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用药（李玉泽）
医之用药，如将用兵，兵不在多，独选其能。这就要求在对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医生不仅要找出疾病的共性，又要注意疾病的个性，同时还必须对所选用的药物和方剂的性味、功能、特点作透彻了解，这样才能作到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性质的方法去解决，单知道麻黄发汗，不知道表虚者勿尝，固然误汗，只知道表实者可用麻黄发汗，而不知道得周身微汗，中病即止，也会招致过汗伤阴而坏病。
对于症状复杂的疾病，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才能作到纲举目张，一剂投入即中要害，而不致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贻误病机。例如：一位患者又有肝炎，又有溃疡病，还有贫血病，表现胁痛嗳气、脘痛反酸，面白倦怠，便溏纳呆，噫气太息，心悸少寐等等，这么多病症，当何下手呢？此时当以脾病为关键，脾不转运而便溏不欲食。化源不足，气血无以充养而面色晄白，少气乏力，心悸；血不养肝故胁痛，肝失疏泄，气机不畅，嗳气太息。脾为中州，为津、精、气，血化生之源，当以治脾为主，兼顾舒肝理气，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可迎刃而解。
万物都在不停地运动，疾病也同样在不断地发生、发展和变化着，因此，方药也不可能死搬硬套，医者须对每一疾病的发展规律、传变过程有详尽的了解。“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就是这个道理。水肿在肺、在表时要抓紧治疗，以防入里更伤及脾。脾失制节，致水泛滥，重在健脾，同时要酌加强肾之剂，使肾气旺盛，则蒸腾气化功能良好，肾关健壮，开阖有司，既保证排水通利，又防受水邪侵袭，发展成水肿伤肾的深重阶段而难治。又如外感热病，要抓紧在表证时期，驱邪外出，及早地治疗疾病于轻浅阶段，防止邪入营血，至关要紧。
1、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辨证用药：男女有别，老幼相异，强弱有分，东、西、南、北、中五方不同，春、夏、秋、冬四季有常变，这些都对人体有不同的影响。所以对药物所产生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北方寒冷，药宜偏温；南方炎热，药当稍凉；秋季干燥，适用甘润；伏暑湿重，须芳香辛燥，已为常识，不必赘述。如一九三0年，乡间暴发疟疾流行，时医一律予小柴胡汤加常山，疾病非但不愈，反而越治越重，终至持继大热，亡生者也不少。是年气候炎热，余按照温疟使用银翘散、白虎汤加减反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于痢疾、流脑、乙脑等的病，虽大法有之，但因每年气候变化不尽相同，往往要因时制宜，方期提高疗效。例如：冬不用石膏，夏不用麻黄，是因为一般说，春夏发泄，气血向表，皮肤疏弛，膜理开多闭少，本易出汗，故不宜用发汗峻剂麻黄。冬主收藏，气血向里，气候寒冷，多用石膏等寒凉之品易伤阳气。春夏季气候温暖，人多感温热之邪，所发生的外感病宜用银翘散、桑菊饮等辛凉解表，而不宜用麻黄汤，桂枝汤等辛温之品。秋冬季气候寒冷，人多感寒邪，发病寒重热轻，当用麻黄，桂枝等辛温之品散寒解表。秋季干燥，用药应注意甘润。暑夏季多雨潮湿，加用香燥剂，燥湿化浊。暑热之邪，易伤元气，治疗除清热祛暑外，还须维护元气。此均为人生存于自然界，人与自然对立统一，自然影响人类，人类改造自然，适应自然，行医不可不注意人类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亦即因人、因地、因时而制宜。
祖国医学数千年积累了许许多多方药，人民群众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亦有丰富的经验，确为伟大的宝库。但各方，各法，均有严格的针对性，临床时还须评辨虚实、表里，寒热、阴阳，要因人、因时、因地作到方证合拍，往往不能拘泥于原有成方，常须随症加减，灵活运用，方得神效，那种以一方治百病、以不变应万变的医术，虽然也能侥幸治愈几例，但终究是击不中的占多数。
2、治病如同打仗，攻坚还须猛药：从某种角度上说，病邪本不是人体固有之物，应当把它祛除。如在表汗之，在上吐之，在肠间者下之。譬如瘀血恶、积滞、徵瘕，则须破瘀、削坚以逐之。治疗胸水、腹水也是如此，洪水猛涨，单用苓、术培土筑堤已不能济事，必须开道逐水，这就需要峻猛泻剂。清代陈士铎说：“今人一见牵牛、甘遂，视为必死之品，过矣”，“水肿之病，亦土不能克水也，方中牵牛、甘遂各三钱，水煎一付，即大泻水斗余，鼓症尽消，此则直夺其水势而土得其平成矣。但二味药性峻烈，过于猛矣，人疑非正治之法，然水势滔天，必开决其水口，则水旋消，此二味之中病，原妙在于猛也”。在临床实践中，乘患者身体尚未衰弱或不极端衰弱，必须提前排除水邪，使邪去正复。可用补泻兼施法，强者三补一泻或五补一泻，稍弱者多补少泻，待水势消退后，再专用实脾土，温肾阳调养善后，预防复发。若开初即虑患者身弱，一见肿胀，徒事温补，卒至愈治愈肿，水越严重。《怀远古今医彻・臌症论》说：“治疗臌胀，譬如洪水泛滥，不事疏凿，乃欲以土填之，愈堤防而愈泛滥，此必然之势也”。此语引喻精辟，足以证明，临床中对腹水的治疗确为经验之谈。过去余在治疗腹水病中，也不敢轻易使用甘遂、大戟、芫花等峻逐之剂，多选用五皮饮、五苓散等平和消水之药，虽欲消肿利便，然终不见效。每投大攻大泻之虎狼药物，反而见效，短期水消。以此看来，一味讲究温和平稳的治法是欠妥的。当然水势退后，扶正治本是十分重要的。若是极端衰弱者，既不胜攻，唯有单调不泻，此种单调补养也不过姑息而已，其病难有再愈之望。
3、人以胃气为本，治病勿伤胃气：胃是供给机体营养的器官，五脏必须依赖胃气旺盛，才能输布精气。五脏得养，九窍才能通利。胃气一虚，五脏受病，九窍不利。五脏虽病，胃气尚好，则预后也较好。此即所谓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治病自始至终照顾到胃气是非常重要的，在疾病的起始轻浅阶段，胃气未伤时，用药勿克伐太过，以防伤了胃气，造成坏病。他脏有病，影响到胃气，脾胃病症反表现突出者，则当以治脾胃为先，使脾胃康复，他脏得养，疾病也容易恢复，在疾病的恢复阶段，为巩固疗效、预防复发，尤其要注意补脾健胃，这是彻底治疗的关键。这些虽是老生常谈，而临症者若注意不够，就往往不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4、抓住主要矛盾，严格处方用药：处方要针对主要矛盾，配伍严谨，适当照顾兼症，药物剂量要适宜。药量不足，固然不效，药过病所，不但浪费，甚或导致变病、坏病乃至药物中毒，反增加了患者的病痛。尽量少用贵重药，力求少花钱，治好病，这不仅是经济节约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贵重药品药源少，价格贵，应当用到急、难、重、危患者的抢救治疗中，不应滥用，更不该将其作为延年补药或馈送之品。
近来见有些医者有用药剂量增大的倾向，读《伤寒论》，可知古人用药精炼，组方效专，但剂量并不大。古之一两约合现在的三钱，而一剂药分三服，得效即止后服，则一剂药等于现在的三剂药，故其一两只折合现代一钱（约三克），近代蒲辅周氏推荐慢性病煮散，一日总量不过数钱或一两，收效也不逊于大剂量汤药，可见选择与患者疾病相当的适宜剂量，也是医者应当注意的问题。常见某些医者一剂药量动辄上斤，即备大锅，也难免浸泡不均，煎煮二次，其有效成分恐难尽取，必有不少宝贵物质随渣抛弃，实属浪费。当然，虚人该补，如黄芪、山药、党参用一二两并不为过；实热炽盛，石膏质重气轻，用五六两亦可；若荆芥、防风、柴胡、黄芩、黄连等风燥苦寒，用30〜60克，其实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