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世纪回眸——姚华
姚华旧照
姚华（1876—1930），贵州贵筑（今贵阳）人。民国初年北京画坛领袖，与陈师曾并称“姚陈”。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等职。姚华精于经史、文学、文字学、音韵学以及戏曲等，与王国维、吴梅并称“近代曲学三家”。与梁启超、陈叔通、陈师曾、王梦白、余绍宋、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交往密切，俱为当时学术界、文艺界极具名望的人物，社会影响较大。姚华所遗书信较多，清华大学杜鹏飞教授点校《如晤如语：茫父家书》所收家书及致王伯群书札，集中展现了姚华的书法水平及家教观念。作为一位较为全面的学者和艺术家，姚华在当时的地位与贡献都值得关注与研究，基于此，本刊“世纪回眸”特推出姚华专题，刊发杜鹏飞、熊穆、韦力、谈晟广等人相关研究文章，并配发姚华书画、颖拓题跋、书信及刻铜作品，以飨读者。
杜鹏飞
天道远以昧，未来乌可识
贵筑姚茫父的刻铜、笺纸、颖拓和书画艺术，近年来受到收藏界越来越热的追捧，特别是进入2017年秋季后，各大拍场上茫父的作品出现“井喷”态势。当年郭沫若在看到陈叔通珍藏的《茫父颖拓泰山李斯刻石残字》作品时，曾发慨叹：“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叔老特加珍护，匪惟念旧，别具慧眼，知音难得。呜呼！茫父不朽矣！”然而，在晚清民国的北京学界、政界、艺术界曾经是神一般存在的茫父，其不朽难道却要靠这似画非画、非画又是画的颖拓技艺吗？不幸的是，即便是颖拓神技，在郭氏赞叹不朽之后，竟也是数十年的沉寂。反倒是流布于各地文物市场的铜墨盒上随处可见的姚华或茫父款，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名字，以至于苏华在《姚华：旧京都的一代通人》一文结束时不禁喟叹：“可惜的是，这样一位通人，竟无人作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不朽何在？难道只有字画、颖拓、破墨盒子？”
无怪乎苏华发此感慨，须知茫父是晚清末代进士，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国会议员，是中国早期宪法起草和司法教育的参与者；是与王国维、吴梅并称的“近代曲学三大家”；是清华学堂的首批国文教员，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的教授、私立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创始校长，他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中的保姆科、博物科，是颇具影响力的师范和美术教育家；是与陈师曾一道有“姚陈”之称的民国北京画坛领袖；是以梅兰芳、程砚秋为代表的菊部群英时时请益的良师，是梨园教父罗瘿公、通天教主王瑶卿的益友；是诗、词、曲、赋兼擅的文学家；是考据、鉴定、辞章、题跋皆精的金石学家。说他是“一代通才”毫不为过。其影响又何止于颖拓、刻铜、笺纸这一类文人雅玩、雕虫小技呢？茫父如果有灵，不知会对当下社会对其评价和定位持何种态度？以其一身才学，空负不朽之志，当会大呼“奈何奈何”欤？以其诙谐戏谑、看淡死生、通透豁达之性情，又该不禁“莞尔一笑”吧？
姚华 行书暮雨次韵潜盦诗札 1918年 私人藏
姚华 行书赠梅兰芳诗札 1923年 重华轩藏
万事一不理，笔研末甘辍
吾年已四十，而不获著作，奈何奈何。尔勿谓年少，转瞬三十。吾回忆二十之年，仅如隔夕耳。勉之勉之！茫父书，四月廿五夕。（谕儿书，1915年4月25日）
在1915年4月25日写给长子姚鋈的信件收尾处，茫父写下上述这段话。其中“奈何奈何”之感叹，以及“勉之勉之”之告诫，读来仍能感受到刚刚步入四十岁的茫父，对自己仍无著述以传后世之不甘与无奈。先贤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言即指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而文人每以“立言”为第一要务，以求不朽，此读书人自发蒙起即被不断灌输的人生之终极意义所在。可知茫父固然豁达，但是传统文人士夫以不朽为志业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他不可能不在意身后名，不可能不考虑“传之名山”之不朽事。
茫父著书立说不可谓不早。从其自述及好友周大烈撰写的墓志可知，早在1900年，二十五岁的茫父刚刚经历了戊戌科（1898）会考失利的打击，自京城回到贵筑，居家潜学，锐意著述，撰写了《说文三例表》和《小学答问》。这是两部关于文字学的著作，是茫父研读许氏《说文解字》的心得与创见。遗憾的是，前者在离乱中失去，后者亦迟到1988年才与先生晚年所撰《黔语》一并收入《书适》一书中，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好友熊范舆在1902年为《小学答问》撰写的跋语中，称许：“是书于中文之源流、用法与夫近世中文何以趋于繁难之故，莫不详述。设有同志相与提倡而发明之，则有功于中文与否？虽不可知，亦可等于抱残守缺之例也乎！”
姚华 楷书致姚鋈札 1919年 家属藏
后此不久，1903年春，茫父再次公车北上，参加在河南开封举行的“借闱”会试，自此再未回到故土。其人生轨迹因甲辰科（1904年）会试及第而发生转变，先是公派赴日留学习法政，“当丙午前后数年间，慨然有志于天下之事。”（谕儿书，1916年9月18日）归来后先由工部主事而转邮传部船政司科长，“国变之时，人心惶惶，吾固无所动心，尚从容赋诗，即《秋草六首》是也。”“秋草诗人”之名不胫而走；入民国后，初被选为临时议院参议员，再为国会议员，“明年壬子，政局多纷，而希望尚殷，意致颇好。”（谕儿书，1917年3月3日）然而好景不长，“癸丑秋后，时势一变，以清洁之身而时闻龌龊之言，仰观俯察，令人意沮。”（谕儿书，1917年3月3日）于是，伴随着对民国新政的深深失望，茫父转向了教育，“以后雌伏女子师范，周旋于众人之间，柔靱于群阴之下，所遇皆'无常’（无锡、常州，世评曰'无常鬼’），而生平意气消磨大半，筋力亦消磨太半。”“此外则多龌龊不堪或枯寂无趣之俦，吾处处遇之，故人益多，则吾避之益速。”（谕儿书，1917年3月3日）即便厕身学校，所遇亦多龌龊人与龌龊事，无可奈何中，唯有艺术和学术，足堪自慰。
其实，早在1909年丁继母忧时，茫父已在写给同乡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明确吐露了对时局和政治的厌倦，打算“重理旧业”，即治文字学。
我生不辰，夫复何言。从此终老，自是无聊。既以事为消遣，又何必问事之成败，作事而已，他何关焉……华既视此生为无谓，然既已为人，来日方长，亦只有求消遣而已。消遣别无他法，亦惟有于文学中寻生活而已。弱冠以后，幸得窥文字之门，斯世正不复讲求，华又荒废者久，不欲自甘，拟重理旧业。于己聊有所为，于世或亦不无小补。其余之事，欲不过问。
到1917年时，先生丁生父之忧，其悲观之心更为明显：
吾近数年已入悲观哲学一派，见理益深，悲观益甚。深交数辈，其悲亦与吾等，甚或较重，甚或以死，如吾至友金子诚先生，先先孝宪六日死于广西柳州道尹任内，年才四十有七。此外则多龌龊不堪或枯寂无趣之俦，吾处处遇之，故人益多，则吾避之益速。（谕儿书，1917年3月3日）
姚华 草书致姚鋈札（部分） 1923年 家属藏
尽管如此，著书立说的念头却时时萦绕脑际：
吾思想且无时或停，常有所得，以为奇闷则欲著书，而生计扰我，责任促我，又不能从心所欲，又安能静坐哉！（谕儿书，1917年3月3日）
吾少愈，文章书画之事，应酬便多，惟不得一力著书，终不能遂此心耳。（谕儿书，1918年3月7日）
近刻一印，曰“信天好古”，谓吾事事信天，于好古亦然……吾生至约，而购古甚浪费。然吾非古董玩物之是役适焉，而将以为学问谋也。学问之价，不可以数计；其材虽费，究可以数计者，何浪费之有乎！以二语约之曰：“啬于治生，而丰于求古。”儿辈识之，此可以为吾状也。（谕儿书，1918年3月7日）
令人欣慰的是，茫父一直耿耿于怀、孜孜以求的著述及出版之事，终于在1928年提上日程。是年夏初，先生在笔山书院讲学时期的门人王伯群，以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身份来北平视察，数次到访莲花庵，不仅关心老师的生计问题、两个儿子的工作问题，而且提出为老师出书的建议。围绕《弗堂类稿》的编撰出版，姚王之间书信往还，令人欣慰的是，王伯群将老师的来信悉心整理成册，于是得以保存至今，虽无王氏信札加以对照，仍可助我辈了解该书出版情形。
姚华 行书分菊南眉代简诗稿 私人藏
姚华 行书和方叔斗蟋蟀二律原韵诗稿 私人藏
功名安足云，文章或可喜
茫父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自己亲手整理编订的《弗堂类稿》中。关于这部书籍的编撰过程，由于时间隔得太久，已有多种以讹传讹的说法，自不赘述，仅就本书收录的茫父致王伯群信札，对《弗堂类稿》编撰过程稍作梳理。
目前所见最早提及《弗堂类稿》编撰事之信札是1928年8月3日：
前儿子鋈奉访，归述尊意，未曾说得明白，大约系旧钞本书籍以及鄙著，劝付印行之意。而其作法讫未说清，至今仍未着手。然印行之意非始今日，惟赀不给，故尚迟延，以后当再筹集，便可将事，知注并闻。
由此信可知，最迟至1928年8月3日，《弗堂类稿》编辑事尚未启动。茫父长子姚鋈拜访王伯群后，带回王的口头建议，大意是希望为老师出版文集，因“归述尊意，未曾说得明白”，故有此信去询问，“然印行之意非始今日，惟赀不给，故尚迟延”，说明茫父早有出版之意，只是因为费用问题，迟迟不能进行。显而易见，其潜在之意在于搞清楚王伯群是否愿意资助出版。王的回信目前虽没有见到，但是可以想见是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实际上从后续事态发展来看，的确是在王的资助下，《弗堂类稿》得以出版）于是，在时隔三个多月的11月15日的信中，茫父写道：
为刻拙稿，古道犹存，敢云不朽。惟心力所及，或有一二于学问贡献，亦听人之捡择而已。稿在丛乱中，至费理料，兹更校出论著二十九篇，命儿辈寄上。
可知此时《弗堂类稿》已启动有时，“兹更校出论著二十九篇”，说明在此之前已经完成部分稿件的拣选和校对工作。再次有信提到书稿事，已在半年后的1929年6月11日：
拙著诗已大致编成，现已付抄。尚有词未编，如不急，亦当续理奉寄也。
可知茫父在决心整理出版个人文集时，首先考虑的是论著，一方面说明先生更加看重论著，此即古人所谓“立言”者也。另一方面，茫父的诗词曲赋数量至夥，一时不易整理完成。1929年7月2日的信，亦可印证：
诗稿鐜经手时编已粗竟，惟欠整理一过，写官旋请假，今又续写。俟写成校过即寄。词稿待续编。编词较易，惟校较难，因声音最严，有时应当何从，多费考索也。大要暑中可就绪，校之精否则又视发生之问题重要与否而定其难易。若有不能即解决时，则暂撤篇阕。务期来书所望短期竣事，了此一事。
从1928年8月初建议出书，至此已近一年，想必王在往来书信中已有所催促之表露，故而茫父回信中有“务期来书所望短期竣事，了此一事”。而此时《弗堂类稿》诗稿尚未最终完成，词稿则尚未启动。信中尚提到“近《五言飞鸟集》已有友人单于沪上印行”，实际上，由于主其事者徐志摩的拖拉，《五言飞鸟集》交稿后迟迟未能印行，直到茫父归道山后逾大半年，也就是1931年2月，才得以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可怜茫父在生前，未及见到任何一部专著的出版，这对于茫父应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吧。
姚华 草书致王伯群札 1929年 重华轩藏
7月14日，即前信发出十余天后，诗稿完成甲编之一二三册：
兹已编成诗稿陆续寄上（先寄诗甲一二三册）。（与王伯群书，1929年7月14日）
紧接着在7月22日再寄去乙丙丁诗稿三册，并告知尚有诗稿，当陆续校讫寄去：（《弗堂类稿》所收诗作，始于甲一二三，而终于壬，计一二卷。）
诗稿三册，不过甲稿，尚有乙丙丁戊等稿，现已编竟（此次随信更寄乙丙丁诗稿三册，因编时时有割裂，次第仍连接也，请告校者），当陆续校讫寄去。校勘之事至为辛勤，病中校未必精，印时更费事矣。（与王伯群书，1929年7月22日）
此后书信有所中断，再次提到《弗堂类稿》已是10月13日。从行文可知，此时书稿已全部完成，该信恰好是讨论该书稿命名及编排顺序的重要文献：
拙稿付印，总名即题《弗堂类稿》（弗不加草头，此处校时希留意）可也。其次，先赋、诗，次词、曲，以次及于论著、序记、序跋、书传、碑志、杂文。因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故先有韵，而赋在诗先者，以五七言皆在赋后也。词为诗之变，曲又词之变也，故相次。而无韵之笔，论著为首矣，不分说辨诸目，以皆（竭）后人之纷也。序记与序跋虽同一序，而确是两事，故别之。（与王伯群书，1929年10月13日）
对照实际出版的《弗堂类稿》，茫父提到次序略有出入，一是“赋”在“诗、词、曲”之后，而非置首；二是“书传”与“碑志”位置互换，并且分为“书椟”与“传”两编；三是所谓“杂文”并未出现，代之以“祭文”“赞”和“铭”三个编类。
王伯群作为茫父执掌兴义笔山书院时期的学生，真正与先生从游的时间仅半年有余，然而终其一生，对先生执弟子礼甚勤。他在先生晚年提出为其出版文集的建议并付诸行动，尽管“印既竣，去吾师之殁已六月，吾师不及见矣”，颇为感慨，但是茫父于晚年毕竟亲手完成了其全部书稿的整理和校对，无疑也是足堪告慰老怀的了。
姚华 草书致王伯群札 1928年 重华轩藏
绵绵千岁忧，了了一时休
斯人已逝，斯文长存。茫父已逝八十八年，死后是非自无从更论。人生短促，肉身易朽，正如此，追求身后之名，一直是激励古来文人士夫努力向善的精神动力。从茫父家书中我们亦不难感受到先生对此孜孜以求之苦心。中国自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对文人而言，更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美国现代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则云：“不朽是人的伟大的精神需要之一。”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中外皆然。（作者单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姚华 行书致王伯群札 1929年 重华轩藏
熊穆
民初，我还在贵阳的小学读书，就从母亲那里知道我在北京的舅舅姚华，前清中过举，赐同进士，被派往日本留学，以优等成绩回国后，对做官不感兴趣，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研究诗文、曲词和书法、绘画上。舅舅写过许多书，画过数不清的画，他在北京住的寓所——莲花寺，有十多间屋子，全都堆满书和画，有什么秦李斯《泰山残石》二十九字颖拓，和晋广武大将军的“阴阳碑”等。总之，通过母亲口述，我知道舅舅是一个博学多才，有很高成就的人，他不仅给我们亲人增光，也给我们贵州人添彩！
1924年的农历大年，舅舅从北京给母亲来了一封信，母亲拆开信，边看边不住地擦着眼泪。原来是舅舅在信上说，他已阔别家乡多年，不仅思念自己的亲人，同时更思念自己的故乡。由于工作忙，不能回贵州，但他非常想看看我。我是父母亲留学日本归国后，回到贵阳才出生的，他一直没有看见过。说起来也凑巧，当年暑假，父亲的好友黄齐生先生要去北京作教育考查，并打听他的外甥王若飞的下落。我父母亲就托黄老将我带去北京，以慰舅舅思念之情。
黄齐生是一个谈笑风生、慈祥和蔼的长辈，所以我在旅途中并不感到寂寞。到了北京舅舅家以后，当天晚上，由于旅途劳累，我很快就倒床入睡了，但舅舅却同黄齐生伯伯一直促膝谈到深夜。
姚华 深山古寺水墨山水并跋中堂 1928年 私人藏
我在舅舅家，由于十二年他没有见过我，非常喜欢我，从我到京的第一个晚上起，便留我一个人在他书房的便榻上伴他一起睡觉。这是一种“殊荣”，因为舅舅不让他的子女干扰他思考和创作，从来不许他们到书房里去，更不要说在书房里和舅舅一起睡觉了。
不几天的一个晚上，大约九点来钟，有一学者来书房与舅父叙谈。舅母沏好茶后叫我给客人端去，当我用贵州话说“请吃茶”时，对方不禁好奇地笑了起来。舅父赶忙向客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外甥，他父母从东京归国后，仍回贵阳家乡工作，这孩子生下来到现在已经十二岁了，如今才得一见。”
客人接茶向我道：“你在家乡吃米饭，在这里却要经常吃馒头，觉得习惯吗？”
“馒头放了糖，甜咪咪的，好吃得很！”
不料我这句充满着孩子气的地道贵州土话，竟把客人和舅舅都逗乐了。客人欠下身来又问：“给舅舅都带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呀？”“波波糖、盐酸、干豆豉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姚华 楷书冘敦跋 1918年 重华轩藏
姚华 楷书周器戣跋 1918年 重华轩藏
客人把茶放回桌上，拉着我的手亲切问道：“你刚说的什么糖和豆豉。我猜大概是属于糖和豆之类的制品吧？唯独这'盐酸’——盐酸水，是人能够轻易吃下去的东西吗？”这时，舅舅赶忙解释道，“他所说的这种盐酸，是我们贵州的一种特产，是将贵州产的青菜苔，放进甜酒辣椒，经过搓揉、晒干、配料制成，其味醇香可口。”说到这，舅父要我去把上述三样特产一并取了来。我虽然才到舅舅身边不久，但我已发现舅舅虽然早已名声在外，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家乡山川壮丽、民性勤朴而自得，因此他总爱在客人面前，将家乡的土特产和盘托出，向旁人推荐和宣传。
舅父打开蜡纸包装的“波波糖”，客人取用一小块赞赏说：“果真不错，脆而不过分甜腻。”舅舅劝客人多吃东西。客人忙摆着手道：“我最近正患牙疾，不宜多吃这类东西，尝尝新也就够了。”
经对方这一说，舅父才猛省过来说道：“对！对！我倒忘了！好，再来尝干豆豉颗吧。虽然都是豆制品，但与你笔下'孔乙己’吃的那种茴香豆，就大相径庭了！”客人取一颗尝尝说：“是不一样，是不一样！”这时，舅母已取来碟、筷子，夹了少许盐酸放在碟内。舅父接过去送到客人面前：“这就是贵州的特产：盐酸。”客人有几分迟疑，舅父马上补充道：“不妨事。我知道你素性喜欢吃甜食，对辣味的东西不太习惯，但我们贵州的盐酸，辣而不烈，回味甘甜，脆香可口。”经舅父这一解释，客人才放心地夹了一点，品尝之后，连声赞美说：“太好了，太好了，果然有奇特独到之处。”
姚华 与陈师曾刻写青松白云铜盒 1915年 （选自《民国刻铜文房珍赏》）
舅父让我取了一坛未打开过的盐酸，送给客人说道：“周先生既然觉得还可口，那就带一坛回去尝尝新吧。”客人摆手拒绝。“不，不。令甥不远千里带来之物，岂能随便割爱。”
舅父劝说道：“区区家乡土产，何足挂齿。先生近来肺部发热，咳嗽，食欲不佳，若用这盐酸佐下稀粥和面条，恐怕要比北京的酱菜之类，可口得多。”
在舅父的盛情劝说下，客人终于将一坛盐酸收下了。客人收下盐酸后，又继续与舅父交谈起来。谈论的内容学问很深，如中国的语言学、文字学之类，我一点也听不懂。舅母怕我干扰他们的谈话，便唤我到她的房间里去。
在里屋，我禁不住好奇地问舅母，这位先生是谁，舅舅为什么这样尊敬他？“好小子，你有眼不识泰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接着舅母就向我讲起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他的同窗好友陈师曾，陈是有名的书画家，与舅舅是同行挚友。以及舅舅与先生同被教育部聘为“全国读音统一会”会员等事来。当舅舅喊送客时，我赶忙提着马灯，给鲁迅先生打亮、开门，巴不得多看先生几眼，无奈灯暗，我人又小，总看不清先生的面孔，为这事我懊恼了好几天。
姚华 人物枯木禅图中堂 1923年 重华轩藏
在舅舅家，舅舅为使我高兴，他还带着我和他们全家去参观故宫和颐和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舅舅曾指着大门悬匾上的“颐和园”三个大字，对我和表弟说：“记住：这字是贵州人严寅亮写的。你们看这字用笔飘逸潇洒。西太后是非常挑剔的人，为写这个匾，便招来全国的大书法家，可是她偏偏把严寅亮写的选中了。这说明我们贵州人并不比别省的人差，只要勤奋好学，吃得苦，别人能干的，我们贵州人同样也可以干得出来。”
此后，表弟姚鋈每天都要带着我去北海划船，去爬石景山……北京是那么大，名胜古迹是那么多，总看不够，看不完。我感到在舅舅舅母身边，是多么的温暖、愉快，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一个多月，黄齐生伯伯到舅舅家的第二天，便来带我回家，临别时，由于舍不得离开舅舅和舅母，我哭了起来。舅母更伤心地搂着我只流泪。舅舅许我明年再接我来北京读书，他随即写好了一信让我带上，我才与黄伯伯启程返筑。
姚华 楷书陈师曾兰花成扇 私人藏
第二年（1925），我父亲不幸病故，居孀的母亲，当然不愿自己的儿子远离自己的身边。1926年5月17日，舅舅突然中风，住院抢救后，成了半身不遂的人，母亲更不愿再将我们送去拖累舅舅了。可是舅舅出院，仍一再来信给我母亲强调说：“……贵州人思想多闭塞，外面日新月异。京华乃百家云集、群英荟萃之地，汝一女子，少时犹有志游学日本，今日何以阻止儿辈外出求学？”母亲在舅舅的真情强制下，只好打点行装，于1926年秋，将我和哥哥一并送去北京。
舅舅这一关心，决定了我和哥哥一辈子的命运：哥哥熊毅考取了北京农学院，后来又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名的土壤专家；而我一入中学，就和北平地下党结了缘分，走上革命的道路。
姚华 篆书集梅溪词联 1921年 私人藏
莲娇试晓，梅瘦破春，凉骨时将粉饰
草色拖裙，烟光染鬓，吟思又接愁边
舅舅逝世前的五年（1926—1930），我一直生活在他身边，对舅舅了解还是比较多的。这次到舅舅家后，我感到他与一年多前简直判若两人。过去的舅舅体魄雄健，声如洪钟，谈笑风生。每当作诗、绘画时，总喜欢背着手迅捷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冥思细琢，一旦得了好的诗句和好的绘画立意，马上转身快步直奔书桌前，挥笔而就。这一切是多么的敏捷自如啊！可是，此时的舅舅，身子的左半部已经瘫痪了，左手不能动，左脚也不灵便，就连说话也非常吃力。为了和命运搏斗，他出院后，借助拐杖学步，一早一晚在庭院中做操，锻炼使他受左身瘫痪影响到的右臂麻木稍许消退。由于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舅舅终于又拿起笔写诗作画了。但他写字作画，由于左脚不能站立，左手不能活动，只能将身子左侧靠着桌子来操作。就这样顽强的苦斗，他在身残的四五年里，仍然作了大量的诗文、字画。1926年12月11日，舅舅作《对雪即景自述》中有：“成半臂，似一夔，今来动履却难移；雪天中，茆屋里，走笔如飞，依日消寒计。”这样的句子正是他顽强精神的自我写照。
由于瑞雪初降，京城里文人墨士，经常聚集舅舅家，不是对雪吟诗，就是赏梅作画。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梅兰芳先生了。
梅先生在一次中外文人交流大会上，对印度文豪泰戈尔说：“我爱画人物、佛像，就得到姚先生的指导。”后来梅先生爱上松、竹、梅画，尤其喜画梅花。一次他画有《雪中吟梅图》，拿来要舅舅指点。舅舅欣然允诺，但又行动不便，研墨、牵纸要人相助。我一见舅舅要替梅先生改画，便赶过去搀扶。不料梅先生却说：“我来，我来！”说着便将舅舅扶向书桌边，接着又亲手替舅舅研墨、涮笔、展纸。当时梅先生已是名扬中外的人物，见他对舅舅的体贴，至今难忘。随着年龄增长，我也渐渐懂事起来，平时除了扶舅舅在庭院中散步锻炼外，就是替舅舅研墨、涮笔、铺纸，一遇空余时，就拿着钥匙打开舅舅所有藏书、藏画的房间，去翻舅舅的笔记和《家训》等手稿，从中我渐渐地知道，舅舅紧靠着四块银洋就闯荡江湖，今天他的名望和地位，在别人看来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可当年他所付出的艰辛，却鲜为人知。
姚华 楷书龙侠夫遗像赞 1930年 重华轩藏
姚华 楷书题张次溪燕京访古录册 1930年 重华轩藏
清代末年，舅舅离乡背井，只身一人远赴北京应试，当年考试暂停，舅舅待在北京囊空如洗，只好在城南菜市口莲花寺破庙里，偏居一隅。饥肠辘辘，又只好怯生生地拿着自己书写的对联和字画到市井叫卖。这对一个沦落天涯的贵州青年来说，生活是何等的艰难。然而，在他逐渐有了收入，手边稍微宽裕一些的时候，他又不惜重金收藏文物书画，如舅舅在“笔记”和《家训》中记载：“吾近因买《广武将军碑》去银洋陆百五拾元，今年不得宽裕矣。”“后陈叔通又为吾收得杨见心藏本，碑阳且有额，贵银币叁百元遂得完整而费千元，此又增吾累也”；“吾近得唐砖四：二有墨笔书、二则墨笔画，其价五百元也”；“近得二志：一司马景和妻，一吴高黎，皆魏石也，其值六百五十元左右”；“购得魏齐郡太守玄墓志一面，正光年刻，字极佳，费百四十元，此吾家宝也”；“今年吾得一父乙，亦是周器之早者，颜色花纹字口样式俱好……其值千元”等都说明舅舅为研究民族文化，是从不吝啬金钱的，有时弄得自己手边非常紧，他在《家训》中也说：“每年购置古物皆节衣缩食为之，此吾所以窘也”，“吾生至约而购古甚浪费，然吾非古董玩物之役适焉，而将以学问谋也。”这就是舅舅作为文化人的学者生涯。
姚华 隶书临汉许氏镜铭轴
有人说舅舅与齐白石老人有矛盾，我看不是事实。记得1927年夏季，一天，舅舅正在午睡。有人叩门，我去开门，来人是个布衣素服的老者，手中还拿着一画卷，我猜想是来请教舅舅的，便将客人请进客厅落座，我去书房通知舅舅，对舅舅说：“有一穿粗布衣服的老者要见您。”不料舅舅听后，蓦地翻身下床说道：“快请，快请！这是齐老先生。”当时齐老已是六十一岁的人了。齐老先生拿来两幅刚画好的画，请舅舅指点，舅舅忙说道：“哪里，哪里，还是互相切磋。”于是我把舅舅搀扶到书桌边后，就忙着铺纸、涮笔、研墨……齐老先生带来的是两张横幅水墨山水画。当时齐老先生比较擅长条幅花卉，对横幅画山水似乎还不太见长。我把宣纸铺好后，舅舅就提起笔来边画边讲，意思大概是，画惯条幅画的人往往只注意纵深，画横幅不仅要注意纵深，而且还要讲究场面的宏大。这时齐老先生立即将我铺下的宣纸揭去，将自己画稿铺上说道：“习作之品，就请先生在上面斧正吧。”为了不打扰他们，再加上他们说的、画的那些东西我也不太懂，我便在旁边的一张太师椅上坐下来看书，直到客人起身告辞。我见齐老先生已将舅舅改过的那一幅画，细心地卷好拿在手里，把那幅没改过的画信手一抓揉成一个纸团，扔进了字纸篓。舅舅诧异地看了看他，齐老先生赶快解释说：“此乃习作之品，要他何用。唯先生斧正之作，白石当珍藏起来。”
姚华 行书《嵩山三阙铭王和群拓本》跋 1929年 私人藏
送走齐老先生后，我才从舅舅那里知道，齐老先生出身贫寒，过去靠做木工为生，由于苦心钻研，自学成才，绘画造诣很深，笔底颇具功力，但当时他才从湖南到京城三四年，由于出身门第影响，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我将舅舅扶回床上去休息，便又回到太师椅上来看书，但此时再也看不下去了。我便好奇地从字纸篓里，把齐老先生丢弃的纸团拾了起来，展放桌上观赏，虽然我并不十分懂画，但我喜欢这幅山水，于是我便把它叠了起来，夹进书里。没想到这幅画一放就好几十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齐老先生成了世界闻名的大画家，我才又把它找了出来，与舅舅遗留给我的十几幅书画一起珍藏。1965年9月我的大女儿结婚，我两袖清风无物馈送，便将这些珍藏的字画拿出来，让大女儿和女婿挑选几幅去，作为纪念。女儿女婿共挑选了四幅，其中一幅就是齐老先生的横幅水墨山水画。痛心的是，十年浩劫中，我珍藏了四十几年的十几幅书画，连同已经赠送大女儿的，全部抄走散失。舅舅自1926年中风致残以后，还整天埋头书写和绘画，甚至连话也不想多说一句……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半身瘫痪，另一边手脚的神经一定会受到影响。在他临逝世前短短的三年多一点时光里，还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还编撰了不少的书籍。五月八日，舅舅脑溢血猝发，正当他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时期，死神竟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姚茫父曾是中国文坛上一颗闪光的星，不幸过早地陨落了！【本文作者熊穆（1912—1996），贵州贵筑人，姚华外甥】
姚华 楷书致姚鋈札 1916年 家属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