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派”文人写的传记!读完它,就读透国人人性!

中国的现代传记文学,是二十世纪初期,在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接触中产生的。从民国时期开始,中国开始出现大量的传记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当数被誉为“民国四大名传”的《李鸿章传》《苏东坡传》《张居正传》和《朱元璋传》。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民国四大名传”,不仅是民国时期的传记名作,更是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经典名篇。

这四部书的传主,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的三种人——帝王、宰相、文人。读懂他们的故事,就能够让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性的复杂与变化,也能够读懂中国文化对每个人的深刻烙印。我们读的是他人的人生故事,但是却能够给我们现实的人生带来启迪。

草根如何逆袭成为明朝开国帝王
《朱元璋传》:揭示明太祖传奇人生之路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从草根逆袭变成皇帝。这个人就是朱元璋。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所著的《朱元璋传》被誉为“民国四大传记”之首。在吴晗的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本书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吴晗的《朱元璋传》先后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在吴晗的四个版本的《朱元璋传》中,客观的说,1949年的版本应该是最能表现作者观点和想法的,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因此,这个版本是最值得一读的。“民国四大名传”选用的正是这一经典版本。
生前生后毁誉参半的中国典型政治家
《李鸿章传》:一个饱受争议者的艰难人生
晚清有位老人,自称是“一名裱糊匠”,缝缝补补,拆东墙补西墙,直至逝世前依然被列强羞辱,企图强迫他签下卖国条约。这位老人就是李鸿章。
有人说李鸿章很像一只蜘蛛,在风雨飘摇里,编织一张早已破烂的大网。他极力编织,力挽狂澜,却又对这张破破烂烂的大网无能为力。又有人说他又像一名商人,一名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商人。他依靠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掌握一方兵权,却谨小慎微地、精打细算地处理官场每一件事。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这是李鸿章奉父命入京应试时所作的,那时他意气风发,拔剑四顾,想创造一番事业。不承想,他原来想做一名书写历史的人,却成了被写进历史的人。
李鸿章刚去世不久,梁启超就无比感慨地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开始,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工业,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
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重视和铭记。
然而,历代提起李鸿章,多是贬抑之词:“卖国贼”、“奸臣”。对此,或许异国角度更能看得清晰,“对李鸿章公务生涯的回顾,将得出一个令人悲伤的结论:他无数次地将中国人从无知而导致的麻烦中拯救出来,却每次都被指责受贿及不忠。”(美国《华盛顿邮报》)
读了梁启超所著的这部《李鸿章传》,也许你也会彻底改变对这位“卖国贼”的看法。
挽救大明帝国的救时宰相
《张居正传》:大明首辅张居正的宦海沉浮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明代没有这个人,那就会“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是谁,竟然如此重要?
这个人就是张居正。后世有人称张居正为“救时宰相”。梁启超更是拔高他的地位,称之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初入官场时,便以“匡时救世”自许。当时严嵩把持朝政,张居正一腔抱负无法施展,便暂时归隐田园。但是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张居正依旧透露其澄清吏治的志向。
二十年不上朝的世宗去世了,正值英年的穆宗也去世了,留下幼年的神宗。于是,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三人接受穆宗的遗诏,一同辅佐朝政。张居正和高拱本来十分投合,但是两人的嫌隙越来越大,无法弥合。张居正便联合宦官冯保赶走了高拱,从而使得高拱临终前都在骂张居正。世人因为张居正联合宦官赶走大臣一事,误解更加深一分。
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执掌朝政,权力达到顶峰,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内阁首辅”。在任期间,张居正开始自己的施政纲领,从吏治到用人,从将领到治兵,从理财到教育,等等,无不把自己的思想灌入帝国的每一个毛孔。由此,神宗和各级官员、百姓都享受张居正创造的太平盛世。
然而位高权重必然震主,必然惹人嫉妒。于是有人借故造谣,说他勾结宦官赶走大臣,又说他贪恋权位不守父丧,等等。于是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儿女深受其累,各级官员对其诋毁,深恐落人之后。直到熹宗天启年间才复官复荫。
神宗万历时期,大明摇摇欲坠,张居正缝缝补补,左支右绌,才勉勉强强延续大明七十余年的国祚。
关于张居正的传记,民国时期一共产生过三种,分别是佘守德所著的《张居正传》(原名《张江陵传》)、陈翊林的《张居正评传》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佘守德所著的《张居正传》创作最早,而且在当时影响十分广泛,起初收入梁启超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后由出版了单行本。
本书从介绍张居正的家世开始,既而他出仕为官,一直到他接受明穆宗的托孤重任,在神宗朝执掌朝政,力除弊政,实行他的施政方针,挽救江河日下的明王朝,详细记述了明代改革家张居正波澜壮阔的一生,再现了其曲折起伏的政治生涯。最后有各家对张居正的评论,让读者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
本书作者佘守德,民国学者,江苏人,曾和梁启超等人一起撰写《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当时的名人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江南才子”、著名文化人卢前都为该书作序,可见其影响力。
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
《苏东坡传》:最早、最全面的苏东坡传记
“他固执、多嘴,妙语连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就这么一个人,林语堂却说世上“不可能有第二个”了。这个人便是苏东坡。
悠悠五千年历史文化,涌现多少英雄豪杰,要说到普遍为人所关注和喜爱的主角,苏东坡一定少不了。
苏东坡,是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著名诗人余光中说过:“我要是去旅行最不会和李白一起,因为他没有现实感,太不负责任;也不会杜甫一起,他太苦哈哈,恐怕太严肃;要是挑一个,跟苏轼在一起可就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确实,李白一生都在寻仙访道,“访名山、寻仙人、找仙草、炼仙丹”,最终连超级粉丝杜甫不愿意跟他这样继续下去。跟着苏轼则不然,游赤壁,就一起高声唱“大江东去”。
苏轼虽然“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不为当时所重用;尤其在“黄州自我突围”后,他天生乐观的本性更加凸显出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好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在朝廷时,尽职敬业,甚至在王安石权势熏天时,敢于直言进谏。王安石试图变法,苏轼就瞄准这一举动,洋洋洒洒上奏千言,矛头直指王安石。
说来也怪,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是私交特别好。王安石非常赏识苏东坡的才学。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可以说没有王安石这么拉苏轼一把,苏轼可能到鬼门关报到了。王安石曾劝苏轼与他隐居钟山,苏轼回答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是啊,太迟了,苏轼拒绝了王安石的美意。王安石惋惜地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晚年对自己一生作出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知,他一生的辉煌不是在朝堂上,而是他被流放在黄州、惠州、儋州的流离岁月。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他用英文写成的,旨在向外国人介绍这位中国大文豪,不料想却在国人中大为流行。鲜有人知的是,关于关于苏东坡的最早现代传记,却不是林语堂的这一本,而是另一个民国作家周景濂于1937年所撰写的《苏东坡传》,比林语堂的要早十年。
周景濂以苏东坡的诗句及其自述、他人记录等文字,叙述他的家庭生活和青年、中年、晚年等经历,以及他的气质与修养、诗文、年谱,为我们呈现一个丰满又真实的苏东坡。本书后面附有胡怀琛的《东坡生活》。胡氏在书中还加入了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苏三妹”与苏轼和秦观对诗等故事,使苏轼奔放浪漫、感情丰富、心胸阔达的形象跃然纸上。
文言文+白话文  珍贵版本首次重现
最值得珍藏的“民国四大名传”

由谦德文化策划、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民国四大名传》,收录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吴晗的《朱元璋传》、佘守德的《张居正传》、周景濂的《苏东坡传》四种。其中佘守德的《张居正传》、周景濂的《苏东坡传》均为民国以后首次重印,尤其珍贵。《李鸿章传》《张居正传》原文为文言文,本次出版的时候又进行了白话翻译,以适合各个层次的读者。

《民国四大名传》全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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