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一个‘炮灰’任务，带领十几个人、...

“我接到一个'炮灰’任务，带领十几个人、不带机关枪死守常德东门。上无指挥、下无援兵，这仗可怎么打？...”
 
1922年8月，杨永彬出生于广东大埔县百侯村。这是一个位于闽粤赣三省边界的山区村庄。“四面环山、交通闭塞”，这是杨永彬对童年最深的记忆。
 
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学校停课，无书可读的杨永彬很快加入了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70多年后在谈到之所以选择当兵时，杨永彬说，“当时没饭吃，自然是哪里有饭吃就去哪里。”
 
经过近2000公里跋涉后，杨永彬和200多大埔青年来到江西分宜县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司令部，成为青年军训班的一员。3个月结束后，杨永彬顺利考入“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并且编为第18期12总队步科，开始学习各种兵器制造原理、骑马、作战战术等。从此，杨永彬开始了自己刀头舐血、未知命运的一生。
 
1942年11月杨永彬黄埔军校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和每个学生一样获得学校赠送的一把“短剑”和一套横直式的“精神带”。杨永彬说，“短剑”除了防身还有一层意思，战败时自杀殉国。
 
毕业后，杨永彬被分配到陆军74军57师，军长是战功赫赫的王耀武，而师长是余程万。与杨永彬一样，余程万也是广东人。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转折之年，日军不仅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其海军及航空兵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为策应太平洋战场，牵制中国军队转移到滇缅，在发动鄂西会战后紧接着发动“常德会战”，全面入侵湖南桃源、常德地区。
 
陆军74军随即进军，杨永彬所在的57师受命镇守常德。也就是在这场恶战中，杨永彬所属57师从8000多人战斗到只剩下300余人，几乎全军覆没，杨永彬也差点丧命。
 
我很好奇地问，“你第一次上战场害不害怕？”杨永彬说，“我也没打过仗，没经历过死亡，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杨永彬第一次直面战争的残酷是在一天深夜。“日寇趁我们不备利用黑夜偷偷跑到离我们只有两三百公尺的树上，以密林为掩护，居高临下用机关枪扫射。”在杨永彬和战友们根本没反应过来时，已有超过一半战友阵亡。
 
但更加残酷的经历才刚刚开始。一天下午，进攻受阻的日本军队开始使用“催泪弹”，一阵疯狂进攻后，阵地官兵的眼睛受到刺激无法睁开。“在学校的时候根本没学过，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很惊恐。”日军趁机猛攻，夺取常德以东阵地，57师伤亡惨重。
 
在奉命向常德城内撤退时，作为排长的杨永彬却接到了一个几乎是“炮灰”的任务——带领十几个人、不带机关枪、也不带通讯设备死守东门，阻击敌人向城内进攻。
 
杨永彬将人马扎在东门外500公尺的一座两层石楼内。他们堵死了上楼的唯一楼梯，除了几条凳子、几十箱子弹、几百公斤大白菜外，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曾经宣誓“此一战斗，上无指挥、下无援兵，唯有单打独斗，与此楼共存亡。”不少士兵还写下了遗书。
 
在与日军近十万部队激战十余天后，74师失守常德南、北门，剩下不足一千人，弹尽粮绝，师长余程万弃城带领部分将领渡沅江突围。后幸得援军，再加上英美等盟军空中炮火支援，余程万重又夺回常德城。而此时，57师仅剩下300余人。但神奇的是杨永彬指挥下的排却未损一兵一卒，杨永彬本人还被盟军授予“华胄”勋章。
 
曾经有个盟军记者问，“东门一角的一个医院大楼坚持了六七个昼夜，敌人屡攻不下，最后也不知去向，到底是谁？”除了杨永彬等人誓死战斗外，有一个很重要原因估计是他自己也想不到，那就是该楼顶一直挂着“瑞士的国旗”，由于其属中立国，未参与战争，日军也不敢炮击。现在回想起来，杨永彬说，“幸运，命大”。
 
常德虽然保住，但57师却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转移到湖南衡阳调整休养。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德会战”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标志着日本侵华6年后彻底走向失败的开始。
 
我问杨永彬，“日本人真像现在电视上演的那样不怕死、那样残忍么？”杨永彬笑着说，“其实日本人很胆小，一抓获立刻向你跪拜求不杀头。”
 
1945年，日本宣布向中国投降。参加常德会战的74军剩余部队被整编为74师，全部纳入美国装备，并且任命张灵甫为师长。作为蒋介石的王牌劲旅，整编74师接到一个重大任务——去南京接受日本人投降。
 
在南京，此时身为连长的杨永彬管理了一万多日本兵。在遣送这些人回国时，杨永彬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黑布包裹的黑色四方形木箱，里面是战争死去的同胞骨灰，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有名有姓的人。”
　　　　　　　　　　　　　　　　　　　　　　　　　　　　　　　　　　　　　　　　　　　（文/陈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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