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乌托邦：我经历的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日子

北京西郊圆明园废墟上，有一个村子叫福源门村，房租便宜而且挨着北京大学。1989 年到 1995 年，这里陆续入驻了三、四百位画家，所以当时福源门村又被媒体称为「圆明园画家村」。

「圆明园画家村」是中国艺术史上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当时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都还是穷困潦倒的无业青年，多年以后，不少人的作品被发掘，一夜成名，成为享誉海外的艺术家。

当然，更多的画家还保持默默无闻的状态，甚至有的画家说，我宁愿卖身也不想卖画。

但无论是否成名，对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在圆明园的那段日子，仍是他们创作的巅峰。

一、第一次走进画家村

1994 年的时候，我受朋友之托，给画家叶友送一盘磁带，第一次走进了圆明园画家村。

正好走在福源门村的巷子里，巷子口有一家小卖店，我刚开口问「叶友家在哪？」

一个长发飘飘，留着山羊胡子，穿着红衣服红裤子造型的人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也不苟言笑，拎着一瓶二锅头，非常酷的跟我说「跟我走。」

走了五分钟，就到了叶友家，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叫何锐钧，我们都叫他老何，是圆明园著名一景。

到了叶友家，我开始感到崩溃，满墙画的都是血淋淋的生殖器、生殖器的横断面、裸露的男人和女人，我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但我看到其他人都很轻松，可能是见惯了陌生人，而且来的都是同类人，都会成为朋友，所以大家很习惯的相互招呼吃茶。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那里的氛围。

二、留长发的男朋友

跟叶友合租的是一个香港女孩芝芝，我和她迅速成为朋友，往后就经常跟着他们混，蹭吃蹭喝嘛非常开心。

其实差不多一进圆明园，我就决定要辞职了，我要待在这里，这里才是我的世界。工作只是为了生活糊口而已，在当时的我看来，完全不重要。

何况，我还在画家村里认识了我老公。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大西门的迪厅，印象中名字叫 Underpass ，是村里画家王强过完元旦刚开的。

为了招揽生意，一帮哥们给他出主意，去北大三角地贴告示，所有女生，一律免费。村里的画家肯定也得免费。我老公因为是画家，我因为是女生，恰巧同时去了迪厅。

当时他一头长发，长得像潘美辰，很安静。其实主要是因为长发，当时长发的男生在我眼里都是神，我们默默跳了 6 个小时舞，然后就上床了。

上床之后才开始自我介绍，他说他叫四毛，家里五姊妹，他排行老四。

我们就在一起了，后来再没分开过。

三、锅底的狗肉汤

圆明园画家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子，都是平房，歪歪曲曲的小路，有个小桥，小桥旁边形成了一个集市。画家们、卖煤的、卖菜的、开浴池的，都混住在一起，我们租当地农民的房子，一间三百块钱。

因为害怕父母知道我没结婚就跟男生住一起，所以我当时还在画家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等于说我们两个穷人，租了两间房，花着两笔钱。

在当地人眼里，村里的画家就是痞子、疯子，不仅穷，而且天天喝酒，不务正业。

我们夜夜笙歌，虽让当时所有人都极端贫困，但只要一个人有钱了，立马召集所有人喝酒，谈天说地。

我的生活费主要靠芝芝支助，后来她回香港了，每个月给我寄四百块钱，交完房租三百块钱，基本上就赤贫了。

但我后来发现，余下的钱不仅要养我和男朋友，还要养跟他一起的一群朋友。我们家成了大家的食堂，一到饭点，所有人开始很自觉地敲碗。

当时我为了凑出每天的饭食，绞尽脑汁。记得有一次美院一位朋友请我吃饭，喝的狗肉汤，我印象极深。太久没吃荤腥了，我恨不得有三个胃，一次吃足一个月的量。

即便是我这样吃，最后锅底还留了一点汤，我跟服务员要了一个可乐瓶，想把残余的肉汤带回去。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说没见过这么穷的，给了我两百块钱改善生活。

四、二两猪头肉

哇塞！我一下子成了巨富。

回圆明园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进村子的时候碰见我老公和他师弟，我特得意说「走！回家吃肉去！」

当时村口有家熟食店，卖卤的猪头肉、猪耳朵什么的，平时路过的时候，贼香，我们都扯着鼻子闻。

今天我们终于有钱了，我假装淡定的走过去，跟肉铺师傅说「师傅，称二两猪头肉。」师傅刀一切，我心跟着一颤。

师傅切下肉上称一称「三两！」我当时人都抖了一下，心痛钱。

我接过三两猪头肉，双手捧着，像举着托盘一样奉在胸前。他们俩跟在我身后，蹦蹦跳跳的，像要过年的小孩子。

其实回家之后，我切了一大盆菜，肉混在里面炒一下就没了，但我们特别开心，好像这一点点奢侈对我们来说就是锦上添花的大喜事。赚钱是什么？为什么要工作？那都不是生活。

五、一块五的威龙和都宝

真正的生活就是吃饭喝酒聊天，泡妞弹琴唱歌。

没酒的时候我们晚上两点睡，有酒的时候我们通宵达旦聊天。喝两块钱的二锅头，抽一块五的威龙和都宝，三点钟烟抽完了，就捡地上的烟屁股，再发挥一遍余热。

当时的青年都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大家相互激发，一下子产出了非常多高质量的作品，还有外媒记者过来报道。有些敏感的画商就来这边看货，当时卖价很便宜，三百块钱卖掉一幅画都高兴得不得了。

像方力钧、栗宪庭等，都经常来画家村，帮助中国的画家走向世界，做了很大贡献。有的成名、有的赚钱。

比如住我们对门的邻居鹿林，突然卖掉一批画，大概十几万，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们都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鹿林把所有钱都取出来，码在床头，抚摸、观看、晚上抱着睡。

当时不管谁卖了画，肯定大摆筵席，恨不得流水席，谁都可以来吃，用不着邀请。

六、我们是城市盲流

1995 年，北京举办「世界妇女大会」，需要向外界展示积极、健康的城市形象。我们作为城市的盲流，属于底层人口，是最初被驱逐的群体。

圆明园画家村在最鼎盛的时候戛然而止。

最开始是通知要办暂住证，一百八十块钱一张，我们都舍不得办，后来借钱给我老公办了一张。

有天来人检查，我没办证吓得哆嗦不敢出门，老公有暂住证，比较坦然，大方的打开门。结果人家收了暂住证问「你务工证呢？」暂住证也被没收了。

之后就开始抓人，抓到了就送去昌平筛沙子，不搬走的就强行撞墙，我们一个个都吓得体似筛糠。我周围的朋友轮番被抓，有个贵州朋友，被抓进去筛了 15 天沙子，回来脸色煞白，喝了一口酒就哇哇吐，身体受不了了。

我和老公没被抓进去，完全是幸运。当时特别神奇，每次他们来抓人，我都提前被梦惊醒，然后我们立马甩手跑路，找地方躲起来。

警察成天挨家挨户地毯式搜查，村里所有人都胆颤心惊，圆明园的画家开始一批一批搬离。

七、丢了浪漫的宋庄

先开始搬离的一波人找到了宋庄，稍微有点钱的也逐渐开始往宋庄搬。我们家因为太穷了，门上被贴了封条，又没有地方可以去，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对门的鹿林是首先富起来的那批，有天正好回来搬家，雇了一辆大车，一看我俩还傻在那，二话不说就要我俩装车。我们把全部家当塞进那辆车里，这才第一次去到宋庄。

宋庄太寂寞了。

常住的就那么几家，每天转来转去，就这么几个人。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人才慢慢多起来，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不好玩了。

之前很多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怕穷，反正饿不死。现在分散开，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生存问题就变成头等大事。

加上受经济浪潮的影响，赚钱、发财、成名，成了很多人非常强烈的欲望，在这个过程里，有人通过勤奋，有人通过投机，有人通过社交等等，总有一些人先富起来，阶级不再平衡了。

底层人口还是底层人口，有些混成了高端人口的有了自己的圈子，宋庄就像一个正常社会，把所有的浪漫都丢了。

另外补充一点搞笑的是，后来海淀区政府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始后悔当年驱赶圆明园画家们，甚至试图重新把他们请回去。

当然，这是一个无人响应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