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情色文化及女性地位
作者：谭朋美
近日，某品牌因推出了带有不尊重女性、偏色情字眼的周边产品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再次引发了大众对女性地位、情色文化等问题的探讨。实际上，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早在上世纪末的世界舞台上就有了端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也对传统文化进行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继承和发展。
众所周知，莫言极其善于刻画和塑造女性形象，体现出对女性的尊重与肯定。作品中从不避讳对女性、肉体、性爱的描绘，甚至形成了自己的表达风格。《红树林》为莫言于1999年创作完成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朴实美丽的渔家姑娘珍珠从红树林边的渔村闯入现代化都市，经历了迷茫而凄楚的人生，最终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的故事。作品通过对珍珠、林岚两位女性的刻画展现20世纪末中国社会对女性和性爱文化的普遍认知，并展现了作者具有前瞻性的思索。
作品传达了社会对于性在女性角度下的否定态度和性的压抑感。并且，通过对情爱过程不避讳的描述表达性的不可耻性和性的自由性，即人对性的选择权利应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取决于他人。
《红树林》中对“鸡”“鸭”“人体餐盘”等内容的描述，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下，性爱文化的压抑。作者对林岚在酒店与鸭子发生性关系的描述中，没有试图规避和模糊“愉悦感”，并且这种愉悦感对情节的推动起到重要的作用。包括性爱过程结束后，林岚在车内崩溃大哭，马叔赶到酒店时的生不如死等的情绪反差，彰显了当时社会下人们普遍对性的羞耻感和自我不认同感。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展现了性带来的快乐，表达了带有极强主观色彩、违背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前瞻性观点。这些在道德层面让人难以启齿的快乐也是作者对性爱过分压抑的无声抗议。
同时，作品中也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对性的蒙昧无知、当代社会对性高度的不接受和不平等性以及“重男轻女”的观念的延续。
尽管莫言更多强调了文化压抑下女性生命本能的自然释放，其笔下的女性有了经济权，也能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由于莫言叙事视角的民间性及其“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文学立场，莫言并没有特别注意女性的政治地位提升），但其笔下女性命运的精神仍笼罩着男权文化的无形阴影。林岚最初是红树林珍珠养殖场的女工，后来是广播站的播音员。这些女性进入了公共生产劳动领域，社会生产生活范围得到了扩大，但那个时期抽象的男女平等不但不能抹平女性所受的歧视，反而使得女性失落了自己的性别体验，扭曲了自己的主体人格。
在“三虎”对珍珠的轮奸行为中，表达了当下人们对性的不正确认识，将性作为一种实施报复的手段；在珍珠的未婚夫对于得到珍珠肉体本身与其严重的处女情结中也可以看到在当代文明社会的道德压迫和掩盖背后对女性的地位的不认同感，这种不认同感体现在男性对女性畸形的占有欲上，并且对性的不正确认识则体现在对女性肉体的无条件占有上。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女性只是男性“发泄”的工具，但作者试图通过对女性在性中体会到的愉悦感打破这一传统观念和观念背后体现的性的不平等性，而这一点，是完全建立于中国的传统观念与社会文化之上而产生的。
除了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品，世界其他地区在当时也衍发出了类似的社会性作品。《失乐园》作为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在同一时期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对男女双双出轨后殉情的爱情故事。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通过不同的故事展现出了类似的精神内核。
在《失乐园》中，作者展现了日本当代社会中民众麻木地忍受压抑的状态，中年婚姻危机因此成为了社会的常态，而出轨——性爱在其他地方得到发泄和满足竟成了婚姻关系中一种心照不宣的秘密，深刻表达了在性爱的原始冲动和道德约束间人类的苦痛与挣扎。作品对性爱快感的描述更是占据了极大的篇幅，并且着重的强调了得到快感的不仅是男性，女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的快感同样是巨大的。
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变迁过程中人们观点的更迭，看到文艺作品对社会思想的记录和推动作用。作家们通过情节的设计、人物的塑造表达出超越当下社会对女性地位的认知，影响着大众的判断和社会的风气，人们开始逐渐思考这类“敏感”的话题，摆脱曾经的惯性思维。
近年，女性地位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人们对于性爱的接收和包容度也正合理化着。通过当代社会在由此类话题引发的争论，我们看到的是大众对这类语言对女性隐晦的诋毁的敏感和正义，也是社会对女性认知的正常化和对性爱主导地位的认知消解。（谭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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