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咏虞山】常熟状元为何多
常熟状元为何多？
文◎陈 辽
《常熟状元》既回答了常熟状元为何多的大问题，又对科举制度作了新评价，仅此两大学术成就，它也可以在我国当代的文化研究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了。
据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的《常熟状元》，自唐至清，常熟中状元8人，榜眼4人，探花5人，传胪3人，进士486人。有清一代，全国状元112人，常熟一地就有6人；仅康熙一朝，连出3名状元，这在科举史上是罕见的。若问：常熟状元，（包括榜眼、探花、传胪及进士）为何多？通读《常熟状元》后，我找到了答案。
首先，常熟有好学上进的优良传统。先秦时期，常熟人言偃即北上山东，到孔子那里求学，是孔子的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学成回来，在南方布道，被誉为“南方夫子”。此后，好读书求上进的这一优良传统赓续不绝。常熟的第一个状元陆器，是唐开成五年（840）中的状元。明代常熟人桑瑜编纂的《常熟县志》记载：“河阳山有梁朝古桧及唐状元陆器读书台。”陆器少年时，勤奋好学，夜里读书到拂晓才掩卷休息。文昌阁旁山坡上有三块青石。春夏季节，陆器经常坐在青石上读书，河阳山有“唐状元陆器读书台”的记载即源于此。周虎是常熟第一个武状元，南宋时期的名将，在保卫和州之战中，以二千之众，抗十万金兵，先后34次击退攻城的金兵，并将金兵主帅石矻跶射死，立下了大功。人们将和州保卫战跟岳飞的朱仙镇大捷、韩世忠的黄天荡大战相提并论。但周虎并不是一个仅凭武艺杀敌的赳赳武夫，他熟读史书，十分仰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决心要把守住和州、抵御侵略创造成又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他率领军民，同仇敌忾，誓与和州共存亡，这才有和州保卫战的大胜利。孙承恩是清代常熟第一位状元，也是清代苏州第一位状元。他“聪明好学，家中丰富的藏书，为他能够博览众书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虽会试落榜，但他没有放弃，终于在顺治十五年（1658）考中状元。归允肃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中的状元。他从小勤奋好学，在同门生中年最少而有“才情风度擅一时无双”之誉。汪绎夺得状元时，才29岁。汪绎的好学上进，更为人称道。他经常“从游问学于这些顶尖的师友当中”，“自小便诗词书画，样样拿得上手”。康熙五十七年（1718），汪应铨考中状元。汪应铨好学上进，老师规定每天学四十行，他还嫌少，外出游历之时也始终手不释卷，且他尤其喜欢经、史、地理，为日后参与编史修志打下了基础。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状元。他不仅喜欢读书，还喜欢读画，读帖读碑，好学不倦。被称为“小状元”的翁曾源，于同治二年（1863）中的状元。他刻苦读书，“学业进步很快”，18岁时写成《牺尊赋》寄给祖父翁心存过目，翁心存读后很高兴，称赞该赋“颇典丽”。可以说，常熟的八个状元都是因为从小勤奋读书，好学上进，又百折不挠，这才一举成名、考中状元的。
其次，常熟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耕读传家，就是一边务农，一遍读书，世代传承下去。清代常熟第一位状元孙承恩的家族就是秉承“学而仕，仕而休”的家训，耕读传家，十分注重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从第六世孙纪起，至孙承恩父亲孙朝翼止，自明至清，都是耕读传家。探花翁叔元的翁氏家族也是“耕读起家”。《族谱》记，三世祖翁廷秀“力田读书”。四世祖翁瑞，曾以自己“耕读”的切身体会，“以里民疾苦抗论于抚军之廷，得省里中徭役之半”。五世翁卿，“屡试不第，力田治本”。此外，陆器家族，归允肃家族，翁同龢、翁曾源家族，也都是“耕读传家”的家族。由于是“耕读传家”，就十分重视教育，重视读书上进。民国以后，常熟的普通农民，只要家族能维持生计，都要让子女到学校读书。常熟状元多，在情理之中。
第三，常熟既尚武，又尚文。从商末周初，周太王的儿子泰伯、仲雍因让位给弟弟季历，率领亲属徒众来到荆蛮之地常熟梅里起，就开创了既尚武又尚文的优良传统。他们尚文，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常熟一带；他们又尚武，断发文身，吸收当地尚武文化。后到吴君寿梦时，又从晋人巫臣处学会了射法、御法和战车阵法。吴人与楚人作战，一年打了七次仗，把楚国打得疾于奔命。后又与中原大国争霸。吴国季札在鲁国观乐，他对《周南》、《召南》、《邶》、《鄘》、《卫》、《王》等诗歌音乐的评论，表现了吴文化的高度学养。此后，既尚文又尚武的优良传统一直被常熟人所继承和发展。自唐以后，常熟出了8个状元，7个文状元，1个武状元；至于明代武榜眼袁世忠，做参将时建文昌祠，一武一文，同样表现了既尚武又尚文的传统。清代探花庞钟璐，督办团练，恪尽职守，也是尚文又尚武的榜样。常熟自唐至清的486名进士中，武科的状元和进士达22名之多。
彰显常熟的状元文化，就必须对科举制度进行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再评价。科举制度初起于隋文帝，他废除过去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设志行修谨、清平幹济二科。隋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除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举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特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科举均用经义。比之“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的实施是一场大改革。钱文辉在《常熟状元·总述》中介绍，日本著名史学家福井重雅说：一般人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无非是造纸、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而实际上比这些物质发明更重要的是科举制，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选官制度提供了最初的模式。英法美等国正是借鉴了科举考试的合理内核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可见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当然，科举制也有缺失。特别是明清两朝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这就束缚了应试者的思想和才情的发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借王冕之口评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时予以批判：“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文行出处（按：“文”指文章、学业；“行”指道德、品行；“出”指做官；“处”指退隐）都看得轻了。”尽管如此，但应试的不少读书人仍然能带着八股的镣铐，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即以常熟的7个文状元取得殿试资格考中进士的文章而言，都堪称一流。对科举制度，既要充分肯定它的革新意义，又要指出它后来的八股文流弊，束缚了人的思想。其被废除，被学校教育所取代，并非偶然。但就整体而言，科举制度为封建社会培养、选拔了数以几十万计的官员，功不可没。读了《常熟状元》，应该有此认知，这才是对科举制度的正确态度。《常熟状元》既回答了常熟状元为何多的大问题，又对科举制度作了新评价，仅此两大学术成就，它也可以在我国当代的文化研究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了。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所原所长）
附录：常熟藏书楼简介
绛云楼
钱谦益藏书楼名。钱谦益交游极广，好收藏图书，常不惜重金购求古书，曾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藏书，何焯记其藏书3900余部，多宋、元本和孤本，时大江南北藏书之富推绛云楼为第一，钱氏为虞山藏书流派的代表，钱曾称之为“读书者之藏书”。所藏书必取宋元版，不收近人所刻及抄本。其藏书为读书，于书无所不读，还利用藏书，撰《明史》250卷、《讳史》、《列朝诗集》、《明诗选》、《明五七言律诗选》、《笺注杜工部集》等。所藏多经校读，所撰藏书题跋甚多，今人潘承弼辑为《绛云楼题跋》。自编有《绛云楼书目》，非所藏全目。其藏书处先后有明崇祯三年（1630年）常熟西门外锦峰之麓所构拂水山庄，崇祯十三年移居城北椐树弄口之半野堂，崇祯十六年所构绛云楼，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于白茆顾氏别业所筑红豆山庄。崇祯十四年，钱谦益与柳如是结缡，绛云楼成为钱、柳生活和读书、校书场所。顺治七年（1650年）绛云楼失火，所积图书毁灭殆尽，遗书尽数赠给族曾孙钱曾。
汲古阁
毛晋藏书楼名。在昆承湖七星桥，今常熟沙家浜镇毛家宅基（原址已无存）。汲古阁楼建制，据陈瑚《为毛潜在隐君乞言小传》载：“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讫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咸曾绘《虞山毛氏汲古阁图》，作诗并题辞称：汲古阁在隐湖之滨，“次以甲乙，分以四库，非宋元绣梓不在列焉”。据郑德懋《汲古阁主人小传》称，毛晋藏书有84000册，藏书来源为购买、自抄和赠送。毛晋藏书乐于开放，吴伟业赞他“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陆世仪《赠毛子晋》诗也称：“名传海外鸡林识。”“鸡林”指朝鲜。藏书多有题跋，有《隐湖题跋》等传世，并有“汲古阁”、“汲古主人”等数十个钤记。
也是园
清钱曾的藏书楼。钱曾撰《也是园藏书目》载藏书3800多种，超过《四库全书》收书数。另撰《述古堂藏书目》、《述古堂宋版书目》、《读书敏求记》，分别从体制上首创普通书目、善本书目、题跋目录格式。
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贯花道人等。钱裔肃第三子、钱谦益族曾孙，好学工诗。著有《虞山钱遵王诗稿》等。
爱日精庐
张金吾藏书室名，在城区白虎弄内，藏书多经部之书、宋元旧椠以及金元两代遗集。分贮多处，以爱日精庐最著。为读书处兼藏先君子手泽，另据《爱日精庐文稿》载，有诒经堂三楹专藏古今诂经之书；堂南有世德斋藏其曾大父、大父诗集及十世祖瑞岩公、从父若云公校刊各书，又南有青藜仙馆藏毛晋、何义门、陆敕先诸先辈手校书；堂西有诗史阁藏元刊《中州集》及金人著述、碑版等，阁南有巽轩藏10万多活字排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200部；堂东有求旧书庄藏宋元明初刊本，庄南有墨香小艇藏元明旧写本，庄北有积书精舍三楹藏史、子、集三部通行之本。可见藏书规模之大。金吾自嘉庆至道光间，以爱日精庐名义刊刻了自己的大量著作以及宋李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参与校《太平御览》1000卷，叔父张海鹏所刻大型类书。所抄书有宋钱若水等《宋太宗实录》残本8卷、宋卢宪《嘉定镇江志》22卷、元卢镇《重修琴川志》15卷等。所藏书有“张印月霄”、“张金吾藏”、“爱日精庐藏书”、“诒经堂张氏珍藏”等钤记。
铁琴铜剑楼
瞿绍基及其子孙辈藏书楼名。因家藏铁琴一张，铜剑一柄，故名。绍基之子瞿镛（1794~1846），受家学熏陶，喜好藏书，在其父藏书基础上，又广收江浙藏家流散之宋金元精椠，不惜重价购进，于铁琴铜剑楼藏之，并使之成为清季四大藏书楼之一。瞿镛第二子瞿秉渊（1821~1887），字敬之，第五子瞿秉清（1828~1877），字浚之，继承父业，延聘太仓季锡畴、同邑王振声校勘旧编书目。为避战乱，保护藏书，兄弟俩历尽艰辛。浚之先于其兄去世，秉渊便带领侄儿们继续家族藏书事业，终身不渝。瞿秉清之子瞿启甲兢业自守世藏图籍，刻意搜访乡邦文献。抗战时将所藏善本运往上海，分散秘藏，保护藏书不失。并完成祖辈四代接续编印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并尽出家藏，供影印《四部丛刊》。1915年创办常熟县立图书馆，首任馆长。将家藏珍善本录副充实馆藏，使县级小馆古籍收藏闻名全国。启甲临终遗命：“书不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启甲之子瞿济苍（1900~1972）、瞿旭初（1905~1980）、瞿凤起遵父嘱于建国后将家藏分批捐献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常熟市图书馆。
翁氏藏书
中国清末九大藏书家之一，藏书起自翁同龢祖父翁咸封，至同龢五世孙兴庆，翁氏家族藏书积聚20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翁氏后人分批将家藏捐献国家，其中国家图书馆3779册，南京图书馆7924册。2000年翁兴庆将翁氏藏书精品80种、542册转让给上海图书馆。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松禅老人等。咸丰元年（1856）状元，历官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称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著有《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等。
脉望馆
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藏书楼。在城区南赵弄10号。琦美受父辈熏陶，绰有文风，尤在搜访和校雠刊刻典籍方面胜过其父。据琦美编订的《脉望馆书目》著录，收藏图书近5000种、20000余册。据不完全统计，刊书达36种、126卷，抄校了大量秘本。且广泛搜罗古今典籍，及民间俗文学。赵琦美抄校辑集的元明两代稀见杂剧剧本《古今杂剧》，今存国家图书馆，被誉为研究我国戏剧史的宝库。赵氏父子通过精校刊刻、编目作跋、提供阅抄等途径交流私藏。赵用贤所刻书以校雠精善著称，《五经》等版刻纸墨上乘，可与宋版乱真。赵琦美校刊的《仲景全书》，为研究伤寒的最好版本。用贤的《赵定宇书目》是明代遗留至今为数甚少的几部私家藏书目录之一，不少失传古籍据以窥见一斑。《脉望馆书目》实开近世著录残宋本先例，大量的校跋文字成为后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并引发后人对藏书理论进行总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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