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华县人写给儿子的信被刊载在《共进》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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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半月刊是由陕西旅京学生杨钟健、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杨明轩、杨晓初等，在北京于1921年10月发起并创办的。1922年10月，陕西籍在京学生的共进社成立后，《共进》就成为该社的机关刊物。共进社与《共进》半月刊当年的地址就在北大附近。《共进》当年刊登了大量的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宣传了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对陕西党组织教育青年学生，指导教育界进步人士，起到了积极作用。《共进》半月刊历时五年，共出刊105期。刊物一直受到陕西各界人民的欢迎，销售量最高达四五千份。刊物在西安、三原、华县、渭南、榆林、绥德、南郑等地设立了分社。《共进》半月刊是一份走向革命的期刊，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我的伯父杜松寿1924年春在北京参加了旅京陕籍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此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5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他一面努力钻研学业，一面积极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他曾是《共进》半月刊的编辑，在李大钊主持的北方区党团员培训班学习革命理论。李大钊也曾在《共进》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伯父杜松寿编辑《共进》半月刊，也常常为该刊写一些文章。我爷爷杜春风当时很是关心时势政治，他给我伯父写信的内容，有时也被改写成文章，在《共进》半月刊上发表。伯父杜松寿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记载：“我在北京上学时，父亲写给我地方上军阀混战、鱼肉百姓、民不聊生的情景，当时旅京陕西进步学生组织'共进社’（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出版的《共进半月刊》，就曾不加修改地全文发表了父亲的来信。”
据有关资料记载：1926年1月7日，伯父曾在《共进》半月刊上以《华县民众力量之表现》为题，专门就华县军民剿匪一事发表了评论。评论文章说：“世间最可欺的是老百姓，而最不可欺的也是老百姓。俗话说，众人就是圣人，可知民众力量大无比。以前我们所以被压迫以至几乎殒命者，就因为我们未使无与伦比的民众力量，都是袖手旁观，束手待毙；现在我们所以'有路可走’，就是我们起手用民众力量的表现，所以我诚恳的希望我县亲爱同胞，继续团结，继续奋斗，达到最后的胜利，更希望驻华（华县---笔者注）的国民军觉悟起来，知道你们的任务是为国的，要与国民合作，要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不要驻到华县装死狗，打土匪，勾了手，白把百姓蒸馍喂了狗，更希望全陕亲爱同胞，以华县民众的成功，作你们的先导，共同努力，进到光明大道。”
伯父在《共进》半月刊发的这则评论，当时背景是：上世纪的二十年代，陕西华县境内战乱四起，南山一带有大量土匪出没，进村绑架村民，沿途绑架商旅，鞭打绳拴，水浇火烤，惨不忍睹，不计其数。当时华县驻有国民党的第二军和第三军。这些国军对土匪危害百姓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老百姓就愤慨地编了顺口溜：“二三军，你不走，住到华县装死狗！打土匪，勾了手，白拿蒸馍喂了狗！”国民二军怕失体面，才决定剿匪。1926年1月2日，二军在前，百姓在后，数千人的剿匪大军，直捣匪巢。剿匪人员将土匪住房放火烧尽，以绝后患。从此，华县境内再少有土匪骚扰百姓。
拜读了伯父的那一篇慷慨激昂的评论文章，我的感受：一是从中可以看到人民的受苦，看到黑暗旧制度对民众的压迫。二是从中看到了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三是伯父对人民的爱民之情和对敌人的憎恨之心。评论用了人民对旧军队憎恨的顺口溜，用了对陕西民众和华县民众的“亲爱的同胞”之称。四是给旧军队指出了要觉悟起来，与国民合作，不要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之路。五是启发民众团结起来。《共进》的出刊是社会大变革年代，进步潮流和进步理论的产物。伯父的这篇评论即使在当今，也足能看出共产党初心为民的担当。我为《共进》这个红色刊物百期出刊，也为我伯父的这篇有动员和号召力的评论，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