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植：文武兼备，尤重《礼记》（下）韦力撰

关于卢植修《礼记》之事，历史的记载大多将他与马融并提，侯康在《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一中称：

《释文叙录》引陈邵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隋志》：“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陈邵之说而傅会之，其实马融注《礼记》，但有解释，并无去取，邵言微误。《隋志》谓融增入三篇，尤误。刘向《别录》已称《礼记》四十九篇，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见《桥玄传》），皆在前汉时，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广成颂》曰：“臣闻昔命师于鞬橐。”李贤《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纪言反。”《礼记》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载干戈，包以兽皮，名之曰鞬橐。”郑《注》曰：“鞬读为键，音其蹇反，谓藏闭之也。”此马郑异义。

按照陈邵的说法，后汉的马融和卢植参考了各家不同的观念，经过一番精简，写出了《礼记》一书，这就是后世的通行本。而《隋书·经籍志》则仅提到马融传《小戴礼记》，而后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为了后世的《礼记》。

侯康认为，《隋书·经籍志》上的这段话其实就是化用了陈邵的所言。侯康说，马融所著《礼记》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并没有做删减，所以陈邵的所言略有失误，而《隋书·经籍志》上则说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这更是个错误。之后侯康又引用了马融在《广成颂》中的所言以及后世的注释，他以此来说明马融跟郑玄在解释字意时有着一定的差异。但卢植是什么意见？文中却没有讲述。

按照《隋书·经籍志》上所载：“《礼记》十卷，汉北中郎将卢植撰。”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称该书为二十卷。但无论十卷本、二十卷本，该书都失传了，今日所见卢植所著《礼记》一书，大多是后人的辑本。对于这些辑本，王锷在《〈礼记〉成书考》中列明如下：

王谟辑有其《小戴礼记注》一卷，收入《汉魏遗书钞·经翼》第二册。臧庸辑有其《卢氏礼记解诂》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卢文弨序，后有《补遗》二则及《附录》七则。臧庸辑本收入《拜经堂丛书》和《鄦斋丛书》。马国翰辑有其《礼记卢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礼记类》。黄奭辑有其《礼记解诂》一卷，是本以臧本、马本互校，所辑悉与臧本同而与马本异，收入《黄氏逸书考·汉学堂经解》。

前面提到，卢植作有《三礼解诂》，但侯康认为卢植不可能写过这样一部书，他在《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一中说：

《唐书·儒学传》元澹《释疑》曰：“《小戴礼》行于汉末，卢植合二十九篇而为之解，世所不传。”《经义杂记》云：“卢氏校定《礼记》，今日虽亡，汉唐人偶有称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传》称植作《三礼解诂》，非也。植未尝兼注《三礼》，今从《三国志·卢毓传》注引《续汉书》。王谟、臧庸堂俱有辑本。

然而卢植对《礼记》的研究却没有疑问。虽然他的著作失传了，但他的有些观点却被他书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对于他的研究体例，王锷在《〈礼记〉成书考》中总结为四点。一是解释字义，二是阐释礼义。比如《王制》“丧从死者，祭从生者”，卢植对这句话的注释则为：

从生者，谓除服之后，吉祭之时，以子孙官禄祭其父祖，故云“从生者”。若丧中之祭，虞、附、练祥，仍从死者之爵。故《小记》云：“士附于大夫，则易牲。”又云：“其妻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为大夫，而附于其妻，则不易牲。”又《杂记》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丧中之祭，仍从死者之礼。

卢植注解《礼记》的第三点则是记作者和时代，第四点则为讲解礼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语汝，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孔子为子张、子贡、子由讲礼，孔子先告诉他们礼的重要性，而又说礼有九方面的内容。但这九方面的具体是什么呢？孔子没说，于是卢植解释道：

大飨有九者：揖让而入门，一也；入门而悬兴，二也；揖让而升堂，三也；升堂而乐阕，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兴，六也；陈其荐俎，七也；序其礼乐，八也；备其百官，九也。

其实，卢植不仅注释过《礼记》，他对《仪礼》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学论文集》有一篇题目的文章即是“论东汉古文本《仪礼》出于卢植”，题目就代表了观点。

关于卢植为什么要校正《仪礼》？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说：“郑玄注解《仪礼》，经文就混合兼采，今古并见，难以一律。因此东汉末年发生了卢植起来想校正文字，产生古文本的《仪礼》。”

接下来，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后汉书·卢植传》中关于卢植的自言家中没钱雇抄写之人的那段话，而后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处：

卢植讲的指文字上的问题。立熹平《石经》在于“正定文字”。《后汉书·儒林传》说：“正定五经刊于石碑。”《蔡邕传》也说：“正定五经文字。”现在卢植的“考《礼记》失得”，目的也在于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经》采用今文本，熹平《石经》建立后，卢植再要“刊正”《石经》“碑文”，可以知道卢植必定是用古文来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卢植说“从马融古学，颇知今之《礼》，特多回冗。”注：“回冗，犹纡曲也。”李贤注，意义未显。《后汉书·仲长统传论》说：“回泬于曩时。”注：“回泬，不齐一也。”卢植所说“回冗”，应当解释作不齐一为妥；不齐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纯粹。卢植从古学上而知道不一律，这种“回冗”想必就指违反古学，中间夹杂今文了。因而可知卢植企图从事，应该就是运用古文来刊正《礼记》里的今文了。

而后金德建做出了如下的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明了卢植说：“从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又说：“考《礼》、《记》失得，刊正碑文。”这一建议概括起来，就是想把传《礼》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并不整齐的今文本《仪礼》，校定成为文字上古文本的《仪礼》。”

但卢植的提议究竟有没有结果呢？该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经义杂记》中的所言：

《后汉书·卢植传》云：“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刊正碑文。”下云：“会南夷反叛，以植尝在九江，有恩信，拜为卢江太守。”下云：“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帝以非急务，转为侍中，迁尚书。”据本传观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经允行，会南夷反叛，出为卢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盖《礼记》后儒所定，故不无粃谬处。卢氏欲本师说裁正之，诚有功圣典之举；乃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来，好的建议定能得到当权者的认可，而卢植也就没能实现他的愿望。

卢植墓位于保定地区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卢家场村卢氏宗祠内。此程的寻访是以北京为起点，而后在河北中部地区兜了一个大圆圈。此为第一次自驾车探访，几天的行程走下来，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自驾车的利与弊。

因为正赶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车比往常密集了许多，好在我对这一带的路径较为熟悉，东拐西绕之后，还是能够一一到达目的地。

在墙上看到了“卢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从涿州市出口下道，进入涿州市，在卢家场村卢穗大街的墙上即看到了“卢氏源流”的介绍文字。看来，卢植直到今日还受到当地人们的关注。

找到了祠堂

从村中穿过，来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卢氏祠堂所在。祠堂占地面积约有十几亩地，从外观看有点像一个寺院，然祠堂的大门紧锁，我向旁边剥玉米皮的妇女打听，如何能进入祠堂。她告诉我，卢凤仙拿着钥匙。我请她帮助我找到这个卢凤仙，她说自己没有卢的电话，又告诉我说祠堂墙上写着的电话就是卢凤仙的。我跑到门房的墙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笔在红墙上写着来人打“1359….75”的字样，可惜其中的几个数码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大门上着锁

墙上的电话被人蹭掉了

我把这种情况转告给了剥玉米的妇女，她说自己也确实不知道卢的电话。无奈，我只好沿着祠堂的围墙四周转悠，试图爬上墙拍照里面的情形，但围墙太高，几次攀跃都未成功。

剥玉米的妇女

我的举措被那几位剥玉米的妇女都看在了眼里，也许我的执著让这个妇女受了小感动，她说：“你别费力气了，我通过关系帮你找。”于是其中一位掏出手机给村里人打电话，我听到她在问谁知道卢凤仙的电话。两个电话后，她告诉我，已经通过其他的人转告了卢凤仙，一会儿就到。

卢凤仙先生

我向这位妇女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谢意，而后就耐心地等在门口。不一会儿，见到一位骑自行车的大爷径直走到门口，掏钥匙就打开了祠堂的大门。以我的理解，卢凤仙想当然是一位女士，我不确定眼前来的这位大爷是不是赶巧也来到了这里。我问剥玉米的妇女：“不是卢凤仙拿钥匙来吗？”妇女笑着告诉我：“他就是卢凤仙。”

既然如此，我立即跑上前去跟那位大爷说：就是我通过村民请他来开门的。大爷听后很客气地跟我说了句“请进”。

祠堂内的甬道

祠堂院内面积不小，呈现窄而长的一种格局。进入院内，则是笔直向前的甬道，前行三、四十米，甬道的尽头即是卢植墓，墓前十米的地方有石刻的牌坊，横写四个大字——“千古人龙”，牌坊两边的立柱上刻着“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墓庐面积占地约二百平米，高约六米上下，墓碑高约一米多，用小篆刻着“卢植墓”，然而此墓顶颇为奇特因为其顶端是红色的，这可能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在。

“千古人龙”

红顶墓碑

范阳堂

祠堂内景

拍照过程中，卢凤仙在招呼我进祠堂。祠堂在墓园的入口处，牌匾写着“范阳堂”，里面的陈列方式跟传统的祠堂不同，中间没有摆放着卢植像，墙壁上挂着“范阳卢氏远族世系”的介绍牌，介绍牌是用贴膜所制，看上去已变得皱皱巴巴，然而卢凤仙仍然耐心地跟我讲解着这个世系中的重要人物。

密密麻麻的名人

其中六祖慧能竟然是范氏第四十七世祖，因为慧能其父卢行瑫曾在涿州为官，后遭贬迁居岭南，遂落户广东新州，慧能竟然跟卢植有关系，我听着很是新鲜，因为此前我未做过这样的联想。卢凤仙又告诉我以前韩国总统卢泰愚也是卢家的后人，并且他指给我看在世系牌中的位置，介绍牌上说：

据韩国《卢氏三陵坛志》记载，韩国卢氏是唐吏部侍郎卢从愿、后唐宰相卢文纪之后。卢鸿表任徐州刺史，其子卢震顺任兖州刺史，震顺子卢穗（原名惠）翰林学士、官上护军（比正三品），卢穗子卢垓为翰林学士。唐末，“国无善政，祸机潜发”。于是，卢穗由范阳率其九子及家眷，偕7名大学士，“翻然航海而东”。当时，正值新罗国第五十二代王孝恭王即位。国王在东京（今庆州）以国宾礼遇卢穗。卢穗及其九子“尽忠王室，自有攘斥之功”，为击退百济与渤海国的进攻做出贡献，“分封九邑”，卢氏遂分布于光州、交河、安康、平壤等地。据统计，卢氏在朝鲜半岛繁衍发展总人数30多万人（其中在韩国有20多万人，在各姓氏排名中居第46位）。

卢氏在韩国的介绍

这些记载真令人惊叹。后来我读到了郑新芳的《卢植与范阳卢氏》一文，该文中称：

范阳卢氏望族，自卢植这后，诗礼传家，德才并重，有功于国，世代簪缨。汉魏以来，范阳卢氏无论播迁海内外何处的，都将宗祠奉为“范阳堂”，自认范阳卢氏的后裔。范阳卢氏俊彦，灿若星河，代代英才辈出。从魏晋到唐代，正史记载的卢姓名人就达八百余位。其中，有宰相、尚书、刺史、太守、郡守等百余人。魏晋南北朝至南宋期间，计有卢氏宰相23人。其中卢氏“八相佐唐”更被传为历史佳话。

其实，卢植的后人也有很多的大才子，郑新芳在其文中又写道：“卢氏诗人著名的有'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卢植十五世孙）、'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卢植十九世孙），以及卢殷、卢仝、卢真、卢藏用、卢贞等等。”

我看着这些展板，赞叹着卢植的伟大，突然想到给我开门的卢凤仙老人也姓卢，于是我问他是否为卢植的后人，他只是冲我一笑，似乎在回答我：“这还用说吗？”而后卢凤仙告诉我，明天有很多卢氏后人来此祭拜卢植，并且有很多外地来的领导，希望我能来参加。我告诉他，自己要继续走下程寻访之路，实在赶不上这次盛会了，但仍然谢谢他对我的盛情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