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的成书年代与写作年代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自晋代皇甫谧以来，就一直是一个聚讼不休、见仁见智的学术公案，至今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总括起来，大致有四说：
成书于黄帝时代
因《内经》书名冠有“黄帝”之称，且其内容大部分是以黄帝与岐伯、雷公、伯高、少俞、少师、鬼臾区“六臣子”问答的形式而谋篇布局，所以皇甫谧、林亿等人就认为成书于黄帝时代。但“轩辕以前，文字未传”（《神农本草经集注·序》），且“黄帝亦治天下，岂可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司马光《传家集·与范景仁第四书》）因此，“晋·皇甫谧以下，历代医家断为岐、黄所自作，此殊不然也”（《素问识·素问解题》），“至以为黄帝与岐伯对问，盖属荒诞。无论《隋志》之《素问》，即《汉志》所载《黄帝内外经》，并依托也”（《古今伪书考》）。
成书于战国时期
自宋代以降，“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传家集·与范景仁第四书》）成为学者之共识，于是有的学者就从《内经》的语言文字着手，认为其成书于战国时期。程颢曰：“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程颐云：“《素问》之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二程全书》）明·胡应麟也说：“医方等录，虽亦称述黄、岐，然文字古奥，语致玄眇，盖周秦之际，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惊世，窃附黄、岐耳”，“虽非轩后，非秦后书。”（《四部正讹》）
成书于汉代
思维禁锢一旦打破，思想视野随即开阔无限。宋元之后，有的学者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气象”，而是将《内经》中的某些术语、理论或学说等内容与成书于汉代及其以前的其他书籍中的相同或近似之处进行横阔或纵深比较，从学术发展断代水平的角度，提出了《内经》成书于汉代的新观点。明·顾从德《重雕素问序》云：“今世所传《内经素问》，即《黄帝之脉书》广衍于秦越人、阳庆、淳于意诸长老，其文遂似汉人语，而旨意所从来远矣。”甚至有人以为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所作：“《素问》之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为全元起所著犹非隋唐文也。惟马迁、刘向近之，又无此等义语。宋·聂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东都以后语，断然以为淮南王之作。予意《鸿烈解》中《内篇》文义，实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藉岐黄以成名，特不可曰述也乎！或医卜未焚，当时必有岐黄问答之书，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阴阳五行之理，学思固得；人身百骸之微，非圣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纤悉。此《淮南》解性命道理处，必窃《素问》，而诡异奇瑰处，乃苏飞等为之也。故宋·潜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纯正，此是也。且《淮南》'七十二候’与《素问》注，皆多'芍药荣’五物，改'麦秋至’为'小暑至’，较《吕氏春秋》不同，则王冰当时亦知《素问》出《淮南》也。岐黄之文，至于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则黄帝时果末世耶！又曰'以酒为浆，以妄为常’，则仪狄是生其前，而彼时人已皆伪耶？《精微论》中'罗裹雄黄’、《禁服篇》中'歃血而受’，则'罗’与'歃血’，岂当时事耶！予故以为岐黄问答，而淮南文成之者耳。”（郎瑛《七修类稿》）
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
由于从语言文字看，“知卒成是书者，六国秦汉之际也”（窦苹《酒谱》），“观其笔墨，半是秦汉文字”（刘奎《瘟疫论类编》）；而从学术内容看，则为“汉人所述无疑”（《素问识·素问解题》），于是乎头脑灵活、擅于折衷别人之论的学者，就提出了一个四平八稳、圆滑老到的“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说，首倡者为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吕复：“《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
以上关于《内经》成书年代的四种说法，除成书于黄帝时代外，其他三种观点和主张，在现代学术界都有为数不少的支持者，但不论是“战国说”，还是“汉代说”，抑或是“非一时一人说”，都没有得到公认。究其原因，窃以为主要是将《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与《内经》一书的成书年代混为一谈的缘故。
或曰：写作年代与成书年代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问题，自古至今这么多大家学者难道还能混淆么？诚然，对我们今人来说，这早已不是一个问题了，但要理解汉代甚至是六朝以前，也就是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一本书的写作年代和成书年代，却是一个破费一番笔墨才能说清楚的大问题。
《内经》的成书年代是一人一时，时间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6年之间
详《黄帝内经》一名，昉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撰写的《艺文志》，乃是根据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七录序》），而刘歆的《七略》又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的。换言之，《黄帝内经》的书名最早见于《别录》《七略》，比此更早的记载至今未见。那么，《黄帝内经》之名，是否为刘向父子所定呢？
刘向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是说刘向校书除了广备众本、校雠讹误等相对简单的校勘工作外，还进行了条次篇目、厘定部类、叙述源流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工作。此外，后人（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蒋元卿《校雠学史》、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根据《别录》《七略》的佚文，发现“定立书名”也是刘向父子校书时的一项重要任务。证之历史，也确乎如此。
汉代以前的书籍，大都既无篇名，也无书名。余嘉锡先生曾说：“古人著书，既不题撰人，又不自署书名。后之传录其书者，知其出于某家之学，则题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古书通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古书书名，本非作者所自题。后人既为之编次成书，知其为某家之学，则题其氏若名以为识别；无名氏者，乃约书中之意义以为之名。所传之本多寡不一，编次者亦不一，则其书名不能尽同。刘向校书之时，乃斟酌义例以题其书。”（《古书通例·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关于《内经》，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更明确指出：“刘向于《素问》之外，复得黄帝医经若干篇，于是别其纯驳，以其纯者，合《素问》编之，为《内经》十八卷。其余则为《外经》三十七卷，以存一家之言。”
既然“《内经》，刘向编《七略》时已有之”（杭世骏《质疑》），且其书名很可能出自刘向父子之手订，那么，刘向校书具体在什么时间呢？根据《汉书·成帝纪》记载，河平三年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很显然，校书开始于河平三年（前26年8月），当时刘向五十四岁，他“年七十二卒”（刘向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死的时候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十九年（应劭《风俗通》：“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此是合刘向父子校书之年笼统计算而言），尚未完成，次年（绥和2年）哀帝即位“复使向子……歆卒父业”，继续领校少许未毕之书（《汉书·楚元王传》）。至第二年即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四月，刘歆上《移太常博士书》，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仪礼》《古文尚书》四家古文经学立于学官，触犯朝廷今文经派，“为众儒所讪”。刘歆被迫求外出补官，徙为五原太守，于当年夏秋之间离京，刘向父子共同校书的神圣任务虽告终止。这说明刘歆继承父业领校典籍，为时不过一年之余。则《内经》成编年代当在公元前26年～前6年之间。
或又曰：刘向有可能是根据“中”（国家藏书，包括天府、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石室、延阁及太常、太史、博士等处的藏书）、“外”（官员和民间的私人藏书）图书中已有的《黄帝内经》一书为底本进行校勘的，《内经》成书年代或在刘向校书之前。这确实是一个暂时还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如果《别录》《七略》没有亡佚的话，相信刘向在“书录”中会有明确交代的。不过，从现存七八篇刘向所写的“书录”（《战国策书录》《晏子书录》《孙卿子书录》《管子书录》《列子书录》《韩非子书录》《邓析子书录》等）来看，在当时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简言之，刘向校书时，世上只存有若干散乱的以黄帝与诸臣子问答为形式的医学篇章，这些篇章都是单篇别行，刘向、李柱国搜集、清理、删重、分类、校勘之后，编订为《黄帝内经》一书。因此，将《内经》成书年代的下限定为公元前26年8月～公元前6年4月之间，当非孟浪之举，亦非无稽之谈。
《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是非一人一时，从黄帝时代一直持续到宋代
明确了《内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部完整书籍的下限，那么影响甚巨的“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之说，说的则是《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而非其成书年代。姚际恒曾云：“其中言黔首，又《藏气法时》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当是秦人作。又有言岁甲子、言寅时，则又汉后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论也。”（《古今伪书考》）简单而直接地说，《内经》中的篇章，有的写于春秋战国，有的作于秦汉之际，有的出于西汉人之手。不仅如此，有的篇目，“虽不实出黄、岐之世，要亦去先王未远时人祖述黄、岐遗意而作”（周木《素问纠略序》），“其言虽不尽出于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从受”（明·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引宋代王炎语），“其文不必尽古，而其法则出于古也”（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具体地说，因为古代书籍经历了由口传心授到文字记录的演变过程，《内经》中有的篇章可能源于自黄帝时代起就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内容，只是形成文字的时间是在战国或以后：“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盖必有粗得其遗言之仿佛者，如许行所道神农之言耳。”（朱熹《古史余论》）“和、扁诸神医，必有传于岐黄真谛，而后能彰起死回生之术。则岐黄之微言，宜有一二存乎后世者，而后人附会之，以成是书。”（祝文彦《庆符堂集》）正如首倡“非一时一人说”的吕复所云：“大略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也就是说，《内经》虽非黄帝之所作，但保留有黄帝时代的微言大义，诚如章学诚所云：“《本草》《素问》道术原本炎黄，历三代以至春秋，守在官书世氏，其间或存识记，或传耳口，迭相受授，言不尽于书也。至战国而官亡籍去，遂有医家者流，取所受授而笔之于书，今所传本是也。”（《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这也是本文将《内经》的成书年代与各篇的写作年代区分开来的意义之所在。
当然，今本《内经》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几经散佚和整理，已非刘向定本之原貌。元代刘骃曾云：“夫《内经》十八卷，《素问》外九卷不经见，且勿论。姑以《素问》言，则程、邵两夫子皆以为战国出矣。然自《甲乙》以来则又非战国之旧矣。自朱墨以来则又非《甲乙》之旧矣。而今之所传则又非朱墨之旧矣。”（《内经类编序》）清代耿文光亦曰：“全本为《素问》旧第，今本目录为王冰所定。然则，王冰本非《内经》原书，宋校本《重广补注》又非王氏原书矣。”（《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简单地说，“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糜，千不遗一”（《神农本草经集注·序》），特别是“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隋书·牛弘传》），刘向父子雠校之《内经》，也难逃厄运。所以在《素问·灵兰秘典论》有“中正”和“州都”这样的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说明此篇可能是东汉之人的补亡之作。特别是《素问》第七卷梁代已亡，王冰注释《素问》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而补入，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运气七篇大论”。而《刺法论》《本病论》两个“遗篇”，则是王冰以后人所托而作。但不论如何，均改变不了今本《内经》主体（除“七篇大论”及“遗篇”外）成编时间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6年之间的历史事实。至于自古至今的学者，从文字音韵、天文历法、避讳、五脏配五行等各个方面进行的所谓《内经》成书年代的研究，实际上说的都是《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而今本《内经》的写作年代，则是经历了岐黄时代发其端，一直延续到王冰之后的唐宋人的漫长历程。
备注：原文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9月2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