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不但是豪放派词人，还是好色、好财、好杀人的“三好生”
协助耿京统领起义军，率五十骑冲入有五十万大军的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领义军归顺南宋，随即被任命为江阴签判。辛弃疾在他22岁的时候实现了很多人一辈子也做不到的壮举，如此作为是多少郁郁不得志的血性男儿梦寐以求却又无力达到的高度，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令“辛弃疾”这三个字名震天下。而在这时，正春风得意的辛弃疾绝对想不到他这一英雄行为会成为他今后46年都无法超越的辉煌，以及，每每回想起来都会黯然神伤的曾经。
写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时稼轩刚达而立之年，正是该有大作为的壮年，本不该有如此之多的抑郁愤懑之叹，可惜，他却在最应肆意施展自己抱负的时候被软弱无能的朝廷闲置，虽有满腔热血，却苦无报国之门。
苦闷之下，他只能够时常登楼远眺，聊以遣怀。谁知，他望天，见水天相接，浩浩汤汤，无边无际，念及天地之宽广，竟无一寸土地可以让自己一展拳脚，抑郁之情不禁泛滥；他望山，面北，便望见那无力收复的中原，向南，却望见这仅存半壁的江南，无论他面向何处，望见的都只是满目疮痍的河山，念报国之无望，独怆然而涕下。所以，他说，“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其实也很是贴切，这愁这恨，既是自己内心所生，也是剩水残山的献供。他拍遍栏杆，痴痴凝望着本该上场杀敌现在却闲置身旁沦为赏玩之物的吴钩，联想到自己也是这般无用武之地，不禁悲从中来，痛不欲生。这时的他已经意识到，率大批义军归顺之时便是他跟自己的理想诀别之日。
高宗忌惮钦宗的回归，始终不愿真正北伐，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任凭金军肆意践踏中原河山，即使向金国割地、纳贡、称臣也在所不惜。很明显，在这种统治集团苟安求和的政治环境下，辛弃疾想要实现自己收复中原的雄才壮志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好不容易到了宁宗嘉泰三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精神为之一振，以为自己一生的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谁知很快，他便发现现实与自己设想的相差甚远，很快，他便再次遭弹劾罢官。从此，年老多病的他再也无法担任要职，只能够幽居在瓢泉，避世种树。一日有客在他面前慷慨激昂地大谈功名事业，让他既慨叹又好笑，禁不住也跟着追忆起少年时事，遂作《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聊以自嘲：“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老英雄，在经历了近40年的闲置挫折后，悲凉地感叹道上万字的平戎策毫无用处，还不如拿去向邻家换取种树的书，这和陆游的“骏马宝刀俱一梦，夕阳闲和饭牛歌”有着同样的凄凉哀怨的意境，其中的无奈落寞每每读来都令人扼腕不已。
最是人间留不住，红颜凋零，英雄迟暮，64岁的辛弃疾再也无法做到他在22岁时做过的事情。开禧三年秋天，他带着忧愤的心情溘然长逝，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一代英雄豪杰竟落得如此下场，真真令见者伤心，闻者落泪。如果稼轩当初不渡江，而是一直率领着起义军游走在南北之际对抗金军，我想，他的壮志豪情反而更能够得到满足。虽然无高床软枕无豪门大宅无红巾翠袖，但最起码，他能继续过着真正令自己快活的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生活。
可惜，如果只能是如果，南下之后的生活纵使再豪华奢靡舒适安逸也解不了心中对沙场和热血的炙热渴望，委身锋镝、裹尸马革才是堂堂七尺男儿应有的人生。
夕阳斜照，他登楼远望，在离群孤雁的悲鸣声中，苦涩地自称“江南游子”。众所周知，辛弃疾是山东济南人，南渡后他说自己是身处江南的游子，这粗看之下似乎合情合理，无甚稀奇，但是细细探来，个中滋味，却令人不禁为之潸然泪下。在南下之前，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南宋朝廷所在的江南，以为一旦归顺南宋，自己就能够离那个完整的国家更进一步，对于那时的他来说，江南才是自己的故国，是把宋朝大好河山重新堆砌好的第一块拼图。谁知，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只把杭州作汴州，在江南的暖风中醉生梦死，为维持虚假的繁华不惜奴颜媚骨地向金国卑躬屈膝。造化弄人，渡江仅仅八年，他竟称自己是流落江南的思乡游子，可见他对卑怯懦弱的南宋朝廷的爱之深、恨之切。
稼轩不是为了鲈鱼脍毅然弃官归乡的季鹰，更不是求田问舍只为私欲的许汜，他的才气不亚于刘备，豪情可比桓温，本来他的满腔热血可以自由挥洒，本来有浩瀚的沙场任他驰骋，本应有大好的前程在等待着他。只可惜，在苟且偷安之辈多如黄河沙数的南宋朝廷，主战派官僚的命运只会多舛。“报国欲死无战场”，收复河山保家卫国的凌云壮志被自己效忠的朝廷所否定打压，这是南宋所有被闲置的热血男儿最为不堪的苦痛。
客观来说，辛弃疾既无祖上荫庇，又非科举出身，南渡后却先后担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他的仕途不可谓不顺，甚至可以说是颇得圣上青睐，洪迈的《稼轩记》中就有“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的描述。一般平平无奇的无名小卒若身受和他一样的恩宠怕是早就欣喜若狂地向统治者摧眉折腰阿谀献媚了，可惜，正如上文所说，稼轩不是那种热衷于求田问舍的营营鼠辈，他虽然也热衷功名利禄，也渴望建功立业，但是他更向往的是恢复中原、报国雪耻，而不是像那群自欺欺人尸位素餐的主和派一样整日醉生梦死灯红酒绿温香软玉不知今夕是何夕。
值得提起的是，据学者考证，辛弃疾在作为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同时，还是一个好色、好财、好杀人的“三好生”，私生活之奢侈糜烂后人难以设想其一二。在此，我无心为他开脱，只能推测他贪财好色嗜杀成性的恶习很有可能是他在北伐理想幻灭后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种种过激发泄。这也要求我们在热情讴歌辛弃疾的爱国豪情和八斗才气时更需要以一种更为冷静客观的角度来审视他的一生，同样地，也应该以公平全面的态度来看待其他古人，就拿宋高宗赵构来说，世人很容易把他定位为昏君，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当时的政局，就不难发现其实高宗绝非昏庸无能之辈。他南渡时身边只有一千亲兵，连自保都成问题，但他却能够在短短一年之内定都杭州稳定南边局势，虽然还远达不到人们平定中原重振河山的愿望，但也绝不是一般平庸之辈能够轻易做到的，世人武断地给他安上“昏君”的骂名实在是有失公正。
评价历史，绝不可以片面地站在今人的角度，不明所以想当然，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后人很难能够完整地还原、理解历史，有太多的历史真相被世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遗忘，渐渐地湮灭在时空长河的滚滚浪沙中，后人只能够依据残留下来的零星线索窥知一二，因此，后人马后炮式的想当然除了满足某些别有居心之人的需要来蒙蔽事实以讹传讹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除了在学术研究中需要这种客观公平的态度之外，我们在平时的为人处世中也应该保持这种全面公正的心态来看待他人，更重要的是，看待自己。就连对一个没有生命的几何体，我们也知道需要从正视、俯视、侧视的角度来看待，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对会轻易地从一个狭隘的角度来评价一个活生生地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