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齐泽克与科耶夫 ——辩证法的隐秘学脉
齐泽克与科耶夫
——辩证法的隐秘学脉
吴冠军
内容摘要：齐泽克被认为当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他对马克思的公开继承，主要是集中在政治面向上，即，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批判。本文旨在发掘齐泽克同马克思哲学面向上的一个隐秘的思想链接，而拉康的好友、二十世纪著名的“马克思化的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则是这个隐秘思想通道中的关键人物。尽管齐泽克在其著作中几乎从未谈及科耶夫，但正是在对科氏论述的诸种隐秘继承与对抗中，齐泽克激进地翻新了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并以此奠定了其著述最为核心的哲学贡献。
引言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齐泽克（SlavojŽižek），被认为是晚近三十年欧陆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齐氏本人也毫不避讳地以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学术写作与公共发言。然而，当我们仔细进行辨疏的话，齐泽克对马克思的继承，主要是政治性的，集中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批判上。质言之，对于齐泽克而言，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正确的假说”，这个假说之价值不在于它最终能够被实现，或者人们相信它可被实现，而是在于它提供了我们去思考全球资本主义之外仍具替代方案性质的一个“好的理想”。
然而，齐泽克同马克思的思想链接，实则还有一条隐暗的羊肠小道，站在这条通道上的关键人物，就是拉康（Jacques Lacan）的好友科耶夫（AlexandreKojève）。本文旨在梳理出齐氏在哲学层面上，经由那位著名的“马克思化的黑格尔主义者”，而对马克思构成了一个隐秘继承：通过其近三十年英文著述之发表，齐泽克哲学贡献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对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一个激进重述，而这个重述——尽管齐氏本人未予承认——恰恰是由科耶夫奠定下实质性的基础。
一、否定与革命：
科耶夫的辩证法
众所周知，波普（Karl Popper）在其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将黑格尔视作为柏拉图的“直接追随者”，“代表了柏拉图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的'缺环’”，并将“黑格尔的成功”称作为“不诚实时代与不负责任时代之肇始”。而科耶夫之黑格尔解读的关键贡献，就在于在学理层面勾勒出这样一种可能性：黑格尔可以并不通向现代极权主义，而是经由马克思这个通道而能够被激进化。
科耶夫捕捉到了，否定（negation）是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之核心环节。对于科耶夫而言，马克思从黑格尔处继承的思想遗产便是：事物要在历史中前进，就一定要有压力和冲突。故此，科氏把这个论题凝括为：绝对（the Absolute），存在于否定中。人的自由，就在于“否定性的行动”——否定既有的给定之“是”。而这种辩证性的斗争，是值得“冒生命之风险”、“战斗至死”的。科耶夫引用黑格尔的原话，“个体性在否定基本现实的有效行动中呈现自身，这个行动在下述程度上有效——它辩证性地克服给定的'是’。”
自由，从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到科耶夫，就等同于本体论层面上的否定性。科耶夫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存在是一个否定性。否定，总是对既有“给定”（既有的“世界”）的否定；而动物没有“世界”，是以不需要去否定。故此，否定，就是对日常秩序的给定性（given-ness）说“不”，对“是”的肯定性（一切事物“是其所是”）说“不”。科耶夫如此定义自由：“自由不在于在两个给定物之间做出选择，它是给定的否定。”作为否定行动的自由是一种创造，因为“否定给定之物而不终结于无，就是产生某种尚未存在的东西；这正是所谓的'创造’。”换言之，生活中一切的给定都是被设定，因此，一切给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取消（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从“是”走到“不是”，并在这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是”；或者说，从“to be something”走向“to bedifferent”、“to be something new”。科耶夫推出以下公式：自由=否定性=创造性。
古典的形而上学里不会有“创造”，而只有“发现”；“创造”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思想遗产。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在科耶夫这里体现为“否定性的肉身化”。而作为一位马克思化的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把黑格尔笔下的“精神”，进一步同基督教（上帝、圣灵）区分开，精神的辩证运动变成为一个彻底的人类学运动：历史是人用行动改造世界的漫长过程之结果；而人，就是否定性的肉身化。
与之相应地，科耶夫亦排除了自然的辩证法维度。对于黑格尔本人，辩证法同时对应于“精神”与“自然”，它们的运动与改变均是以辩证的方式进行，辩证“总体而言是现实世界内的所有运动、所有生命、以及所有活动之原则”。但作为黑格尔的重要阐释者，科耶夫彻底拒斥自然本身就具有辩证结构这一论题，而侧重强调只有人参与其中的世界才会呈现出辩证结构（辩证法只对应于“精神”）：在黑格尔这里，一个概念自己就会发生辩证运动（因其内含矛盾），而在科耶夫这里，必须有人的参与（尤其是人的否定性实践），概念才会发生辩证上升的运动。
在科耶夫的辩证视野下，人的自由正是体现为：他/她能拒绝被定型、被定义、被给定。人的核心是“空无”，这个核心驱使他/她除去各种“是”，并使自己成为自身和世界的改造者。正是通过自由（否定性、创造性），人改变自己的“是”，直至历史终点（抵达真理王国），人不再需要进一步否定自己身上的各种“是”。去成为自己所“不是”（“成为他者”），不再需要、也不再可能。在科耶夫的前辈马克思那里，这个历史终点便是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在科耶夫的学生福山（FrancisFukuyama）这里，该终点就是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社会。
于是，在历史终点到来之前，辩证法便对既有秩序构成了激进的挑战——以激烈与直接的方式，否定当下秩序中给定的一切。故此，科耶夫强调：政治主体——激进拒斥现实秩序的革命者——便产生自辩证法结构。在1936年11月2日给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信中科耶夫写道：“最初这会导致'乌托邦’（'疯狂’），但如果人类准备为之奋斗的话，就会导致革命。”
在这条由黑格尔-马克思-科耶夫所开拓、经营的辩证脉络中，革命者以历史的、科学的、辩证的方式，遵循“正确的规律”起来反抗“旧社会”。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对阶段性的激进变化持以肯定态度，他们都认为“自由之实现”这一历史目的，要高于当下社会既有的道德规范和实定法律，换言之，高于现实秩序的所有规定。马克思把生产力与劳动合作形式的周期性变化称作为“社会性的革命”，而革命者们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使社会性的革命变成为政治性的革命，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一直到历史的终结点：在最终的普遍而同质的国家（黑格尔的终极国家、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中，人不再需要行动，不再会有流血的革命，因为真理王国已然抵达，哲学已经彻底实现自身（历史-形而上学）。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哲学的实现，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身”。
在科耶夫看来，黑格尔比马克思“保守”的地方在于，黑氏认为历史的前进不用人去主动地推进，绝对精神会通过“理性的狡计”实现它自身。在黑格尔的立场上看，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必须要由人有意识地去推动，实则不需要，甚至多此一举。历史进程有其辩证性的固有法则，哲人要做的，只是探寻关于历史内在法则的知识，而此种关于历史内在法则的知识，则被黑格尔视之为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而马克思则正是不满黑格尔将哲学的任务设定为只认识和解释世界，他提出，真正的关键是要改变世界。
二、隐秘通道里的关键
线索：拉康与辩证法
科耶夫那马克思化的黑格尔解读，不仅使黑格尔能够摆脱“现代极权主义”教父这个刻板形象，并进而勾勒出黑格尔的激进面向——（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实则诞生自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结构中。故此我们看到：尽管马克思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激进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科耶夫的阐释性介入，使得“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这个表述具有了理论上的融洽性。
然而，科耶夫的重要性并非仅限于此。他还开启了另一个极具思想史意义的事件，那就是：科耶夫的黑格尔解读，深深影响了参加其黑格尔研讨班的拉康（Jacques Lacan）——科耶夫甚至被视作拉康之“孪生兄长”。而拉康，则众所周知，是齐泽克的核心理论源头——经由追随拉康女婿与学术继承人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学习精神分析，齐泽克本人实际上可算是拉康的再传弟子。
拉康早年赖以成名的“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论，以及他关于“小他者”（thelittle other）的论述，皆对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经由科耶夫的阐释）做了相当大的深度借鉴。但拉康对辩证法的理解并未停步于此。拉康认为：精神分析治疗便是以辩证性——同时在苏格拉底与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的方式走向真（the Real），但这最后地点永无法抵达。拉康对辩证法做了如下的关键性革新：拒绝“最后的统合”（the final Synthesis）。在拉康的精神分析视野下，绝对知识——以及绝对知识所预设的“最后合题”——绝对地不存在。作为精神分析师的拉康强调：无意识之不可缩减性，标识了绝对知识（绝对精神、绝对意识）之不可能。
拉康本人写道：“当然，后面并不存在最微小意义上的合题——事实上，从来就不曾有合题。”那是因为，“当一被二所取代，从来不会再有一个回归。它们不会再回复成为一，即便它是一个新的一。扬弃，是哲学的那些美丽小酣梦之一。”故此拉康声言：“我对黑格尔现象学的使用，并不承担对其系统的忠诚，而是意在用来作为反击关于同一化之明显事实的一个例子。”
对于拉康，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的重要性，是标识出人总有“言说其它（something Other）的机会：这个其它，能够纠正人们对合题的幻想性联结，并保存下他们所具有的去曝露出诸种同一化诱惑的效应。”这个既纠正又保存的过程，就是拉康版本的“扬弃”。于拉康而言，辩证法的扬弃所带来的“进步”，总是由“一个缺失的诸种化身（avatars of a lack）”所引致。
在拉康这里，辩证法的动力，便是本体论层面上的缺失；而辩证法所具有的哲学与精神分析价值，就在于它本体论地承诺，总有其它的符号化的内容（作为符号性内容的“他者”）；当下在场的“一”（同一性），总是面对着它的否定。也正是在总能“言说其它”的意义上，拉康拒绝那抵达绝对知识的“最后合题”。
当然，在拉康整个理论大厦中，他对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的阐释，并不占核心地位。在思想史上，真正推动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彻底激进化的人物，不是科耶夫，而是拉康的再传弟子——齐泽克。齐泽克宣称：“在我的眼里，拉康在根本意义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但他自己并不知晓。”科耶夫提倡的无理由或者说无动机的否定（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否定性），经由拉康而深深地影响了齐泽克。
但有意思的是，对科耶夫的这一思想继承，齐泽克本人却并无承认：在其大量阐释与谈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著作中，科耶夫这个名字几乎从未出现。本文以下篇幅，便是旨在重新疏理出齐泽克对科耶夫的诸种隐秘的继承与对抗。
三、齐泽克的
“被扣留的秘密”
齐泽克从黑格尔关于精神的如下论述出发：精神的生命是“否定面的巨大力量”，它“并非作为某种肯定性的事物，对否定面闭上它的眼睛，有如当我们说到某种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抑或错误的东西，然后说完就算，转头谈论其它东西；恰恰相反，精神是这样一种力量——惟是通过在否定面的脸中去直视它、并和它停留一阵，精神获得自身之力量。在否定面中的这一停留，便是将精神化为实存的奇异力量。”[16]齐泽克据此强调：否定不应仅仅被当作辩证过程中程序性的一环、乃至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一个“消失中的点”，而恰恰具有着最基原性的地位：只有否定性，才具有本体论的地位。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末尾写道：“自我获知的精神，所知道的不只是它自身，而且还有它自身的否定面、或它的界限。”换言之，绝对精神所获得的知识（绝对知识），恰恰包含知道它自身的界限（否定性），知道自己的“绝非-全部”（non-All）。绝对知识，不是上帝之见（God’s view），而是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即，看到本体论层面上不可缩减之裂口：正是“是”的内在不连贯性，造成了视角转换的“视差”。齐泽克自己的表述是：“'绝对知识’指示了一个主体性的位置，该位置最终接受'矛盾’为任何同一性的一个内在状况。”[20]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确实没有继续科耶夫的阐释，而是恢复了黑格尔的自然辩证法：任何事物在本体论层面上自身就内嵌对抗/矛盾（或者说，任何“是”就内嵌不连贯性），正是这一内在对抗/不连贯性，使得事物不断发生变化。黑格尔式辩证法所关涉的，是事物自身的内在固有结构，其展开不需要人的参与。正是这一论点，开了晚近以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为代表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realism）之先声。
据此出发，齐泽克对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做了革命性的重新解读。根据齐泽克的阐释，辩证法并不是正题-反题-合题（新的正题）三部曲，而是三部曲就是一部曲：反题本身就结构性地镶嵌（或者说统合）在正题之中。辩证法的“螺旋上升”过程，是建立在结构性的自我对抗之上，也正因此，辩证过程没有“终点”。
齐泽克对黑格尔的原创性阐释就是：黑格尔的“整体”，始终就是一个内嵌裂口的整体。对于黑格尔而言，我们只有理解整个世界，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某个部分，所以黑氏确实是一个“总体性”的哲人，但他的“总体性”本身就内嵌裂口、内嵌缺失。作为关于总体性（整体/全部）的绝对知识，恰恰亦正是关于界限与否定性的知识——总体性本身就包含裂口。绝对知识不是对裂口的克服，而恰恰是承认裂口的不可避免性，这就是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智慧）。
故而，“智慧女神的猫头鹰”不再是“历史终结”时刻的隐喻。对于历史经“最后统合”抵达自身终点这个被科耶夫归入黑格尔名下的论题，齐泽克彻底予以拒绝：辩证法不是一个目的论过程，不是历史的“秘密马达”，通过它正反题互相扬弃最后抵达绝对知识（真理）。相反，绝对知识不在辩证过程之“末”（辩证法就没有最末那一刻），而就在辩证过程之“中”——真实（the Real）就是那本体论层面上的裂口，就是事物之内在不连贯性。绝对知识，就是关于真实（真理）的知识，在那里，精神完全意识到本体论裂口（这个时候精神变成绝对精神）。正是作为创伤性裂口的真实，使得辩证法的“反冲性”运动永远不会告终，因为那是“在其自身之中、并施加于自身之上的绝对反冲”（黑格尔语）。辩证法的动力，就在于那“绝对内在的裂口抑或不谐”。齐泽克将“绝对反冲”视作为一个“普遍的本体论原则”。“真正的绝对，就是它早前构想绝对之诸种失败尝试的逻辑性展布，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绝对“除了是它自身的形成（becoming）之外什么也不是”。换言之，真理本身就是朝向真理的那个辩证性道路（否定性的通道），而不是所谓的终点。
故此，在拉康-齐泽克的精神分析脉络中，作为历史终点的“最后合题”，是一个纯粹的幻想。在齐泽克看来，“合题就是反题，两者间唯一的一步就是视角上的一个反转。”统合（合题）就是“否定的否定”，经由转换视角——即，改变整个看问题的符号性框架——对反题进一步加以否定。在辩证的过程中，否定这个环节是绝对的：永远会有裂口，从中催生出对既有命题（既定秩序、给定的“是”）的进一步否定。“这就是'否定的否定’：视角的转换，将失败转成真正成功。”看到那“否定面的脸”，并不意味着知识的溃散，恰恰相反，它是抵达绝对知识（绝对地知道真实）的唯一通道：绝对知识自身就是绝非-全部，是不连贯的、对抗性的；每一种言说“全部知识”，都倚赖于一个例外，倚赖于“一个被扣留的秘密”。在齐泽克的解读下，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不是朝向未来（历史的终点），而是直面当下（世界的裂口），直面那个深渊性的“被扣留的秘密”。
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齐泽克激进拒斥科耶夫“历史终点论”，但他实际上充分继承了科耶夫关于“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否定性”、“人的自由就在于否定性行动”、“自由=否定性=创造性”的命题。在辩证进程中，否定就是在创造某种尚未存在的东西，就是在肯定性地开创全新（the New）。齐泽克和科耶夫一样，强调对于黑格尔而言，人就是“抽象的否定性”。为此齐氏反复引用黑格尔“世界之夜”（night of the world）隐喻——“人类就是这个黑夜，这个空白的无物。……你能看到这个黑夜，当你直视人类的双眼。”“世界之夜”，就是最终极的否定面，它是自由的本体论条件，亦是创造的本体论条件。
经由齐泽克对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的独特阐释，革命的力量正是来自内嵌于辩证法结构中那个本体论创口：“世界之夜”，既是整个世界的否定面、整个世界的创口，但同时恰恰是使世界发生激进改变的本体论条件。该创口亦正是符号性的“现实秩序”——拉康的术语即“大他者”（the big Other）——与真实之间的那个本体论裂缝。现实秩序（“大他者”），永远无法自身成为绝对、成为整体；真实本身，就是结构性内嵌于“大他者”中的那个缺口。[28]精神，正是起于这深渊性的“世界之夜”（世界的否定面），刺入现实秩序中，不断撕裂其自我封闭的“总体化”企图。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的名言“精神就是一根骨头”（the spirit is abone），恰恰指出了精神就是“大他者”（既有秩序）的喉中之刺。作为政治性的解放力量，精神在反冲性的辩证过程中不断瓦解既有现状，这一过程永无终结。
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对黑格尔的解读从科耶夫中经拉康一直到当代的齐泽克，黑氏才真正摆脱当年波普的指责，后者将黑氏连同马克思一起，钉在极权主义思想史的耻辱柱上。
齐泽克去除掉了辩证法内部的时间-历史向度：“矛盾”是任何“同一性”（符号性系统）的一个内在状况，“绝对反冲”是“同一性”不断自我更新的方式；而精神，就是更新“世界”的力量（停留在否定面中以获取自身之力量）。科耶夫强调否定是辩证法的真正核心，而齐泽克进一步强调黑格尔式辩证法中的否定，恰恰是具有开创全新的肯定性力量。
阿德金斯（Brent Adkins）在其分析黑格尔与后结构主义的论文结尾处写道，“过去二十年的潮流是将黑格尔读解为一个无终点的、非总体化的思想家”。这无疑要归功于齐泽克的创基性努力，在其努力下，辩证法从历史形而上学走向其背面：绝对知识是关于整体——自身始终内嵌裂口的整体——的知识；而真实，就是裂口本身。
在黑格尔-马克思-科耶夫-拉康-齐泽克的学脉中，辩证性的斗争，便是具有肯定化力量的否定性之无穷反冲。这一意义上的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值得为之“战斗至死”（科耶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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