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来源于未知的不确定性
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恐惧是一种常见的情绪和心理。然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人、这么频繁地感到恐惧。
当握手这一行为与担心被感染相互联系时，对健康的担忧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接触和表示打招呼的手势有了联系。虽然还没有人要求禁止握手，但已逐渐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渐渐从有无危险的角度来看待人们之间的关系。
恐惧文化最不引人注意的后果是——它把人际关系看作就是增加危险的方式。
恐惧文化产生的一个讨厌的影响就是使人们交往时的恐惧感加深。恐惧文化会使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助长社会形成一种怀疑的氛围，使人们不能专心面对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冒险大多数时候是有创新精神的、建设性的行为。对冒险横加指责的糟糕企图挫伤了探索和实验精神。我们的社会实际上面临着危及健康的重大威胁。消极生活甚至比被动吸烟的危害更大，它会危害健康。
人们被持续不断地提示和敦促要意识到危险，要听从形形色色的专家给出的五花八门的警告。恐惧文化也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面对的威胁要远比人类历史上遭遇的威胁严重。普遍使用诸如“丧失信心”“丧失胆量”等说法，往往表明社会对应对挑战和威胁的能力感到焦虑和紧张。本书试图解释为什么这种悲观主义论调变得如此猖獗，以及恐惧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发生作用的。理解恐惧的运作方式将帮助我们这个社会免于恐惧的破坏和干扰，抵御其消极影响。
与对大肆渲染的威胁感到担忧相应的是，人们对更加庸常和普通的日常生活风险的焦虑不断增加。对饮食、生活方式、生儿育女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众多方面，现在人们都重新审视以发现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风险。人们辩论的内容很少是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恐惧，而是应该对谁或者对什么感到恐惧。被定义为有风险的生活体验的范围不断扩大：对着水龙头直接喝水或吃一个大芝士汉堡现在都成了健康警报的对象。
恐惧一词使用趋势：与看不见的焦虑联系在一起
恐惧文化与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实践和模式联系在一起，常常被用来作为谴责某个个体或机构行为的修辞武器，修辞如果能唤起可被纳入公众想象的众多形象，就能被广泛使用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现在，不同群体争先恐后制造恐惧，表达应该或不应该对什么感到恐惧。
由于对道德规范模糊不清，西方文化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人性和个人应对风险及不确定性的能力做出积极的描述。公众的恐惧往往被描绘成由善于操纵舆论的媒体大亨人为制造出来的，媒体几乎应该对恐惧文化负有全部责任——这一假设常常成为学界评论家研究恐惧文化时的指南。纵观历史，人们倾向于将非理性行为和所谓的情感状态失衡归咎于媒体，这种倾向让我们应在依靠“媒体总会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的论点来解释21世纪恐惧文化的新奇性和独特性保持警惕。但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机构，媒体在恐惧风景的形成过程汇总发挥了显著作用，与其说媒体制造了恐惧，倒不如说它提供了让人们间接体验到恐惧的媒介。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早已存在的现成态度和价值观的载体，这些态度和价值观主导了社会对恐惧等情感的看法。
媒体已经越来越分裂、多元化，媒体消费呈现高度细分的区别化特征，竭力迎合不同类型群体的碎片化媒体复制和放大了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划分，因此，威胁不再只有一个统一的媒体表现形式。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媒体的分裂、多元和破碎化反应了弥漫在恐惧文化中的到的混乱和信任缺乏的大气候。
人生中没有什么可惧怕之事，只有应理解之事。现在，为减少我们的恐惧，是时候多了解一些事情了。——玛丽·居里（Marie Curie）
从对未来感到恐惧到充满恐惧的未来
我们对不确定性的构建和认知方式的讨论对理解恐惧如何被投射到未来意义重大。如前所述，很多世纪以来，对未知和未来的恐惧一直是社会恐惧文化脚本的核心议题。很显然，尽管启蒙思想家以及乐观主义的评论家表达了希望，但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仍未被克服。事实上，当前的舆论引导者、科学家、政客在谈到将来时，经常一致地传达出耸人听闻的恐惧语气。
针对未来的恐惧用语最引人入胜的特征之一便是看似随意实则混乱不堪的表达方式——将有关全球性大灾难的预言劈头盖脸地向大众扔去。甚至连备受敬重的科学家在采用职业危言耸听者的伎俩时也轻松自然、毫无顾忌。在标题引人注目的《时终》（Our Final Hour）一书中，宇航员马丁·J.里斯(Martin J. Rees)告诉读者，人类能够幸存到2100年的概率只有“50%”。认为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灭绝这个令人胆寒的断言暗指，如果把赌注押在人类的幸存上纯粹是有勇无谋。从历史上看，人类毁灭的预言是以沉重的、严峻的、阴沉的口吻提出的。然而，像21世纪的许多恐惧推手一样，里斯用一种讲述事实的态度传达了他的世界末日论。在《时终》里，里斯说，他押 1000美元，打赌“到2020年，一起诸如生物失误或生物恐怖之类的事件将夺去百万人的性命”。
关于人类灭绝、地球毁灭、大规模种族灭绝预言的扩散，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被阐释为恐惧文化的威力战胜人类想象力的最重要症状。毋庸置疑，经常性的末日言论传播对人们现在及将来的人生观都有影响。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要将恐惧话语与人们对耸人听闻者的真实信念和回应相混淆。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里斯、科波菲尔或吉尔道夫的言论都应看作是表演性的——恐惧表演。如“我害怕”这类表达恐惧的表述并非单单意味着某人真的害怕；这种表述经常用来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这同样表明，某人心生畏惧、有责任心——与他人不同——认真看待某个具体威胁。
在某些圈子里，表达恐惧是一种装模作样，是为了表现出对人们面临的许多隐蔽的危险的敏感性。承认恐惧是为了展现自己敏锐的领悟力。这种自发自觉的装模作样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比以前更恐惧，它只是表示人们理应如此。竞选者非常珍视表现焦虑及恐惧的表演机会，他们认为其事业的严肃性要求他们用夸张的表演来吸引人们对其信息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吓唬公众就等同于履行公民责任。比如美国政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宣称，焦虑帮助个人成为更加知情的公民。他说，“大多数美国人对政治不太了解，或是对候选人在各色事务上的态度了解甚少”——然而“心中充满焦虑的公民往往更知情，因为情感激励促使他们在充满不确定的时刻抓住问题的重点”。
有关未来的负面言论不断传播，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心态及对未来前景的预期。
恐惧诉求及持续不断的世界末日言论日积月累，对个人行为的直接影响比不上对大众文化态度及认识的间接影响。这会破坏人们对应对所遭遇风险能力的信心。当个人都被描述为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时，爆炸与未来景象的联系很显然已经被下意识地内在化及规范化了。毁灭的目的论以不言而喻且内敛含蓄的方式深深印刻在公众对未来的审视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语境中，“未来”这个字眼经常被用作“希望”的同义词。有史以来，人类未来经常被描绘成被希望与恐惧两者关系所影响。正如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所说：“天意所遣，希望和恐惧这两种强烈情感使人类得以保持幸福的平衡。”蒲柏还用欣慰且乐观的口吻写道：“希望永远滋生在人们心中。”当今的厄运目的论与蒲柏的乐观哲学构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立。宗教人士依然宣扬希望永远比恐惧更强大，然而其言辞常被视为孤注一掷，只为粉饰普遍的迷茫情绪。“我有未来”是表明“我有希望”的一种委婉方式。阻断人们的未来就是对希望的迎头棒喝。
恐惧与希望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个体的心理属性。希望的感觉也并非对人们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机遇的直接回应。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态度与人们为应付未知而拥有的意义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待续
作者：[英]弗兰克·菲雷迪——英国社会学家，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被《伦敦书评》评价为“英国、欧洲乃至世界上最为领先的知识分子之一”。出版《恐惧文化》、《恐惧政治》、《知识分子都到那里去了？》、《偏执狂父母》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