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发AER之后, 2021年再发Top5, 这是什么神仙组合? DID, DDD方法在顶刊仍然耐打！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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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继讨论"复旦发AER了, 最新全文及解读都在这里, 时新计量方法不落下！“后，这几位作者最近被Top 5期刊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接受的论文“Tax Policy and Lumpy Invest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s VAT Reform”在计量社群里得到广泛的讨论。下面，我们对文章内容和计量方法做出简要介绍，尤其关注文章中的简约式双重差分、三重差分估计过程和结果。

Zhao Chen, Xian Jiang, Zhikuo Liu, Juan Carlos Suarez Serrato, Daniel Yi Xu, Tax Policy and Lumpy Invest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s VAT Refor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accepted）
We incorporate the lumpy nature of firm-level investment into the study of how tax policy affects investment behavior. We show that tax policies can directly impact the lumpiness of investment. Extensive-margin responses to tax policy ar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ax reforms and to designing effective stimulus policies. We illustrate these results by studying China’s 2009 VAT reform, which lowered the tax cost of investment and reduced partial irreversibility—the price gap between new and used capital. Using administrative tax data an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we estimate a 36% investment increase. This effect is driven by investment spik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duction of VAT-induced partial irreversibility. Using a dynamic investment model that fits the reduced-form effects of the reform, we show that policies that directly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firm inaction are more effective at stimulating investment.

文章概览

为了刺激投资并提高生产效率，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增值税（VAT）改革。这些改革之一是在2009年，不仅降低了设备的购买价格，而且降低了投资摩擦，即改革前增值税制度在新设备和旧设备之间造成的价格差距。我们发现，这项改革使设备投资增加了36％，更重要的是，增加是由投资飙升（investment spikes，即投资大于资本存量的20％）推动的。使用动态投资模型，我们发现直接减少投资摩擦的税收政策（例如投资税收抵免）在刺激投资方面比企业所得税减免或奖金折旧等政策更有效。

自2004年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增值税（VAT）改革。改革始于制造业，并逐渐扩展到整个经济系统。这些改革旨在提高经济效率和刺激投资。实际上，过去十年来，中国的投资增长强劲。正如图1所示，2016年中国的总投资同比增长到美国和欧盟的一倍以上。增值税转型改革，特别是在制造、设备领域的投资显著上升 (e.g., Cai and Harrison 2018; Liu and Mao 2019)。

图1在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投资比较

虽然先前的研究集中在增值税改革如何改变资本价格上，但我们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再次探讨了这种方法（Chen et al.2019）。在本文中，我们解决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微数据中的投资都扎推性的（lumpy）。许多公司没有在给定的年份进行投资，而是经常进行大批量投资的事实表明了摩擦的重要性，尤其是固定成本以及购买价格和转售价格之间的价格差，这对于投资决策至关重要。

我们的研究表明，税收政策与产生扎推投资的投资摩擦相互作用。我们以中国2009年的增值税改革为契机，研究税收与投资摩擦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认为，改革不仅使资本的税后价格降低了约15％，而且还缩小了新资本与二手资本之间的价格差距，这是产生扎推投资的主要摩擦之一。

使用公司税数据和双重差分研究策略，我们发现受2009年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公司相对于不受改革影响的公司，其投资增加了36％。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增长主要是由公司从不进行任何投资转变为置换超过其现有资本的20％的公司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s）反应所推动的。

然后，我们研究了企业如何使用动态的投资模型来对税收优惠政策做出反应，该模型可以反映中国的税收环境。该模型表明，直接减少投资摩擦的政策比仅减少投资成本的政策在刺激投资方面更为有效。中国2009年增值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适用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增值税系统管理，以及具有其他相关财政政策（例如进项税和投资税收抵免）的国家。

2009年中国的增值税改革缩小了新资本与二手资本之间的价格差距

中国在2004年前依靠以生产为基础的增值税系统。虽然允许企业扣除物料进项税，但他们无法获得设备或其他固定资产的抵免额。假设原始增值税率为17％，那么购买1000元设备的公司总共要支付1170元。另一方面，当一家公司出售以含税价格购买的二手设备时，该公司无法收回额外的增值税。这种做法在新设备和二手设备的价格之间造成了差距，这被称为“部分不可逆性（partial irreversibility）”（例如，Cooper和Haltiwanger，2006年）。部分不可逆性会影响投资决策。特别是，除非公司受到足够高或足够低的生产率冲击，否则他们可能不愿意调整其资本水平。我们的数据显示，几乎一半的公司在某一年没有投资。

中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试点计划，允许企业扣除设备的进项增值税。虽然这些计划于2004年在中国东北启动（例如，Cai和Harrison 2018），但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项改革出乎意料地扩展到了整个国家。这一政策冲击给两类公司带来了明显的后果：国内（中国）公司和外国（非中国）公司，因为即使在改革之前，也允许外国公司扣除设备上的进项增值税。因此，尽管2009年的增值税改革并未影响到在外国公司中的投资，但却大大降低了国内公司的投资成本。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将外国公司作为对照组，国内公司作为处理组，利用这一自然实验研究该政策效应。

在投资飙升的推动下，投资增长了36％

在比较改革前后国内外公司的投资时，我们发现增值税改革显著增加了国内公司在广延和集越利润率上的投资。我们首先考虑广延边际——企业是否投资。图2的面板A绘制了任何一年中国内公司（红线）和外国公司（蓝线）投资的比例。两条线在改革之前趋势一致。但是，2009年之后，拥有正投资的国内公司所占比例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相对于50％的平均增长率，增加了10％。然后，我们考虑集约边际，即平均投资资本比率。B组显示，与外国公司相比，国内公司的投资率提高了约3.6个百分点，相对于平均投资率10％增长了36％。

图2 2009年中国增值税改革的效果

投资的增长是由投资飙升推动的，即投资率大于20％。我们通过将投资响应分解为两类来证明这一点：（1）投资率小于20％（非峰值投资率），和（2）投资率大于20％（峰值投资率）。图3的面板A绘制了国内外公司的平均非加息投资率。改革对非加息投资率的影响有限。相反，改革使国内企业的峰值投资率提高了3.5个百分点，是对非峰值投资率影响的10倍以上。将峰值投资率与总效应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总效应的90％是由投资峰值的增加所造成的。这一结果表明，改革不仅降低了资本价格，还通过缩小了新资本与二手资本之间的价格差距，刺激了投资飙升。

图3分解对无抵押和无抵押投资的影响

模拟替代策略

受在广延边际处扎推投资响应的推动，我们估计了一种具有各种调整摩擦和税收手段的动态投资模型。该模型量化了税收政策与投资摩擦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能够复制改革的简约式效应（reduced-form effects）。

通过模型，我们评估了使用不同的激励措施可以在给定的税收支出下刺激多少投资。图4通过在Y轴上绘制投资的增长和在X轴上绘制财政政策的成本，比较了10年内不同政策模拟的结果。例如，该模型表明，将增值税税率对设备的影响从17％降低到9％会导致投资增加15％，而税收损失却减少了12％。收入损失很小，因为增值税收入损失的一部分被企业所得税（CIT）收入的增加所抵消。该数字还表明，将企业所得税率从15.4％降低至13％会导致类似的税收损失。但是，相应的投资响应率不到5％——增值税刺激措施增加了约三分之一的投资。实际上，CIT的蓝线低于增值税的红线，表明后者在刺激任何给定税收支出的投资方面更为有效。由于增值税改革通过缩小新资本与二手资本之间的价格差距而增加了企业投资的可能性，因此，这是一项比潜在的CIT削减更为有效的改革。我们还发现，减少部分不可逆性的其他税收政策（例如投资税收抵免）同样在成本上有效。

图4模拟替代性税制改革

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经验证据和模型模拟，我们得出结论：在评估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时考虑投资摩擦至关重要。同时，我们发现，降低投资摩擦重要性的政策比仅降低资本成本的政策在刺激投资方面更为有效。

估计过程和结果

下面，展示一下文章中简约式DID，DDD估计过程和结果，对于这些政策估计方法，可以进一步到社群交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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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http://voxchina.org/show-3-170.html。五位作者:复旦大学的陈钊教授；Jiang Xian是杜克大学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候选人；复旦大学的刘志阔副教授（浙江财经学院读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博士）；杜克大学的Juan Carlos Suárez Serrato教授；杜克大学的徐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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