属性复合而成的文本将因为不同时代读者的解读而注入新的内涵。文本不再是特定时代中个人经历的附庸，文本的生命远比这要多样。
《作者之死》颠覆了以作者为中心的旧结构，文本恢复了自由，建立起以读者为中心的新结构。
这个理论的提出有巨大的意义。
首先，“作者之死”不仅在历史现实和写作行动中具有革命意义，更是完全改变了现代文本的命运，标志着文本从“相信作者的时代” 转向“摒弃作者的时代”。在“相信作者的时代”，人们总是将作者的一切思想情感纳入文本之中，文本出现之后，在时间维度上就自动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划界：从前和今后。作者属于从前，文本属于今后。
其次，瓦解了传统批评中作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的等级制。作者不再先于文本而存在，也不再是文本意义的根源。该理论中，死去的作者是“上帝-作者”。只有这样的作者死去，女性主体、被殖民主体等才能够建构自己。
第三，“可写性”文本防止了意义的凝固化、话语霸权的出现。1975年《罗兰·巴特自述》标志“作者之死”理论的结束。作者最终没有死去，但理论并未因此失去意义，若没有该理论，就不会出现新的主体观和作者观。
不过，我们应该同时看到该理论的弊端：
1、读者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只是读者在个人的特定动机的支配下展开的，读者的过分自由、依据自己的接受理解多重结构、建构文学文本，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者主观创造文学作品的可能性，这不符合文学创造客观实践，极易导致“文学文本之死”。
2、不仅强调作者对于文本的存在与否，而且强调读者阅读时主动去“疏远作者”的解读方式。否定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者的认同。
3、认为只有将作者驱逐，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才得诞生。所有阅读活动，都是读者心灵与一个写定的“文本”的对话。其逻辑上的简单化、绝对化十分明显。
4、该理论受到静态语言观的影响，把陈述行为的主体排除在外，忽视了社会实践，因而成为一种封闭的静态的理论。
总体来说，“作者之死”从实质上看是理论和现实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增殖方式的发展变化要求作者“死”。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点，不能简单对待“作者之死”，否则，不论是反对还是坚持，都很容易掉进前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布下的意识形态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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