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闽与郑芝龙降清事考
内容提要：本文考证了清军入闽之后的仙霞岭之战、分水关之战以及清军攻克建宁府、延平府、汀州府、福州府的过程，从而证明《清实录》、《清史稿》等书所载博洛等人苦战而得闽中的记载为谎言。对郑芝龙降清一事，作者也根据新史料对其动机与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订。文章认为，明末清初的中国海洋势力有拥清派与拥明派两大派系，郑芝龙降清失利，表明获得统治权的清廷尚不理解东南的海洋势力，这一问题最终在康熙朝获得解决。
隆武二年（1646年）秋八月，博洛率清军势如破竹地进入福建，擒杀隆武帝等人，隆武政权就此灭亡。清军入闽如此顺利，民间文献认为是郑芝龙降清的缘故，因此，清军入闽几乎是不战而胜；但《清史稿》则认为博洛等清军将领苦战而得闽中。如此巨大的差异，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辨析，并研究这一事件的后果。
一、博洛等清军将领的入闽战功考证
《清史稿》有关博洛等人入闽战功的记载如下：
明唐王聿键据福建，博洛率师破仙霞关，克浦城、建宁、延平。聿键走汀州，遣阿济格尼堪、努山等率师从之，克汀州，檎聿键及曲阳王盛渡等。明将姜正希以二万人夜来袭，击之却，斩万余级。又破敌分水关，克崇安。梅勒额真卓布泰等克福州，斩所置巡抚杨廷清等，降其将郑芝龙等二百九十余人马、步兵十一万有奇。师复进，下兴化、漳州、泉州诸府。十一月，遣昂邦章京佟养甲徇广东。①
如果以上《清史稿》的记载可信，清军入闽经历了多次苦战，那么清初会有许多将领因为入闽战功而获得高升。我们再看《清世祖实录》等官方文献，它也说清军是经历了苦战而得闽中：
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既定全浙，随分兵由衢州、广信两路进师福建。固山额真公图赖等击败伪阁部黄鸣骏等于仙霞岭，遂破浦城。前锋统领努山等擒斩伪巡抚杨廷清、李暄，分遣署护军统领杜尔德，前锋参领拜尹岱攻下建宁、延平等府。闻伪唐王朱聿钊遁走汀州，遣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杜尔德待，率兵追袭，直抵城下。我军奋击先登，擒斩朱聿钊及伪阳曲王朱盛渡、西河王朱盛淦、松滋王朱演汉、西城王朱通简，并伪官伪伯等，抚定汀州，伪总兵姜正希率兵二万复袭汀州，乘夜登城，我兵击败之，斩杀万余级。固山真宗室韩岱等，破伪总兵师福国于分水关，入崇安县，俘斩伪巡抚杨文忠等。抚定兴漳泉三府，署梅勒章京赵布泰等袭克福州，前后连破贼兵二十余阵，降其总兵二十员，副将四十一员，参游七十二员，马步兵六万八千五百余名，福建悉平。②
如果光看《清世祖实录》的以上记载，会以为清军入闽至少经过20余场大战才获得胜利。但仔细推敲这些记载，其实都不可靠。清军入闽，实际上并无大战。
1、关于仙霞岭之战的考证
仙霞岭是闽浙边境第一大关，也是从浙江到福建的必经之地，“凡往来闽浙暨之京师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争趋焉”。③ 从浙江往福建，仙霞岭山路起江山县的青湖镇，华廷献于明末从浙江江山县到福建浦城，“十七日抵青湖，舍舟登陆，过仙霞岭，岭百四十里，陟降凡两程，峭壁中开隘口盈丈，俯高临下，百人守隘，千夫莫能过也”。④ 其中最艰险的路段是翻越仙霞岭主峰，周亮工说：“闽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岭，峻岭高三百六十级，凡二十八曲，长二十里。”⑤ 这里的山道陡峭，只能过一人一马，自古以来，“入闽者多苦浦城山路”。⑥ 因此，在这里设关置兵，足以挡住外来雄兵。
仙霞岭的地位如此险要，自然成为隆武帝的防御重点。早在隆武称帝之际，便派郑鸿逵率部驻守仙霞岭，我在《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提到：郑鸿逵曾以仙霞岭为依托，进攻徽州的清军，但被打得大败。⑦ 此后，郑鸿逵与隆武帝的战略发生矛盾，隆武帝要求郑鸿逵大举进攻，郑鸿逵认为：防守尚可，进攻是自寻死路。二人的矛盾最终不可调和，隆武二年三月二十五日，郑鸿逵因隆武帝不肯采纳其意见，弃军而走，剃发为僧，“关门守御俱驰，而有输款清朝者矣”。⑧
郑鸿逵派驻仙霞岭的首席大将为黄光辉，郑鸿逵退隐后，黄光辉部的情况如何？在文献中找不到直接记载。不过，郑鸿逵退隐后，仙霞岭诸将中再也见不到黄光辉的名字。郑芝龙受隆武帝之托，布置仙霞岭防守，“以施福、黄兴守崇安，林顺、曾德守仙霞，岁满准与更番”。⑨ 可见，黄光辉之部应是随着郑鸿逵退隐而退走。《隆武纪略》记载隆武二年十月的事件：“漳州总兵黄光辉力屈，伪降于清。”⑩ 可见，黄光辉撤退仙霞岭之后，应是转任漳州总兵，并在清军入闽后于漳州降清。总之，郑鸿逵退隐，黄光辉部撒出仙霞岭，造成隆武二年三、四月间，仙霞岭无人把守。
隆武帝失去郑鸿逵后，不得已依重郑芝龙，“敕平夷侯郑芝龙拨兵遣将，扼守江山，壮衢声势；未可尽卸远调之担，自撤藩篱。”(11) 此处提到的江山，位于仙霞岭之北，所谓扼守江山，即为加强仙霞岭防御。同时，为了牵制郑芝龙，隆武帝还派出了文官作为监军，“以乡绅张调鼎同道臣赵秉枢扼守永定关、谢绍芳同府臣周维新扼守大安关、黄大鹏同台臣郑为虹扼守仙霞关；务要调和兵民，侦御奸寇，与守关兵将有功同赏、有罪同罚，违者三尺不宥。”(12) 六月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巡关御史郑为虹叱责平夷标下将官陈俊、邹太争夺船只，芝龙密诉于上。上曰：'干戈宁谧，全藉文武和衷。为虹叱责，亦是代卿约束，卿幸勿芥蒂。应以王臣、王事视为一体，等于同舟，尤所殷望’。”六月十六曰，“平夷侯郑芝龙调曾德回守仙霞关，上从之”。(13) 由此可知，迄至六月份，郑芝龙尚直接管辖仙霞岭的守军。
隆武二年五六月间，郑芝龙因陈谦一事与隆武帝的矛盾激化，而其本人也于六月中下旬被派到福州去监督本年度的科举考试。郑芝龙离开闽北后，防守仙霞岭的闽军实力薄弱，《隆武纪略》一书记载：“芝龙仅留兵二千人，分守松关、崇安及政和、松溪、寿宁等处。”(14) 上述四县一关皆位于福建边境，总共二千人的部队分守四个县，实际上根本没有力量。由李世熊所写的《李鲁传》中提到：“丙戌六月，鲁藩弃浙，公（李鲁）特奏言藩篱已撤，温麻邵建处处皆瑕，即重兵扼险，犹虑不济，况关兵撤回安海，四境荡无锁钥。人情泮涣，忠义灰心。去闽当如避焚抉网。”(15) 据此，六月份李鲁也说到关兵已撤。
郑芝龙退往安海之后，七月份，他进一步将他所能调动的郑家军全部撤回沿海。《隆武纪略》记载：七月二十六日，“平国公撤守仙霞关施福等还安平”。(16) 此处所说的平国公，即为郑芝龙，郑芝龙将原来就不多的郑军从前线撤走，仙霞关完全空虚。这显然是郑芝龙策应清军的一个布置。
不过，关于仙霞岭守军一事，还得考虑浙江鲁王部下的明军溃兵。鲁王在浙江失败后，其部下大将方国安等人降清，而剩余的部队，有的随之降清，有的退往福建。《隆武纪略》记载：“田仰、方国安、郑遵谦兵南奔至岭界，守者无一兵。”(17) 这些溃兵的数量不少，为什么当地的官员不能组织来自浙江的溃兵防守仙霞岭？我们可以看华廷献的记载：“七月望后，钱塘多不可问。马士英、阮大铖辈亦鼠窜浙东；有旧抚田兵会于鲁藩，号三家兵。田兵、方兵、郑兵，或离或合；甚至挟妇女坐山头，呼卢浮白。”(18) 可见，这一股溃兵纪律很乱，非但不能打仗，还破坏了当地的治安。乃至隆武的官员们感到十分头痛。郑为虹传记载：“丙戌七月，大清兵取衢州，将度仙霞，溃兵南奔者焚掠为食，人士流离，家不相保。为虹闭城发仓米、银布以犒，欢呼而去。”(19) 可见，隆武的官员根本无法组织他们防守仙霞岭。而这批官兵也未在仙霞岭停留，而是穿过仙霞岭向浦城以南流窜。他们在浦城得到巡关御史提供的粮食，感激不尽，安然返家。仙霞岭空无一人。
在清军攻仙霞岭的战报中，阁臣黄鸣骏是一个重要人物，清军自称是击破黄鸣骏所部后进入福建：“八月，博洛令诸军分道入福建，图赖自衢州出仙霞关，击破明大学士黄鸣骏等。师度岭，克浦城。”(20) 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订黄鸣骏在前线的情况。黄鸣骏为明朝旧官吏，隆武称帝后，任命他为阁臣。他是隆武帝较信任的一员官吏。隆武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郑鸿逵退隐后，他被隆武帝派到江山县防守。以其阁臣的地位，他应是类似黄道周之类的督师大臣，从而成为总辖江山与仙霞岭一带诸军的最高首脑。但其手中无兵无钱，无法发挥较大作用。
隆武二年六月份，清军攻克浙江重镇金华，城内明军首领朱大典自焚，清军南下进攻衢州。黄鸣骏无力抗御，六月二十日，“督师大学士黄鸣骏奔还建宁”。(21) 隆武帝大惊，并将黄鸣骏训斥一通，黄鸣骏只好返回前线。此后他应是在仙霞岭一带驻守。浙江溃兵进入福建后，他可能尝试过组织这批溃兵防守，并调解他们的矛盾，华廷献说：“元戎大帅持空头札市直充饷，如三家村老人解人诟谇。”(22) 其中的“元戎大帅”，看来就是指黄鸣骏等人。但是，尽管他们付出努力，仍然无法约束这帮从浙江来的溃兵，能将他们送走已经是十分不错的政绩了。
在这一背景下，八月十三日，清军过仙霞岭时，仙霞岭已是“守者无一兵”，“清骑遂从容过岭”(23)。据明代的旅路指南记载：“自浦城至（江山）清湖凡五日路程，中二日，山甚险峻。”(24) 福建方面的史料记载，清军八月十三日过仙霞岭，十七日占浦城县，前后用了五天时间。由此可知清军基本是在行进间顺利占领浦城县，没有受阻。其时，黄鸣骏见清军入关，单骑赴延平向隆武帝报警。以后跟随隆武帝到汀州，在汀州被清军俘虏。至于巡关御史郑为虹，在清军进入浦城时，还想组织抵抗，但当地百姓见大势已去，不肯作战，郑为虹被俘，拒绝清朝招降而死。从黄鸣骏与郑为虹的经历看，二人在仙霞岭与浦城一带，都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抗清战斗，可见，所谓清军在仙霞岭大战黄鸣骏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一事实证明图赖等人所谓大战仙霞岭、攻克浦城等等战功完全是子虚乌有。
2、关于分水关之战的考证
分水关是福建与江西边界的一道大关。位于闽北崇安县与江西铅山县之间。明代的旅路指南记载了从崇安到铅山的山路：“四十里至大安驿，有望郎回山，其石似妇人手牵子立在山头，常有云雾，人常不见。若见，大吉利，对过吉门关但七站陆路，若取小轿，与弟子男子俱仔细，或至五六十里，便走此七站。……此一站俱山路。二十里至分水关巡检司。在岭头。有为闽中首地，回字。过江地界四十里车盘驿，一里至于规岭，下有子规铺，五十里至鹅湖驿，铅山县管。”(25) 由此可见，分水关山路要走数日，也是一道险关，若明军认真防守，清军很难突破。
《清史稿》汉岱传记载：“分兵略福建，攻分水关，破明唐王将师福，入崇安，斩所置巡抚杨文英等，下兴化、漳州、泉州。”(26)
文中所云师福，即为郑芝龙家将之一施福，他的部队是郑芝龙所部的中坚。他的名字经常出现于南明史的文献中，《隆武纪略》一书载有隆武帝于隆武元年七月初发布的登基诏书，其中提到施福：“内令前都督府总兵官施福道出广信。”(27) 而《思文大纪》一书记载：隆武元年八月，隆武“以副总兵施福守崇安关”。(28) 此外张家玉在其奏疏中说到：“若夫副总施福守大关也，以孤军深入弋阳（隶属江西广信府）。”(29) 这些记载都表明施福主要在崇安县分水关外的铅山河口镇驻扎，并在这一带作战，以掩护分水关。假若施福一直在铅山驻守，清军从分水关入闽，一定要先打败施福所部。然而，钱澄之《所知录·隆武纪事》一书记载隆武二年，陈谦被隆武帝杀害之后，郑芝龙即离开延平府，“芝龙既回安海，守关将施福声言缺饷，亦撤回安海。仙霞岭二百里间，空无一兵，惟所遣守关主事及内臣数员侦探敌信以上闻耳。”(30)
《隆武纪略》一书也有类似记载：“平国公郑芝龙撤守仙霞关施福等还安平。”(31)
由此可见，施福已在清军入闽以前，遵郑芝龙之命从仙霞关（或是分水关）撤兵。他不可能在分水关与清军大战。
据《隆武纪略》的记载：施福撤兵之后，兵部主事唐倜在建宁府城招兵数百人前往铅山防守。八月十三日，清兵一部打到铅山，唐倜在此战殁。(32)
总之，清军进入分水关也没有大战，仅是在江西的铅山县受到唐倜招募的义勇抵抗，而唐倜所部仅数百人，不可能产生较大的作用。因此，清军从分水关入闽，也没有大战，更不可能与施福所部大战。《清史稿》记载汉岱等人破分水关、大败施福的战功，也是子虚乌有。
3、清军占领建宁府过程
建宁府城今名建瓯，历史上曾名建州，是闽北重镇。无论是从仙霞岭进入福建，还是从分水关进入福建，首先遇到的大城即为建宁府城。因此，自古以来，建宁府城都是入闽军队首先要攻占的要塞。元末明初，红巾军入闽，经过四次惨烈的战斗才攻占建宁府城。隆武帝来到闽北后，多数时间住在建宁府城，它因而成为清军攻袭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在隆武二年八月清军入闽时，建宁府城并无大战。葛应忠的《清初建州大事记》记载，“八月十九日，大清兵破建阳，二十一日至建宁府，本府杨太爷率程三府、高四府、叶二府、李建安、王瓯宁出城降清。大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督军入城。”(33) 这些降清官员的具体名字不详，从《建宁府志》中我们知道清初第一任建宁知府为程益：“顺治三年，以原官投诚用。”(34) 看来这位程益即为葛应忠所说的“程三府”了。总之，清军于隆武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占领建宁府城，当地明朝官员集体投降，到城外迎接清军，清军是不战而获建宁府城。
4、所谓的延平府城之战
延平府城即为南平，此地距建宁府城仅一百多里，因此，清军的前锋占建宁府城之后，略作休息，便直奔南平。据《南平县志》的王士和传，士和于七月二十六日被隆武任命为延平知府，八月二十二日，清军兵临延平府城下，“时百僚已争先拥卫去，独公留守，欲背城借水，而诸军皆亡。已而登陴力守，士民复逃窜殆尽。”(35) 于是，清军不战而下延平府，王士和自杀身亡。郑芝龙在降清时，曾经自吹“复回延平之卒”(36)，可见，守延平之军逃走，至少有一部分是郑芝龙的“功劳”。
5、汀州城之战
八月二十二日，清军袭占南平，隆武帝在此前的二十一日离开南平，二十四日到顺昌，得知清军袭占南平消息后，抛弃部众向汀州奔去。“从者止何吾驺、郭维经、朱继祚、黄鸣骏数人。”(37) 他所率福州卫所兵组成的御营，不战而溃。清军前锋随后追踪而来。隆武帝在半路遇到汀州派来接他的周之蕃部闽军，才松了一口气，于八月二十七日抵达汀州。他在这里停顿一天，于八月二十九日晨出发。但跟踪而来的清军已来到城下，他们冒充明军哄开城门，轻骑突进，杀死前来查询的周之蕃，擒获隆武帝、诸王及其家眷。清军得手后，押着俘虏返回南乎。而后从崇安入闽的李成栋所部清军，为跟踪隆武帝，从邵武南下，稍迟数日进入汀州城。汀州之战的情况不过如此而已。
《清史稿》的记载与实际情况不同：“明唐王自延平走汀州，复遣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杜尔德等帅师追击，克其城，执唐王及其宗室诸王送福州。明将姜正希以二万人夜袭汀州，已登陴，我军出御，击杀过半。”(38) 这里的关键差别在于：当时有没有二万明军夜袭汀州城？如果有这一事，那么，袭占汀州的清军不仅俘获隆武帝及诸王，而且还大败明军二万余人，是大功一件。但在事实上，姜正希也是一个子虚乌有先生。在南明史册及汀州方志中，根本找不到这一个人的影子。而且，此时的明军，大部集中于赣州城下与清军决战，不可能在汀州有一支二万人的队伍而不使用。据汀州人李世熊所写的李鲁传记，李鲁在八月初受隆武帝之命到汀州招揽乡村各地的土匪，准备将他们改编为军队，为隆武帝作战。隆武帝在汀州被俘后，李鲁确实有组织军队重新作战的意思。但在九月四日，清朝招降令抵达李鲁所居的上杭县，其中应有不降即屠城之语。当地官民害怕李鲁的抵抗给他们带来灾难，其中有丁某宣言于众：“大清兵至，拒命者屠其城。李宦入山必率所抚之贼以抗王师，满城血肉肯易李宦数茎头发邪？杭人亦有然其说者。遂率党追拥公还城，严卫之。”在这一背景下，李鲁无法建功，只好自杀报国。(39) 按，在当时明军崩溃之际，诸军大乱，不可能有人组织起有效的反抗。所以，所谓姜正希率部二万人反攻汀州，只是清军将领为了夸张自己的战功而编造的谎话。
6、福州城的攻防
福州是福建省会，位于闽江下游，弘光二年七月，唐王称帝于此，改元隆武，并将福州改名为天兴府。隆武元年十二月，隆武帝离福州而至闽北，郑芝龙被留于此地任留后，主持征税及造枪炮之类的工作。隆武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军占领南平后，原可顺流而下，攻袭福州。不过，因隆武帝向汀州逃去，清军进攻方向转向西部，福州因而有了喘息数天的时间。
据《隆武纪略》的记载，郑芝龙在福州一直到九月十四日才撤往安海。当时，郑芝龙降清的面目尚未暴露，他的手下尚在福州布置防务。《爝火录》记载：“郑芝龙列大炮于洪塘，泊舟南岸，福州城守尚固。”(40) 但郑芝龙之意不过是抢时间将福州的军火运往安海，“平夷侯郑芝龙兵船尽泊南台者旬日，搬运城中旧日北库所蓄火药兵器，复焚北库。巨炮震发，势如山崩。”(41)
清军在芝龙撤退后的九月十八日进入福州城。清军进入福州，得到永福县黄氏大家族的接应。《思文大纪》记载，永福县乡绅黄文焕父子起兵接应清兵，逐县官，“伐山开道，亲至延平。朝贝勒。”(42) 由于黄文焕父子的引导，“大清兵别由山径竟达省城，遂克之”。(43)
由此可见，清军进入福州也是不战而胜。
总的来说，隆武二年清军入闽，几乎没有打大的战役。各地隆武官员或逃或降，少数自杀殉国。清军根本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这与郑芝龙的出卖有相当关系。不过，清军既得闽中，诸位将帅便遇到了一个如何报功的问题。假使如实上报清军入闽情况，各位将领很难得到重大奖赏。为了得到大功，清军统一口径，夸张敌人的抵抗，从而使攻占福建成为大功一件。《清实录》及《清史稿》中有关清军苦战而得闽中的记载，其来源在此。
其次，由于清军将领要夸张自己的功劳，他们就一定要抹杀郑芝龙迎降之功。否则，皇帝知道郑芝龙撤关兵为清军扫清障碍的真相，给博洛等人的功劳就少了。因此，不论郑芝龙如何为清军效力，他已经注定没有好下场。
二、郑芝龙降清事考
郑芝龙以一个海盜降明，他与明朝的关系，其实质是一个买卖的关系，明朝授予他高官，而他为明朝平定东南海疆，并从中谋利，获得巨额财富。这一笔买卖对双方都合算，但不能保证郑芝龙忠于明朝。明末朝廷想调郑芝龙到北方去抗清，郑芝龙便声称要剃发为僧，不肯离开东南沿海，这表明他对明朝的态度绝不像一般官吏那样顺从，而是一直有自己算盘的。
在拥立唐王方面，郑芝龙一直不太积极，他只是被其弟郑鸿逵牵着鼻子走。隆武朝建立后，他与文臣黄道周等人发生矛盾，对隆武帝早已是三心二意。《隆武纪略》记载郑芝龙与洪承畴关系时说：“郑芝龙为上画策，请厚遣叛督洪承畴子走南京招承畴反正。而芝龙顾自养承畴母于其家。盖芝龙本与承畴同里，欲修好于承畴。”(44)
按，隆武继位后，一直想招揽降清的明朝大臣，而郑芝龙却利用了这一机会与洪承畴交好。他养洪承畴家属在自己的家里，显然是在做两手打算：形势对明朝有利，他招降洪承畴可以说是真的；形势对明朝不利，他可以凭洪承畴的关系降清。
除了洪承畴之外，郑芝龙还与闽籍降清大臣黄熙胤建立了关系。黄熙胤为晋江人，他是明末在北京降清的高级官员之一。黄熙胤降清后，隆武帝于元年七月初四“诏收北京仕清黄熙胤、黄志遴、黄文焕、张鸣骏、邓孕槐、吴之奇、陈北琦等家属，平虏侯郑芝龙劝止之。”(45) 郑芝龙的理由无非是想通过其家属招降其人。实际上，郑芝龙是借此与清朝拉上关系。其后，清朝亦命黄熙胤招抚福建。清代的档案记载：“招抚福建黄熙允题。臣系福建人，来闽招抚，然因道路不通，故使苏忠贵自小路前往。据苏忠贵回禀：我于三月抵达福建，见到郑芝龙，见其有诚意归附。对我言称，唐王性情暴戾，广东苏观生曾派兵迎我，我未前往。又言，我二人至粤可为总镇，我取粤后，即可归附。等情禀报前后。六月，臣随大军渡江，据此禀报贝勒。贝勒唤来苏忠贵，面询此情，次日，便赏银五十两，并着其手持敕书赍送郑芝龙。”(46) 据此，郑芝龙约于隆武二年三月与清朝负责招抚福建的黄熙允接上关系，清军入闽之前，其统帅博洛贝勒已经正式招抚郑芝龙。
郑芝龙降清的关键部署在于：下令他手下的大将放弃各个关口，给清军入闽让开大路。其中最为要害的是撤退仙霞岭与分水关守兵。而清军恰是从这两个关口入闽，这也证实了郑芝龙与博洛的关系。如其在给清帝的奏书中所说，“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夙怀归顺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驻兵，又晓谕各府、州积贮草秣，以迎大军。”(47)
《隆武纪略》也有类似记载：“芝龙先与虏约：以退兵为信，如虏兵临仙霞，则退浦城，临浦城则退建宁，临建宁，则退延平，临延平则退水口，临水口则退福城，临福城则退入海。”(48)
郑芝龙到福州投降博洛时，曾有一降表：“既抽各关之兵，复回延平之卒；开省城以待大兵，登海舟而回南土；遍谕兴泉漳邑，疾备兵粮马刍云。”(49)
由此可见：郑芝龙确实为清军入闽敞开了大门，他非但不守关口，还将各地的兵调回安海，使清军不战而得福建大部城市。他对清军入闽是有“贡献”的。
郑芝龙对清朝的功劳还表现为：他将一支抗清军队的主力交给清朝。由于郑芝龙早在清军入闽之际即将军队撤回沿海，他的主力基本保留下来。“芝龙保安平，军容赫。战舰齐备，炮声不绝。震天地。”(50)“芝龙退屯安海，楼船尚五六百艘。”(51) 除了他的直辖部队之外，郑成功余部也在安海。郑成功一直在光泽县杉关前线驻守，部下有一万人以上。隆武二年八月清军入闽，直奔建宁府城与延平府城，郑成功后路被抄，不得已向福州退却。其时延平已经被清军占领，郑成功所部多为招募于沙县的“山贼”，郑成功要将他们带回沿海是很困难的。这些人中的多数，应是溃散于闽北。据王忠孝文集记载，郑成功与清军在南平有过一些小接触，终于冲破清军的封锁，回到沿海。不过，他的军队应是在撤退中大部损失，因此，他回到安海后，便没有军权了。尽管这样，郑成功在部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他敢于向郑芝龙力谏。此外，郑芝龙之弟郑鸿逵在历史上曾拥戴隆武帝，后来虽与隆武帝分手，但其心中是支持隆武帝的。由于这一原因，他支持郑成功向郑芝龙力谏，最后又纵郑成功入海，并支持他举兵抗清。他们的存在，是郑芝龙降清的一大阻力。
事实上，郑芝龙降清在内部遭到极大的反对，除了众所周知的郑成功、郑鸿逵之外，“安南侯杨耿、来夷侯周崔芝，安洋将军辛一根等皆不从。弟芝豹、子成功尤极谏。”“初芝龙走回安海，各营战舡尚有五六百艘。降议既定，其幼弟芝豹诤喧声闻于外。成功见不能挽，乃纠诸将中同志者另走金门所，团结水寨于乌洋上。”(52) 其时，周崔芝等人还以自杀等手段反对郑芝龙降清。曾樱、张肯堂等明朝旧臣避居海岛，他们在芝龙部队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郑芝龙能够完成降清部署，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将军队抓在手中。而其降清主张，应得到手下主要将领的拥护，例如施福、施琅等人的态度一直倾向清朝。因此，尽管有拥明派的反对，郑芝龙还是决定降清。其后，以施福所部为主的郑芝龙部主力，还跟随李成栋等人攻打广东。
按施福所部明军，实为郑芝龙军队的骨干。这一支军队降清后，剩下的郑氏军队多为游兵散勇，大多不能打战。郑成功在海岛上树起反清旗帜之后的几年内，屡战屡败，一两年内不见起色，其主要原因在于失去这支主力部队，新招募的游兵散勇形不成战斗力。直到施福、施琅所部回归郑成功之后，郑成功所部才成长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53)
由此可见，郑芝龙降清给南明造成极大的损害。
三、郑芝龙降清与东南海洋势力的历史命运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郑芝龙、郑成功所代表的是一支东南沿海的海洋势力。中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历史上，中国的海洋势力很少扮演过重大角色。但在晚明之际，东南海洋势力崛起于海上，已经形成相当大的势力。这一股势力的特点在于重视海洋更胜于陆地，当明清之际，这股海洋势力徘徊于明清两个朝代的两大势力之间。不论他们向哪一边靠拢，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早先，在郑鸿逵、郑彩与郑成功的影响下，他们选择了拥明抗清的道路。但他们与隆武帝的合作因受到文官集团的抗拒，最终以郑鸿逵退隐、郑彩受贬而大受打击。郑芝龙则代表海商内部降清派的势力，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过多地卷入明清之争，这是郑芝龙冷对唐王称帝行动的原因。郑芝龙一生采取的策略是与朝廷合作，向海洋发展。从降明到降清，其实是他这一路线的实现。他认为与清朝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与其合作才能保持权利，并向海洋发展。在当时的东亚之海上，郑芝龙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荷兰人的压力，二者隔海对峙，迟早要再次一决雌雄。从这一角度去看郑芝龙降清，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想依靠清朝的势力向海洋发展。但是，这一派在道义上是失败的，因而只能成为一股潜流。早期，他们是跟着郑鸿逵，走与隆武帝合作之路。在与隆武帝合作失利后，郑芝龙利用军队中对隆武帝不满的情绪，将其引向降清的道路。他压倒了内部反清的势力，并使其中大部分人相信：只有降清才有出路。在这一形势下，他最终完成了降清的部署。
郑芝龙自海盗降明后的十七年内，先后在福建与广东任职。在广东的数年里，他深深感受到这个省份的发展潜力远胜福建。而且，广东在明清之际是仅次于福建的第二个海洋大省。在该省的潮州一带，一直活动着对抗郑氏家族的海洋势力。郑芝龙的梦想是任闽粤总督，一统中国的海洋势力。可是，尽管他任过广东省总兵，但在他主持隆武政权财政时，还是受到广东方面的抵制，“闽饷不足，芝龙遣给事中梁应奇入粤督饷。应奇往，参迟误者数十人。命提问。亦莫应。潮州知府杨球遂止越界。”(54) 郑芝龙无一刻不在谋求占据广东，他曾对清朝的间谍苏忠贵说过心里话：“广东苏观生曾派兵迎我，我未前往。又言，我二人至粤可为总镇，我取粤后，即可归附。”(55) 郑芝龙降清的目的之一，便是想通过清朝而领有广东。《隆武遗事》记载他的得意算盘：“两广素属部下，若招两广以自效，闽广总督可得，犹南面王也。”而博洛利用其弱点，也以广东作为诱饵：“且两粵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将军来见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56) 然而，郑芝龙吞下鱼饵之后，却被博洛逼送北京。郑芝龙非但没有得到闽粤总督，甚至没有给予任何实职，仅授其为精骑呢哈番，隶汉军正黄旗。
博洛挟郑芝龙北上进京，是清廷最愚蠢的决策之一。清廷进入中原以后，对降人一向是控制其首领，使用其部下。所以，左梦庚、刘泽清等明朝大将降清，都被其挟至北京，而其部下诸将得到重用，如李成栋、马得功等人。就大范围来说，实行这一政策是对的，但对郑芝龙部用这一策略则为失策。盖因郑氏集团内部有拥清与反清两派，除了郑芝龙真心降清外，郑鸿逵、郑芝豹与郑芝龙长子郑成功等人都是拥明派。郑芝龙的许多部下原来的意向并不明朗，但见清廷哄骗郑芝龙入京软禁，知道降清不过如此待遇，一齐心冷，以后都成为拥明抗清派。如果当时博洛不是食言而肥，而是真用郑芝龙，郑芝龙为其平定闽粤，可以说是指日可待。清廷的错误使东南战事延续数十年，这是其所料不及的。顺治帝后来回顾此事时说：“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墨勒根王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得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57) 这说出了郑氏集团当时真实的心态。
就郑芝龙而言，他个人的悲剧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它也是中国海洋势力的悲剧。如果仅从个人立场来看郑芝龙降清，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叛徒。但从各阶层的动向来看郑芝龙，我们应当承认：郑芝龙是中国海洋势力的代表。郑芝龙由海商而海盜，由海盗而成为明朝水师将领，再由明朝大臣而降清，他的举动其实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政治动向。中国海商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他们对明朝有过斗争与妥协。在荷兰殖民者的压力下，这一批人最终选择了向明朝妥协而与荷兰人抗争的道路。在明末十几年内，这一策略是成功的。郑芝龙背靠大陆，控制了台湾海峡的航线，从而与台湾的荷兰人对抗。清初，郑芝龙降清，其实也是想承袭历史上有效的策略，与没有海上利益的清朝协调，力争得其支持，从而可以全力对抗荷兰人，在东亚海上争霸。倘若他的联清策略得以实行，他在海上对付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竞争，会有更多的有利之处。因此，他向清廷靠拢，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深谋远虑的行为，就海商的长远利益而言，他的策略也许更有利于海商的发展。
但是，在清廷进入中原之初，他们还无法理解海商的立场与诚意。他们仅仅是将郑芝龙当作割据地方的一个豪强，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诱捕郑芝龙。如果郑芝龙只是一支陆上武装，清廷这一策略是会成功的。但郑芝龙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海洋势力的代表者，他们拥有朝廷难以控制的海上武装，而清朝对这一股势力还不了解：中国海商在明末已是一个强大的阶层，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推出自己的代表，一个郑芝龙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会推出几个郑芝龙来代表他们。所以，清廷诱捕郑芝龙，只是使抗清派在海商中得势而已。此后郑彩、郑联、郑成功等人都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并采取与清朝对抗的策略。
对海洋势力来说，郑芝龙降清失败，表明清朝并未理解和接纳东南的海上力量。他们只有走与明朝联合的道路才能获得发展，郑成功正是这一策略的实践者。在郑成功驰骋东南沿海的近二十年内，中国海商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从而达到了将荷兰人驱逐而称霸东亚海洋的目的。可是，海上势力的发展，从根本上离不开大陆的支持。因为，他们贸易的商品大都来自陆上各城市的生产。为了控制这些商品，他们就得到大陆作战，与陆地上的清军作战，便有了失败的可能，并使获得商品的代价上升，这是违背资本运行规律的。所以，明清中国海洋势力的最终出路，是与朝廷取得一致，从而获得廉价的商品来源。
在经过数十年的战争之后，清朝廷逐渐理解了东南的海洋势力。在康熙皇帝亲政后，清廷对海洋势力采取了以招抚为主、打击为辅的策略；自从三藩之乱后，清朝也逐步调整了海洋政策，从最严厉的海禁走向允许对外贸易，并在招降台湾之后开放口岸，使外贸合法化。在这一背景下，东南的海洋势力与清廷最终相互协调。历史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终于回到它发展的固有的轨道上。
注释：
① 《清史稿》卷217博洛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011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29，顺治三年十一月，第1页。
③ 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2，送浦城陈大尹考满复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页。
④ 华廷献：《闽事纪略》，《闽游月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笫239种，第3页。
⑤ 周亮工：《闽小纪》卷3仙霞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⑥ 姚旅《露书》卷7杂篇，影印明天启刊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济南，齐鲁书杜1995年版，第663页。
⑦ 徐晓望：《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⑧ 洪旭：〈王忠孝传〉。录自《王忠孝公集》卷12，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01页。
⑨ 佚名：《思文大纪》卷6，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11种，第105页。
⑩ 佚名：《隆武纪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第78页。
(11) 佚名：《思文大纪》卷6，第104页。
(12) 佚名：《思文大纪》卷7，第134页。
(13) 佚名：《思文大纪》卷7，第145、150页。
(14) 佚名：《隆武纪略》第73页。
(15) 李世熊：《明兵部职方司主事李公家传》，引自：李鲁《重编烬余集》卷5，民国潮安集文印社重刊本，第9页。
(16) 佚名：《隆武纪略》第73页。
(17) 佚名：《隆武纪略》第74页。
(18) 华廷献：《闽事纪略》，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页。
(19) 邵廷：《东南纪事》卷3，台湾文献丛刊本第96种，第64页。
(20) 《清史稿》卷235图赖传，第9434—9435页。
(21) 佚名：《隆武纪略》第72页。
(22) 华廷献：《闽事纪略》，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页。
(23) 佚名：《隆武纪略》第74页。
(24) 延陵处士编校：《新锓江湖秘传商贾买卖指南评释》，潭邑余文台梓行本，下卷，第21页。
(25) 延陵处士编校：《新锓江湖秘传商贾买卖指南评释》，下卷，第18—19页。
(26) 《清史稿》卷215汉岱传，第8941页。
(27) 佚名：《隆武纪略》第31页。
(28) 《思文大纪》卷2，第24页。29张家玉：《报明江省情形疏》，《张家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30) 钱澄之：《所知录·隆武纪事》卷上，荆驼逸史本，第9页。
(31) 佚名：《隆武纪略》第73页。
(32) 佚名：《隆武纪略》第74页。
(33) 葛应忠：《清初建州大事记》，福建省图书馆藏油印本，第9—10页。
(34) 张琦等：康熙《建宁府志》，南平地区方志委1994年标点本，第320页。
(35) 吴：民国《南平县志》卷20，方志委1985年重刊本，第1036页。
(36) 佚名：《隆武纪略》第79页。
(37) 佚名：《隆武遗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9页。
(38) 《清史稿》卷235图赖传，第9434—9435页。
(39) 李世熊：《明兵部职方司主事李公家传》，录自李鲁：《重编烬余集》卷5，第10页。
(40) 李天根：《爝火录》卷16，台湾文献丛刊第177种，第866页。
(41) 《思文大纪》卷8，第152页。
(42) 《思文大纪》卷8，第153页。
(43) 李天根：《爝火录》卷16，第866页。
(44) 佚名：《隆武纪略》第62页。
(45) 佚名：《隆武纪略》第27页。
(46) 黄熙允题为招抚郑芝龙情形事本。顺治三年八月。录自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编：《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择》，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页。
(47) 《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48) 佚名：《隆武纪略》第73页。
(49) 佚名：《隆武纪略》第79页。
(50) 佚名：《隆武遗事》第10页。
(51) 钱澄之：《所知录卷上·隆武纪事》，第9页。
(52) 佚名：《隆武纪略》第80—81页。
(53) 徐晓望：《论郑成功与施琅发生冲突的原因》，福州，《福建论坛》2005年第11期。
(54) 佚名：《隆武遗事》，第5页。
(55) 黄熙允题为招抚郑芝龙情形事本。顺治三年八月。录自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编：《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择》，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页。
(56) 佚名：《隆武遗事》，第10页。
(57) 顺治皇帝敕，顺治十年五月初十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民国刊本。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2007 年第 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