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代二帝治盗之策怎效果迥异

反映汉代生活的汉代画像砖画面 （图源网络）

——《容斋随笔》札记之十二

    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有《汉二帝治盗》一文，对西汉的汉武帝刘彻和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惩治盗匪的策略和效果，作了对比性的简要评述。

    文章开篇就揭露道：“汉武帝末年，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这段话形象地反映了西汉时期严峻的治安情况。如都城长安，出现“东市贾万，城西万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的局面。文景之后，偷盗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已发展到偷盗皇家祭祀用品的程度。汉武帝后，偷盗逐步发展为团伙犯罪，以至于皇帝不得不亲自过问，可见京师犯罪活动之猖獗。

    接着，文章讲述了汉武帝刘彻面对”盗贼滋起，剿不胜剿”的情况，亲自派使者穿上绣衣，拿着符节凭证，派军队进行攻击，有的部队甚至斩一万多首级。汉武帝并为此制定了严厉的《沈命法》（“沈”同“沉”，现在通常写作沉。），该法规定：“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意思是，盗贼兴起而没有发觉；发觉了而不去剿捕，或剿捕盗贼的数量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各级主管官吏将受到严惩，二千石及以下的官吏一律处死。

   据《汉书·酷吏传》记载，天汉末年，关东地区“盗贼滋起”，于是作沉命法。后代有学者注曰：“沉，没也。敢蔽匿盗贼者，没其命也。”“与之相连俱死为沉命也。”可见，“沉命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上下相保的连坐制度。武帝时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结果丞相严青翟因未保护好先帝陵墓而引咎自杀。之前，官员不作为的惩罚力度并不大，往往只是罚款、免官，罪不至死，汉武帝则将惩罚力度增大至处死，这无疑使连坐制变得更加残酷。

    但是“沉命法”颁布后，并未受到预期效果。洪迈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沉命法”颁布后，下级官吏害怕不能捕获盗贼被朝廷杀头，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上级郡府害怕因此受到连累，也让下级不要上报。于是，上上下下相互隐瞒，好躲避法令条文的制裁。结果，盗贼渐渐增多，治安恶化状况愈发严重。至宣帝时，偷盗集团常闹得长安市上“百贾苦之”。成帝时，“南山盗贼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杀奉法吏，道路不通，……群盗浸强，吏气伤沮，流闻四方，为国家忧。”仅从京师偷盗活动之猖獗状况，可见“沉命法”执行效果不佳。

    接下来，洪迈讲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治盗的策略及效果。刘秀针对东汉初年”盗贼处处并起”的情况，采取的策略第一步是：“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皇帝派遣使者下到各郡，听任盗贼们自已相互纠纷揭发，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免除他们的罪行。第二步是：“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官吏们即使停留拖延、回避不前、故意放纵盗贼的，都不加追问，只以捉获讨伐的成效论处。第三步是：“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那些郡守、县令犯了管辖区域内有盗贼而不收容捕捉罪过的，及因为害怕软弱丢弃城池和职守的人，都不看作过失，只根据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只有包庇隐藏的人才判罪。“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京师取得了“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安定局面。

古今画家绘制的汉武帝刘彻与汉光武帝刘秀画像

    洪迈在文章结尾总结道：“此二事均为治盗，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宽，其效可睹也。”对此，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两帝捕盗法不同》中也专门比较了西汉武帝与东汉光武帝的治盗之策，结论曰：“同一捕盗也，一则法愈严而盗愈多，一则法稍疏而盗易散，此亦前事之师也。”

    汉武帝的”沈命法”，本意是以死刑来威慑和敦促地方官吏在捕盗上积极认真，不要玩忽职守，可是“沈命法”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却使这项法令的主要贯彻执行者即地方官吏难逃死刑。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在规定期限内捕获到规定数量的盗贼是一个很难达到的要求，因为达不到要求将会被处死，所以发现盗贼不报告反倒成为地方官吏保全性命和官职的最佳选择，“沈命法”也就由于得不到执行无疾而终了。

    光武帝时治安形势很是严峻，“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帝的治盗之策，是把相关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惩治对象——盗贼，另一类是负责治盗的地方官吏。对盗贼来说，“五人共斩一人除其罪”的规定，使原来抱成一团共同对付官府的盗贼们有了两种新的选择：当举报者，杀一个同伙从而被免除罪罚；当举报对象，被同伙举报并杀死。自然，盗贼们在事关生死根本利益上会选择前者。至于，地方官吏们软弱退缩无罪，积极捕盗有功，当然也就无后顾之忧地大胆报告盗情，积极履行捕盗职能了。   

    其实，细观史实，光武帝治盗之策的成功，并非仅仅是法疏所致，而是采取了一整套综合治理治安措施的结果。刘秀展现了他“以柔治国．宽猛并济”的执政理念：一是推行“轻法”。刘秀认为，天下已定，若发展生产，必须为提供给百姓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生产的环境，所以在法律上“废繁立简”，提出了“轻法”的思想。在他统治期间，减罪、免罪的诏令屡见不鲜。二是综合治理。这在治盗方面更为突出。刘秀废除了西汉武帝时为治盗曾推行的“沈命法”，采取了“群盗自相纠擿”、“徙其魁帅于它郡”等分化瓦解、迁徙渠帅等综合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然，洪迈评论汉二帝的治盗之策时说“武帝之严，不若光帝之宽”，这固然是事实，但一项政策的失败还是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严厉还是宽缓，而在于政策所预定的目标与政策的导向是否一致。同时，还在于政策的配套措施产生的综合效应。在这一方面，汉光武帝无疑胜过汉武帝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