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基地的点滴回忆
讲述者：胡思得 军旅警营
来源：安吉龙山源
△胡思得院士与夫人参观【国家使命】主题文化园
1963年春节过后不久，张爱萍将军在北京铁道干校大礼堂作报告，动员在北京的实验、设计、生产部门科技人员向青海基地搬迁。
选定这个时候作动员报告，一是理论部于1962年年底前已完成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完成“两年计划”（即争取1964年内实施核爆炸），所有有关实验、工程设计、生产单位必须立即启动工作，二是青海基地已完成若干基建，基本具备了开展工作和生活的必需条件。
我记得张爱萍在报告中提到唐朝诗人王维的诗里有一句“西出阳关无故人”，他说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么多的科技人员、机关干部到青海基地去搞大会战，应该是“西出阳关多故人”了。
这次搬迁暂时不包括理论部，但为了配合实验、生产部门工作，部、所领导决定先选派我们理论联系实验组的几位同志随队前往。原来早在1962年年底，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接近完成时，就在所里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联系实验和生产。小组成员从理论部各组抽调一些业务骨干组成，我被任命为这个组的组长。
△摄于2018年9月 二二一厂旧址
1963年11月初，我带着几位同志去青海基地。临行前，部领导周光召对我作临别赠言，他说：“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不仅要重视理论，而且一定要重视实验；理论和实验结果一致当然值得高兴，但有作为的科学家特别要抓住理论与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从这种地方会发现理论或实验的不足，有可能产生新的突破。”周光召的一席话，我铭记至今。
在此后的工作中，每当实验结果出现与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我既不沮丧也绝不轻易放过，而是感到出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既思考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毛病，也仔细推敲实验数据的真伪和精度，努力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不仅要求这些原因能解释当前的问题，而且还要与以前的结果不相矛盾。
在科学的征途上经常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情画意，每当我们揭开一个又一个的疑团，越来越多的现象为我们所探明所理解，心中不禁泛起一股特殊的兴奋和喜悦，内心也特别感谢光召给我的忠告。
△摄于2018年9月 二二一厂旧址
乘火车从北京到西宁，大约要三天两夜。我记得在到达西宁前的头天晚上，我们在餐车里一起喝了点红酒表示庆祝，为即将投入新的战斗感到兴奋。
到达西宁已是第三天的傍晚，我们住进西宁宾馆，宾馆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几乎都是等待去221厂报到（青海基地对外叫221厂）。
当晚我们几个人被安排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里面已经有20来人睡觉，香烟的烟雾和睡觉时的呼噜声充斥在房间每个角落。我们在靠近门口的位置找到了空床，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头躺下，由于旅途疲劳，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杨家庄办事处领了“四大件”（皮帽、棉猴、大头鞋、羊毛毡），第三天就乘火车从西宁到海晏，再转乘内部火车到厂区。
科研组里的同志早早就在车站等候，把我们接回新盖好的宿舍。听说宿舍是按苏联专家给的图纸盖的，非常漂亮，墙体很厚，保温性能好。
组里的同事说我们这批人运气特好，一到厂区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他们来的时候，住的房子要简陋得多。有的人住“干打垒”，李觉等领导同志住帐篷。
221厂地处海拔3千多米，冬天晚上的温度可达零下30-40摄氏度，条件艰苦可想而知。
△摄于2018年9月 二二一厂旧址
新宿舍一共有十幢，盖好之后，李觉做出一个决定：为保证1964年爆炸首颗原子弹的任务顺利完成，让在第一线工作的科技人员和工人先住进新楼，领导干部继续住帐篷。
李觉的这个决定深深地感动了大家，也激励大家更自觉地团结在领导周围去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我们刚把行李放到床上，还没来得及打开，厂机关传来通知，当日下午有爆轰实验，让我们前去参观。我们当即随他赶往爆轰场地，实验部陈能宽主任亲自在那里接待我们，陪同我们参观并作讲解。
在北京我曾经参观过17号工地，那里的实验设备和工作条件都非常简陋，而现在我看到的测试仪器和控制系统都很先进，工作条件也很不错，实验人员在井井有条地作各种准备工作。为了不打扰大家的工作，我们没有等“放炮”便回了宿舍。
吃晚饭时我才第一次体会高原的效应：我们吃的米饭不太熟。原来3千多米的高原，水的沸点不到90度，所以煮出来的米饭就有点夹生。第二天早饭的馒头也是夹生，很难咽下去。那时大家还没有高压锅，吃饭本应是一种享受，但现在却成了一大难关，作为一种任务去完成。
第二种高原反应是睡觉多梦，据说这是由于高原缺氧的原因。刚上草原的头几天睡得不踏实，时间久了慢慢才习惯。
△摄于2018年9月 二二一厂旧址
我们从理论部来的几位与实验部搞理论的同志编在一起，开始叫二室五组。后来核工业第九研究院正式命名，221厂变成221分院，陈能宽升任分院副院长；我们所在的部叫实验部，部主任是张兴黔，副主任有方正知、胡仁宇、苏耀光、王义和等，党委书记是吴益三。任益民在部里主管科研生产计划，他对我们理论组特别关怀，考虑到我们工作的特点要坐得较久，特意把我们坐的硬板凳，换成软皮椅子。
我们所在的组扩大为24室。有一部分搞中子、核物理理论工作的同志也并入这个室。章冠人任室主任，陈俊祥任指导员。我任24室1组（负责爆轰物理）的组长，后来改任为室副主任。
这时实验部的主要任务是准备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实验，我们主要负责装置零部件的公差设计，预计实验的量程。同时在研究室内组织讲课，把邓稼先、周光召在北京的讲课内容，传授给其他同志。
进行聚合爆轰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在核装置的中心形成一个相当球对称、能汇聚在一个极小范围内的冲击波，这就要求核装置从外到内的各零部件都要搞得非常对称、均匀，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满足很严的加工和装配公差要求。但这样一来零部件的废品率就较高，影响工程的进度。
还在北京的时候，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指导我们做了一项工作，研究什么样的波形对聚焦影响最大以及各种公差对聚焦的影响程度；到221厂之后，结合生产实际，我们调研哪些零部件的公差较易达到，哪些较难。然后研究对较难达到的那些公差能否适度放宽，而对较易达到的适度收紧。
经过这样的调剂，既保证了聚焦的需要，又提升了零部件的合格率。
1963年12月24日，成功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实验，实验结果非常理想，使理论设计和此前的一系列实验获得了综合验证。周光召也亲临基地，参加分析讨论。
1964年3月，二机部刘杰部长到221视察。那时大礼堂还没有建成，所以他在一个食堂里作的动员报告，要求全体职工按时、按质、按量、安全地完成国家交给的光荣任务。
1964年6月6日，成功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实验，实验装置中除核裂变材料用替代材料外，其余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实验结果非常理想。至此，成功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基本胜利在望。
这次爆轰实验因为是全尺寸的，所以用的炸药较多。爆炸后的高温碎片飞散得很远，远处的草丛被点着了。实验部的领导立即组织队伍去灭火，大家拿着扫把去扑打火苗。火苗在草丛中若隐若现，扑朔迷离，这边扑灭了，一转身又在身后窜了出来。我们使劲扑打，加上高原缺氧的反应，没一会儿就感到筋疲力尽。但在大家的努力下，火终于被彻底扑灭了。
△摄于2018年9月 二二一厂旧址
随着核试验的日期日益逼近，许多科研人员陆续奔赴核试验基地，221厂内的形势也变得愈来愈紧张。有消息说美国肯尼迪政府要把中国扼杀在“核摇篮”里，因此领导决定除留一部分科技人员和工人在厂里继续完成任务外，其余人员转移至西宁与海晏之间的湟源县，以备221厂万一被毁，能保留一部分智力。24室的同志被安排在一个小学里，10来个人的工作、睡觉都在同一间教室里。
我和室里少数几个同志留在厂内，除白天紧张工作外，下班后还得挖防空洞并进行演习。好几个晚上被警报声惊醒，立即穿好衣服跑到自己挖好的防空洞里，一直到警报解除，再回去睡觉。
终于等到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全厂上下奔走相告，一片欢腾。陈能宽副院长为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写了一首词（清平乐），表达了全院乃至全国人民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