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难忘岁月（上）
文/张明贵
但凡提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就会想起一首苏州评弹，即以苏州评弹谱曲的毛主席诗词歌曲——《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早巳刻骨铭心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苏州评弹轻清柔缓、抑扬顿挫、醉心悦耳；而以苏州评弹谱曲的《蝶恋花》更是如弦琶琮铮，凄婉而悲切，在文革中成为寄托遇难同学、同胞哀思的首选曲目而广为流传。记得曾经一段时间，《蝶恋花》歌曲梦幻般不时在耳际回旋，随即一幕幕悲惨的场景仿佛又湧现出来，我不得不竭力将注意力引开。一九六八年，是我所在的重庆四十中八、一五灾难的一年，在先后发生的三次重大事件中，非战斗（即非武斗）伤亡同学十几人（其中四人遇难）。殷红的鲜血、父母们的悲痛欲绝、沉痛的追悼会、隆重的送别，伴随着《蝶恋花》哀伤的乐曲……谁都想不到的是，这样的场景在极短的时间内会重复出现，《蝶恋花》哀伤的旋律又一次次飘散在天空。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豪情满怀投身其中，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被八、一五派称为保皇派、麻子兵），自大田湾12.4事件之后，形势突变，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及工人纠察队旋即被八.一五派打垮。
作者学生照
当首都红代会的红卫兵（主要是清华、北大的学生）闯到重庆来造势，对八、一五大加挞伐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到保安路市歌舞剧团的院子里，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听他们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遇到下雨天即使淋着雨也不忍离去。他们衣着崭新的军大衣，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口若悬河，以雄辩的理论，狠批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八、一五派的种种错漏，诛罪无穷。我听着特别开心和解气，我的观点逐渐向反到底一边倾斜。重庆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解散之后，八、一五和反到底又成为新的对立两派。女生参加了学校的反到底派；后有十五、六个女生参加了学校的八、一五派。而班上平时联系比较密切的八、九个男生哪派都沒有参加，当我们这些逍遥派聚在一起时，大家认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不应该置身事外，还是应该参加一个组织。在参加哪一个派别的选择上却颇为作难，我们的观点倾向于反到底派，但是当初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解散时，与学校现在巳是反到底派的同学发生过摩擦，至今仍然耿耿于怀。而学校的八、一五派同我们并不存在“ 短兵相接 ”而留下的怨恨，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加入学校的八、一五派组织。于是我们怀揣着反到底的观点，阴差阳错违心地加入了八、一五的阵营。当时一点也沒有意识到，其后的遭遇是那样的惊心动魄，死神几次三番同我擦肩而过。我们班上先于男生加入八、一五的女生有十五、六人，加上男生后已有二十几人，清一色的原 “思想兵 ”变异。难怪反到底一个战斗队写大字报攻击我们是 “在造反派白骨堆上起家的胖左派”。起初，我们这几个刚加入八、一五的男生只是隔三插五到学校去晃一晃，纯粹混混时间啥也不想干，虽然名义上加入了以前的对立派，其实内心还是难以释怀，好在并沒有必须要参加的活动，感觉比较宽松，到也自由自在。我们班上八、一五的这群女生像文革前上学一样，几乎每天准时来到学校，来到教室。除了转抄大字报也不知她们都在忙活些什么，也许是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到学校里去与同学们聚在一起更有意思一些。
当年的我们，毕竟年轻单纯，不会像成年人那样固执己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不知从何时起身在“曹营”，心也留在“曹营”了。当我们开始关注学校及班上的情况后，才发现我们班上那些头发长的女生们，居然还没有取一个战斗队的名称。既然八、一五自诩是拥军的，于是大家合计合计弄了个 “长城 ”的名称，寓意与钢铁长城解放军一家亲。好象意犹未尽，在长城后面又加上了“纵队 ”二字。哈，“ 长城纵队 ” 也只有头发短的男生们才想得出来。我等男生做事雷励风行，立即在一大幅面的旗帜上，用黄色油漆仿照毛主席草书写上了 “长城纵队”。当这样一面不无张扬的旗帜，悬挂在二楼教室窗外随风飘动时，可能别人还以为我们正在招兵买马，“愿投军者旗下报名 ” 嘞。其实不过只是折腾而已，反正精力不用也是一种浪费。接下来，我用图钉将两张全开纸张并排钉在教室的墙上，先用碳精笔勾勒了一幅宣传画草图，然后用墨汁和广告颜料加以描摩、涂抺。这是我第一次画大幅面的画，整整耗费了三天时间才画好，比起以前为班上办墙报费力多了。每天面向墙壁站立七、八个小时，连续站上几天，也不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初中生谁都能做得到的。绘画是一件愉快的事，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但是绘画的过程有时也很枯燥，我必须闹中取静，即便有其他同学在教室里进进出出、闹闹嚷嚷、闲聊神侃，我也要做到心无旁骛集中精力画我的画；还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要是有同学说我们去打会儿篮球或是去逛逛街，如果经不起诱惑那岂不是半途而废了。我们爬上梯子将宣传画张贴在校内教师宿舍的外墙上，乍一看感觉画面比在教室里小了许多，并且孤零零地沒有想象中的气氛。第二天，我再次用图钉将两张全张白纸并排钉在墙壁上……当第二幅宣传画贴上墙后，感到无比轻松并带着一点成就感，我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疯耍了。一天上午，在学校操场遇见班主任周先东老师，他望着我们悬挂在二楼窗外那面迎风招展的“长城纵队”旗织，用平缓的略带责备的口吻说：“你们啊不但有沙文主义思想，还有点风头主义嘞”。我不以为然淡淡的笑了笑，心想当时就是这种风气嘛，不外乎就是虚张声势，两三个人都可以成立个战斗队，我们二十几人弄一个纵队编制又有何妨。不过我不想顶撞周老师，我们班师生关系一向比较好 ，周老师是我校班主任中为数不多没有受到学生冲击的老师之一。实际上我们班上八、一五那群聪明的、富有远见的女生们所做的才更具现实意义，她们把收集的废纸不断的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当积攒下了一笔经费后，带我们这些不谙风情的男生们到储奇门照相馆拍了一张珍贵的集体照。也许是精力过盛，我与同班的喻保权、尹大荣等同学一道加入了学校崑侖剑战斗队，住宿在校守护校园。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初这段时期，重庆基本上沒有再发生大规模的两派武斗，局势相对稳定，社会秩序逐渐好转，三月十五日中央向全国发佈了停止武斗，上交武器的3.15文件。大家都在议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要结束了，我们哪一天又要回到教室上课了。天有不测，世事难料。不幸的事情猝不及防从天而降，并带来连锁的难以承受的灾难，恶梦代替了我们想往课堂的愿望。他给我的印象是：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干练而富有朝气，酷爱篮球、举重等体育运动。身材虽不高大但显得骄健利落，是我比较欣赏的那种类型。因为我们参加八.一五的时间不长，接触不多，但还是感觉到他为人的友善。有一天杨绍全（大耳朵）对我说你们参加我们八.一五，猴儿嘿高兴，猴儿嘿看重你们……。于是对侯天林的好感自然又增添了几分。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汽车引擎的轰鸣打破了深夜的沉寂，两束车灯的光柱划破了黑暗的夜空。我们四十中和解放西路中学的同学共三十人左右，乘坐一辆卡车从菜园坝返回学校。解西八、一五团长杨开智驾驶汽车，侯天林坐副驾位置，两边车门外各站有一位同学。我们其余二十余人分散站立车厢四边，手扶车厢档板。汽车往储奇门方向疾驶，所过之处不见一人，两边人行道上的路灯很难有一盏是亮着的，有点风高月黑夜的感觉。汽车驶过石板坡，很快到了南纪门，南纪门更是漆黑一片。忽听有人高喊：停车！听见喊停车到踩刹车肯定有一个时间差，何况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汽车因惯性在刹车后又继续往前冲出几公尺。对方很可能认为我们不想停车。 他们喊停车到他们开枪的间隔时间仅仅只有几秒钟。枪声中我们高喊我们是四十中的。我站在车厢前端手扶车厢的前档板，当枪声大作时动也沒动一下，就当作是观看别人放鞭炮，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到是把闪光（黑暗中枪弹出膛的火光）位置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隐藏在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南纪门照相馆那儿有一个园型的投寄信件的大邮箱，邮箱两傍及左右的电杆后都有人在开枪。在靠长江一侧的人行道黑暗处也有五、六支枪在闪着火光。估计枪支总共不少于十支，发射的子弹不少于三十发。知道南纪门中学驻校的八、一五派任国栋一伙人，经常在这里设伏拦截过往车辆和行人，心想他们只不过朝天鸣枪未必真敢往车上打，何况我们还是一派的，不外乎就是趁机过枪隱同时恶作剧骇骇人。当枪声停后，看见南中领头的任国栋提着手枪，从我们车头左前方人行道上邮箱的黑暗处向车头走来，跟在他身后几步远还有两三个手握长枪的人。任国栋边走边说：“硬是是四十中的嗦”。他话音刚落，就听见开车的杨开智喊：“遭了，猴儿受伤了”，其他同学也跟着喊起来，空气骤然紧张。我迅速翻过车厢右侧的档板，抓住档板边沿跳到地上，{在学校比较欢体育运动，特别是单、双杠，所以动作比其他同学快一些）几步窜到驾驶室右侧车门前，车门外的脚踏板上却未见人，也许是到前面跟南中的打交涉去了。我一把拉开车门，在灰暗中看见侯天林上半身歪倒向左侧驾驶位那一边，我双手握住他的右手臂慢慢拉他坐起来，想搀扶他下车，他瘫软的上半身向我倒下来，我仍站在地上急忙用力撑住。突然看见我班喻保权从汽车后面跑来，我说你快扶住侯天林的左手臂，随即又有两三个同学跑来一起把侯天林抬上了卡车车厢，平放在车厢地板上。大家决定马上从中兴路到最近的临江门重医附二院。可是汽车要向后倒退几公尺才能向左拐弯上中兴路，慌乱中杨开智试了几次都未成功，只好舍近求远改变路线走储奇门凯旋路。此时听见南中任国栋讨好的在喊“啷个还不走呀，快点到医院去噻。”他们知道撞大祸了，也被骇倒了。我和杨绍全蹲在侯天林的左右两边扶着他以减少晃动，靠脚的一端也有同学扶住。杨绍全不停的喊“猴儿、猴儿……”，想把侯天林唤醒，可是却沒有一点反应。当汽车快要经过红岩三中时，我们全都顿时紧张起来了（这可是他们的地盘），有同学喊：“开智快按喇叭”。喇叭声在深夜显得特别响亮，但红岩三中一点动静也没有，大家还是不放心，担心枪声又会突然响起，于是有同学自报家门喊道“我们是四十中的”。红岩三中仍然沒有动静，汽车总算平安通过了该校门外这段黑黝黝的路段，沿凯旋路疾驶，转眼到了上半城凯旋路路口（官井巷中学的地盘）紧张的神经再次绷紧。按喇叭、自报家门打招呼，官中那边同样沒有任何反应。也许是这两所学校住学的学生正在鼾睡，懒得理会外面那些讨厌的噪声。离开官中的视线，汽车风驰电掣般往临江门重医附二医院方向一路狂奔。在医院医生的引导下，我们把侯天林抬进手术室，好几个医生和护士进行了一番紧张的抢救。当听到医生说 “ 已经不行了 ” 时，同学们焦急地喊叫起来：“快点做人工呼吸，继续抢救噻！”。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一位男医生又为侯天林做了一次人工呼吸，仅几分钟就停下来了。医生这时才解释说你们的同学到医院时已经沒有生命体征了，在到医院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医生的结论犹如一道闪电、一声霹雳，我们全都懵了，谁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半个多小时前还是生龙活虎的一个同学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老天让我们这群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的初中生承受的突入其来的打击也太沉重了。我们将侯天林的遗体运回学校已是半夜。凌晨四、五点钟学校教学楼房顶上两个功率强大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苏州评弹《蝶恋花》。心头顿时一阵酸楚，我的眼泪就滾落下来了。《蝶恋花》凄婉哀伤的旋律向四周扩散，飘荡在漆黑的夜空。四月一日上午，在教学楼底楼的一间空荡的教室，在十几个神情凝重的同学的注视下，从医院雇请来的两位专门为遗体整容的老师傅，小心翼翼地为侯天林的遗体进行了清理。洗去脸上及身上的血污，再用白绸裹身，连每根指头都用细长条白绸缠绕得不露一点皮肤，然后套上崭新的军装及白手套。两位老师傅用了两大团医用棉花才塞满两个眼窝，我第一次看到人的眼窝这么大这么深，以至于左脸颊上的枪伤反而不那么引人注意。在医院手术室明亮的灯光下就感觉侯天林的两只眼睛有些异样，眼皮内陷。当身体逐渐疆硬后，沒有眼球支撑的眼皮就掉落进了眼窝里。我们这才意识到侯天林在脸部中弹的那一瞬间，不但两眼眼球暴裂，同时停止了呼吸。
突然，从教室外的走廊传来撕心裂肺痛哭声和同学们劝慰的声音，知道是侯天林的父母来了。我心里暗暗念叨千万别让他们进教室来，如果看到他们儿子的这般模样，一定会马上昏过去。真佩服我们那些男女同学们，不知他们施展了什么魔法劝阻了两位可怜的长辈，一直到四月五日下葬他们也沒能亲眼看到自己儿子的面容。似很残忍，白发人送黑发人还见不了；但是如果见了呢岂不更残忍。后来听说南中任国栋等人因 为“3、31 ” 事件以及其它罪案，或被枪毙或被判刑，我并不感到意外，不啻是：天道轮回，善恶有报。每天天还没亮，杨绍全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广播室反复播放《蝶恋花》，借以喧泄自己和同学们心中的悲伤。四月五日清明节。在学校操场为侯天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回到学校的同学特别多，还有不少老师也参加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侯天林的家人、他的生前友好以外，其它学校的同学、附近工厂及居住在附近同一派别的人也来了不少。文革初期被批判为“学术权威”的我校教导主任王忠篤，在追悼会上充满感情地为侯天林同学致的悼词。由学术权威、学者、堂堂的教导主任为一位学生致悼词，对于侯天林的父母而言也是一种慰藉。追悼会上哀声如潮，同学们积蓄多日的悲伤情绪得以尽情喧泄，在此不必赘述。但是有两个环节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是王主任的这篇悼词文彩真不愧为学者水平，才华横溢，堪比大家之作，感染了所有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二是用于追悼会的那帧侯天林遗像，总让人感到有些遗憾。追悼会的前两天（四日三日），朱树槐（四十中八、一五团长）交给我一张侯天林生前的单人半身照片，委托我去联系画一张放大的遗像以备追悼会用。侯天林的照片不是生前的近期照，感觉多了几分稚嫩，少了几分英气。那个年代如无特殊需要，谁也不会想到要去照相馆留个影什么的，特别是我等这样的男生们。追悼会的当日下午，侯天林的灵柩运送到了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在公园内的八、一五死难者墓地完成了下葬仪式。遗体安葬后，部分同学乘坐南中唐绪良（小白脸）驾驶的卡车，经由沙坪坝到牛角沱这一线路返回学校。我打算乘坐第二趟车返回学校，站在一旁观看同学们争先恐后爬上卡车车厢。当汽车快启动时，听见车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就临时改变主意想早点返回学校休息，连日来感到很是疲惫。当我从卡车厢的尾部翻上车厢后就有些后悔了，简直动弹不得。估计挤满车厢的同学人数不会少于60人，因为初中生的个头普遍都不大。车上大多数同学并不经常到学校来，因为参加追悼会和送葬，当天返校的人特别多，很多同学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他娘的小白脸把车开得飞快，转弯的地方也不晓得减速。汽车转急弯时由于惯性和离心力的作用，车厢里几十人的重力都倒向另一侧，车厢木档板发出可怕的喳.喳.喳响声，有女同学发出哎哟哟的叫声和笑声。真担心车厢木质档板承受不住巨大的冲击力而断裂垮塌的话，怎么得了。车上沒有一个战斗团的负责人，他们全都还在沙坪坝。我想应该给小白脸打个招呼把车速降低一点，试了试，想从车厢后面挤到前面去向驾驶室喊话，简直水泄不通，根本无法移动脚步，只得作罢。当汽车经过了化龙桥，拐了几个大弯，转眼到了李子坝路段，我的视线从前面同学的头上掠过，远远看见百米开外的马路上有不少人影在晃动，并向马路两边的人行道移动，有的还向电线杆靠拢，行动诡异。他们好象都拿着棍棒，当然那不会是什么棍棒，那肯定是能射出子弹的真傢伙。眼前的情况有些不妙，不过心头的危险信号仅仅上升到黄色等级，不太可能会上升到红色等级。即便对方是反到底派的，在全市两派武斗早已停止，面临收缴武器的形势下，谁又胆敢背上挑起武斗的罪名？我们就是一送葬的车，满满一车学生，半数以上是女学生，怎么看都不像是搞武斗的。在预料到的“停车”叫喊声中，汽车缓缓停下但并没有熄火。几个持枪的人一边问你们是那派的，一边向驾驶室左侧走来。驾驶室的人回答说我们是送葬的……当时，我在车厢上清楚看见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右肩挎一支枪，伸出左手象是要拉开车门的样子。汽车突然启动往前猛冲，仅两三秒钟，车后响起几声清脆的枪声。车上唯一的中年人、城口县八、一五派 的 老唐大喊一声：“快蹲下！”，同学们都慌忙往下蹲。我的判断又失误了，起初仍站立着，当枪声越来越密集，我想蹲也蹲不下去了，已经沒有一点空隙，只好尽量弯腰低头。激烈的枪声仿佛炒豆般的声音被放大了千百倍，震耳欲聋，其它所有的声音都被淹沒了。我只希望汽车快点到达拐弯的地方，只有拐弯后才能脱离危险，感觉李子坝这条直马路特别的长，枪声一直未停。汽车终于向右转弯，枪声也随即停止了，在枪声停止后才听见车上的哭声、呻吟声、惨叫声、喊声汇成一片，眼前尽是流淌的鲜血，这才知道有不少同学受伤了。全车的人顿时笼罩在紧张、惊恐、焦虑、不知所措的氛围中。飞奔的汽车在越过左侧的面粉厂后，不知何故突然在牛角沱丁字路口的马路中间停了下来。是汽车轮胎被枪弹打坏了？还是要在这儿让大家下车？由于事发突然，紧张状态下沒有也无法与驾驶室进行沟通，车厢上的人不知道驾驶室的情况，驾驶室的人对车厢上的情况更是全然不知。立即就有五、六个男同学翻越车厢右侧档板下到了地面，车厢下面也有男同学发出“哎哟啊”的惨叫声。紧接着又见两个女生艰难的翻越车厢右侧档板，下面却沒有人接应。从卡车车厢下到地面很不方便，我想车下要有人接应才是，何况车上还有这么多受了伤的同学（当时还不知道巳有同学遇难）。于是我立即挤到车厢右侧出现的空间，准备翻到车下后再接应未下车的同学。当我翻过车厢右侧挡板，面对车厢双手抓住档板边沿，在嘈杂声中听见 “后面的追起来了”、“快点开车”的喊声。此时我的双脚刚踩到汽车右侧的后轮胎，车轮突然转动起来，汽车直往前冲。我来不及多想，慌忙松开双手，脚下用力一蹬尽量远离车身，向背后跳下去。当我的双脚刚一着地，呯的一声侧身摔倒在马路中间，同时听见人行道上有路人发出 “哎呀 ”的大声惊叫。后来我想起这事，假设跳车的不是我而是伤者或女生，后果不堪设想。我翻身爬起来，汽车已向上清寺方向冲过去了。而此时刺激着我的却是通往向阳隧道的路口传来的痛苦呻吟声，我立马跑过去，看到我校六七级三组的牟阳廉，表情非常痛苦，他左下肢小腿的左下方被子弹打穿，子弹穿过的伤口肌肉外翻，鲜血不断湧出。让我纳闷的是刚才从车上下来的那几个男生踪影全无，眼前有人受伤不可能看不见听不见。他们大概是被刚才的血腥场面和此刻的危险吓慌了神，已经跑得远远的了。反到有两个六八级的女生站在一旁，正紧张的把两张小手帕连接起来，准备为他抱紥伤口。俩个小女生面对鲜血沒有掩面逃避，而是尽其所能想办法帮助受伤的同学，真让我佩服。我想必须先为他把流血制止住，然后尽快带他离开这一危险的境地，他已是寸步难行。致于还会不会有其它情况发生只好听天由命了，反正见死不救那绝不是俺老张的性格，何况又是同学。于是迅速脱下我的蓝布中山服外衣，裹在牟阳廉受伤的腿上，再用衣服的两条长袖拴牢，蹲下去背起他就往牛角沱向阳隧道方向跑去。紧急时刻我那一连窜的动作可以说又快又利落，如果是参加救护演习的话，肯定胜过第二名。这不是炫耀，在场俩女生可作见证（我叫不出她俩的名字，但知道她们以后同汪老保——汪福珍一起参与了在沙坪公园修墓）。我背着牟阳廉大约向前跑了五、六十米或七、八十米（他比我略高，体重比我略重）我实在跑不动了，喘着气，小跑变为大步走。突然看见走在右前方人行道上有一个熟习的背影，是六七级六组的同学，我憋足气喊马魁才你快来换我。我向前紧走几步又喊了一声，他还是没反应。这才发现他边走边用手背擦眼泪，边哭边唸：李宇远、李宁远……当时情况危急，看到马魁才的状况感觉很失望，只盼有一辆管它什么车出现就好了，只要能把我们送到医院去。对于同学马魁才，当时我是很看不起他的，后来回想起他也哭得够可怜的，看到自己最要好的同学突然遭了大难，心里除了悲痛，对外界的一切他哪里还有感觉。他虽然身材高大，毕竟也只有十七岁，他对同学的那种纯真的感情还是很感人。感谢老天，正当焦急万分一筹莫展之际，轰.轰.轰从我们后面开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也没闲功夫跟司机打招呼，直接就把受伤的同学往车厢上送，原来这是一辆运煤的车，车厢里装了满满的一车煤。当我们全都在煤堆上坐好后，立即给司机下指令：开往南纪门、中兴路、临江门医院。这位四、五十岁的中年老司机自始至终沒有说一句话，但是对我们的临时调度很是配合，任劳任怨，驾驶技术娴熟，车开得又快又平稳。虽然那位司机帮助我们是出于被动，不过确实是帮了大忙，他来得也真及时，就象人们常说的算是 “ 缘分 ”吧。到医院后忙着抬受伤同学到手术室，都沒顾得上向那位劳模司机道声谢，是乎有点不懂事。在医院手术室经过一番折腾，伤口包紥后，我同一位男医生用担架抬着受伤同学穿过院内操场，去放射室照片。我抬担架的后面，只见牟阳廉双目紧闭，脸色惨白。此时围观的人群中传出一个人刺耳的声音：“啊！又死了一个”。说这种话的人好象很放肆、很幸灾乐祸，仅仅看见别人脚上的绷带就说出这种恶毒的话来，我气愤得很想吼起骂两句，但我已感到精疲力尽，只能怒目瞪眼把人群扫视了一下。算是万幸，放射室的医生说子弹未伤及主骨。只要伤口痊愈了，这位老弟照样又可以在篮球场上飞跑了。突然，很多同学湧进医院来了，又抬来了几个受伤的同学，他们都是由八、一五派重庆六中3211的同学武装护送过来的，听他们说有部分受伤同学巳送去了市外科医院。六中的同学说四十中还有一部分同学滞留在他们学校，他们还要把这部分同学接送到四十中，他们希望四十中派一个人一道去。这是一辆载重卡车，车厢为钢制结构。在他们的车上，我算是真正领略了战车的标准配置车上虽然只有十余人，可都是全副武装，他们分佈在车厢四方，枪口朝外，车头驾驶室顶上架了一挺轻机枪，一律的战备姿态。双手紧握轻机枪的同学头戴蓝色公安平顶大圆帽，配戴护目镜、白口罩、白手套。虽然他戴着口罩，也看得出他其实比较清秀，并不鲁莽。离我最近的一位，身材比较高大，头上一顶老式军用钢盔，配戴近视眼镜，学生味十足，手持一支半自动步枪。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他那一脸的安详，好像有点不协调。一路上，车上的人都端着枪警惕地注视着各自一边的动向。他们沉着镇静的神态如同在进行例行巡逻一样，旣不紧张也不张扬，一派能打硬仗的架势。对于六中的同学，我除了佩服，更多的是感激，在我们危难之际他们伸出援手，冒着生命危险一趟又一趟为我们护送受伤的同学和滞留的同学。他们也是血肉之躯并非刀枪不入，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同南纪门中学任国栋那一伙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汽车自临江门经过一号桥、大溪沟，车上沒有人说话或交头接耳，转眼到了上清寺，才听见有人说：“绕一圈”。这是一路上他们说的唯一的一句话。于是汽车没有右转从中山四路径直开往六中，而是向左逆时针在上清寺转盘绕了一周。当汽车经过工业展览馆时（展览馆是反到底派的据点，堵了砖头的窗户留有枪眼和观察孔），车上的人不约而同、整齐划一地举枪对准工业展览馆楼上，并随着汽车的移动转动姿体，使枪口始终指向目标。我静静的注视着展览馆楼上的那些枪眼，如果发出鞭炮一样的响声我也不会动一下，因为那都是多余的。我当时想他们这样绕一圈的目的并不是故意示威，而是为了先正面面对目标，以防对方背后打冷枪。在六中，他们给我讲了一件使我感到震惊的事，和我们在李子坝的遭遇相关。六中3211全副武装的卡车当天早些时侯，出了学校开往沙坪坝方向，途经李子坝时，有一伙人持枪拦车，并问车上是哪一派的？车上的人霸气反问你们是哪一派的？拦车的一方说我们是六中3211的。李逵遇到了李鬼，车上的人说我们就是六中3211的，你们到底是哪派的？！拦车的人慌忙说都是一派的，都是一派的。实际上拦车的这伙人属于反到底派的，驻扎在大田湾体育馆，经常开车从桂花园一条小马路窜到李子坝搞事。拦车的这伙人被车上六中3211震慑后，可能不服气，又去纠集了更多的人想在六中的车返回时进行拦截。我们四十中的送葬车在返回学校途经李子坝时不幸遇上，李宁远、范荣惠（女）两位同学当即遇难，近十人严重受伤。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在李子坝发生的流血事件，据说被当时的市革委定性为“四、五”反革命事件。因为中央早巳下发3、15号文件，要求各派停止武斗，上交武器。而李子坝发生的流血事件无异于挑起武斗，公然与中央的精神相对抗。“四、五”流血事件之前，重庆两派的武斗基本处于停止状态。“四、五”事件的发生，影响之大，波击范围之广超呼想象，它使重庆对立两派的神精再次绷紧，形势急转直下，不但上交武器成为泡影，新一轮抢夺武器的浪潮又开始了，目标是武装部、军队驻地、兵工厂……当我从六中回到差点回不来的母校四十中时，一大群人围在学校大门外议论纷纷，李子坝发生的事巳传得沸沸扬扬。校内又是另一番景像，操场上都是焦急的学生家长及亲友，人群中不时传出哭泣声。而此时在校的同学寥寥可数，简直应接不暇。因为大部分同学还滞留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校园内，而回来的同学中，沒有受伤的同学们正在医院照顾受了伤的同学。由于在学校未见到自己的孩子，家长们极度担心，情绪激动那是肯定的。我们班上文德芬的母亲更是伤心痛哭：“我的女儿哪，鸣鸣……”。我说文妈你不要着急，你的女儿没有回来，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了，她和其他同学都还在沙坪坝重庆大学，很安全。“我不相信哪，我要看到我的女儿我才相信，鸣鸣……”。我说要不然我陪你到医院去，看了你就相信了，你那个娇气的宝贝女儿明天肯定要回来。老师也沒有教过我们心理疏导方面的知识，好不容易才让她带着七分相信三分怀疑离开了学校。四十中教学大楼房顶上功率强大的高音喇叭停播还不到一天，又开始一遍遍播放《蝶恋花》，似向上苍如述如泣…收到噩耗的亲人悲痛欲绝，接下来准备死者遗像、开追悼会、送葬、哀声一片，伴随着《蝶恋花》……在间隔这样短的时间里进行的又一次葬礼令人心碎，我凝视着李宁远、范荣惠俩位同学的，比实际年龄略显稚嫩的遗像若有所思……大约一周后，我特意到储奇门照相馆拍了一张半身照。预先在家里换了一件比较破旧的衣服，在胸前戴上共青团团徽和一枚毛主席像章。照像师傅打量了我一下，好意的说你换不换件衣服嘛？我嘞的有。我夸张的想，战争年代、硝烟弥漫，就是不想穿得太正规。于是对他说不用不用，逗恁个照。当我从照相馆出来时，叹了口气，觉得总算为自己做了一件事，如果哪一天灾难落到我头上，起码有了一张与实际年龄相符的遗照。人们常说 “子弹没有长眼睛”，谁知下一个又是谁呢？老天也不会总是眷顾我。
作者近照及简介
张明贵，网名：名山，重庆四十中学校初67级学生，曾经上山下乡当过知青。进入国企后曾担任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经理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