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鞭影》卷二 十灰 朱熹正学 苏轼奇才
《龙文鞭影》卷二 十灰 朱熹正学 苏轼奇才
朱熹正学 苏轼奇才
zhū xī zhèng xué sū shì qí cái
【注释】
（1）朱熹：字元晦，又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理学家，继承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并称“程朱”。官至宝文阁待制，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但任职仅九年，讲学四十多年，著作、学生极多。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四书章句集注》为后代历朝取士的教科书。
（2）正学：正统儒家学说。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学。
（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湄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大文豪，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官至礼部尚书，其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成就极高，为罕见的全才。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赤壁赋》是其巅峰之作。
（4）奇才：才能出众的人。
【语译】
朱熹宏扬了正统儒学，苏轼是位奇特的人才。
【人物故事】
据《宋史・列传・道学》，“道学”之名，上古无此名称。但在夏商周三代的圣明时期，天子以此道为政，教化民心，四方百姓平日使用此道而不自知，一民一物都被此道的德泽所包容。周文王、周公死后，孔子有德但无实质权位，退而制定礼乐，阐明法度典章，删修《诗经》，修订《春秋》，赞扬《易经》天象，讨论《三坟》、《五典》（上古书籍），期望上古圣人之道能显明不尽。所以说：“孔夫子远比尧舜更为贤明呀！”（尧舜功德施于当世，孔子阐明圣王道统、礼乐教化，功德流传后世，无穷无尽。）孔子死后，曾子得其真传，再传授给子思（孔?字子思），子思的弟子再传给孟子，孟子死后无所传。两汉以后，儒者论及大道，察而不精，语焉不详，异端邪说乘机兴起，几乎使道学衰亡。
一千多年后，到了宋朝中叶，北宋周敦颐得到圣贤不轻易传授的学术（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阐明阴阳五行之理，人性受命于天。程颢及弟程颐跟随周敦颐学习，再扩大其所学，显扬〈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列，从此上自帝王传心之奥秘，下至初学者入德之门，都能融会贯通。宋室南渡后，南宋朱熹得到程氏的正传（朱熹拜程颐的二传弟子李侗为师），使其道学更加仔细准确了。朱熹之学，以格物致知（穷究事物之理以获致无尽的知识）为开端，明善诚身（明辨善恶，正心修身）为关键，并以持身恭敬为主要。他曾说圣贤道统散布在典籍中，圣贤经典的主旨不明，使得道统的流传不易。于是朱熹竭尽精力，研究圣贤经典的义理。至此圣贤道统焕然一新而大放光明，井然有序而各得其所。这是宋代儒家之学所以能跨越诸位学者，而上接孟子的原因。
朱熹的弟子黄干说：“道学之正统必须有人传于后世，自周朝以来，负起传道之责的人不过几人。从孔子之后，曾子、子思继承其微言大义。从孟子之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继承其失传之学，而到了朱熹才得以彰显。”有见识的人认为黄干见解高明。
据《宋史・列传・苏轼》，苏轼到二十岁，已博通经史，作文一天可写几千字。宋仁宗嘉佑二年，参加礼部的考试，当时文章割裂怪异的弊端盛行，主考官欧阳修想要矫正这种风气，看见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大为惊喜，想提拔他为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门生曾巩所作，只放在第二名；苏轼又以《春秋》经义作文名列第一，殿试考中乙科進士。后来苏轼凭藉书信见到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避开，让此人独出一头。”听到的人起初哗然不满，久了也就信服了。
宋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变更科举，苏轼上书反对，神宗感悟说：“我本来对此事就有疑虑，看到苏轼的奏议，心中便释然了。”当日就召见苏轼，问他当今政令的得失及自己的过失。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分析新法不适宜，提及国家的存亡不在于强弱，而在于道德的深浅；的长短不在贫富，而在风俗的厚薄。但愿神宗能推崇道德而让风俗淳厚，不要急功近利而贪求富强。要以简易为施政法则，以清净为施政中心，才能使人民道德回归淳厚。
因为反对变法得罪了王安石，苏轼自请外调，担任杭州通判，后来调职湖州知州。又因为有些不便民的事不敢说，作诗讽谕，希望对国事有所补救。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摘取其表面语句来断章取义，诬陷苏轼作诗诽谤皇上，逮捕入狱想置他于死地。唯独宋神宗怜惜他，安置他担任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苏轼和田野父老一起生活在山林溪谷间，并在东坡建筑房屋，自己号称“东坡居士”。
宋神宗多次有意再次重用他，总是被当权者阻挡。本想让苏轼完成至为重要的国史，姑且改用曾巩，但神宗认为写得不允当，就亲手写下圣旨，让苏轼调到汝州（较接近京城，今属河南），并说：“苏轼贬居在外反省思过，几年来体会更加深刻，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始终弃而不顾。”苏轼还未到汝州，上书自称饥寒交迫，有田产在常州（今属浙江），改至常州居住。
元丰八年，苏轼到常州。同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苏轼再度被起用。至元佑元年，苏轼已身穿七品官服，升迁中书舍人。不久，再升任翰林学士。元佑二年， 兼任侍读。苏轼曾经留宿宫中，被召见入对便殿，宣仁太皇太后（英宗皇后，神宗时为皇太后）问说：“你前年是什么官？”苏轼回答：“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再问：“现在是什么官？”回答：“臣现在是翰林学士。”问：“为何突然升迁至此？”答：“遇到太皇太后、陛下。”说：“不是。”说：“难道是大臣推荐的吗？”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罪大不可言状，但不敢从其他途径進升。”说：“这是先帝（神宗）的意思啊！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必定赞叹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来不及進用你而已。”苏轼不禁泣不成声，宣仁后与哲宗也哭了，左右在场的人都感动流泪。
论曰：苏轼在童年时，士人流传《庆历圣德诗》到蜀中（今四川中部），苏轼就列举诗中所言韩琦、富弼、杜衍、范仲淹诸位贤者去问老师，老师觉得奇怪，苏轼说：“正想认识这些人。”可见他自小就有此意志，要和当代德智兼备的人同等。苏轼二十岁到京师，一日之间名震四方。后来遭遇祸患时，他的节义也足以坚持他的操守。宋仁宗起初读到苏轼、苏辙的制策（天子亲自出题考试的选才方法），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选得两位宰相了。”宋神宗尤其喜爱他的文章，在宫中读得忘了吃饭，称赞他是天下奇才。但是当不当宰相早有命定，唉！苏轼不能当宰相，又难道不是幸运吗？有人说：“苏轼稍微收敛一点，虽不被重用，也应当避免了灾祸。”假使苏轼因此而改变他的行为，还能是苏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