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游击队员》中的性暴力叙事

这个文本的作者是奈保尔，在作者林奕含的采访中，她说：“我第一次知道奈保尔他虐打他妻子的时候，我心中有多么的痛苦。”作者林奕含迷恋着这个写出寓言体小说的作家，她迷恋着他的文学语言。她质问的是一个简单而古老的命题，即孟子知人论世的本意，文学作品与作者本人经历的连接程度，她质问了艺术的巧言令色的成分。因此，选择奈保尔的《游击队员》这个文本的时候，连接到记录他细致如丝的传记《世事如斯》（以下简称传记）可以得知，这个文本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件，而在奈保尔创作这个文本期间，他周旋在他的妻子帕特和他的新认知的情人玛格丽特之间，而奈保尔认为认识玛格丽特后使得他之后的作品不再枯燥。

这种枯燥就是奈保尔作品中之后的性行为描写，即“后来的小说中很多可怕的性描写并非出于想象，而是来自他跟玛格丽特的生活”，而玛格丽特认为：“在性方面在情感上，她受制于他而且离不开他。她喜欢做他的奴隶和他的牺牲品，而他被她套住；尽管看似处于支配地位，他在内心却被钩住。”所以，林奕含认为的奈保尔虐打妻子其实是误认为了他与情人之间的自愿的虐恋行为，同时“他俩关系中的施虐成分，被岛上的炎热和奈保尔正在收集的可怕素材所激发”。奈保尔先于这个小说写的新闻报道《迈克尔－Ｘ和特立尼达的黒色权力谋杀》里，“玛格丽特在这篇长篇报道中感到了自己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投射延续到这个文本中就是简这一女性形象上，而他的妻子帕特“觉得在布莱恩特身上看到自己的某些东西”。所以，奈保尔在创作这个文本的过程中夹杂着他的生活，因此奈保尔在这个文本中注入了自己个人的某种顽固的困扰与恐惧。

在这个文本中主人公吉米回忆起这样一个事件：“一个白人女孩在海滩被一伙暴徒强暴的故事。女孩流血，尖叫，然后昏了过去。其中一个暴徒跑到椰子树林里的一条咸水溪边，试图用双手为女孩捧些水来。”这是理解整个文本的切入点。“一个白人女孩”可以预示着文本中中产阶级白人女人简，而“强暴女孩”的那个人是第二次与简发生性行为时的吉米，那个“给女孩取水”的人可以理解为是第一次与简发生性行为的吉米。也就是说，纵观整个文本，两次性行为是区分吉米自我变化的标尺。

因为简第一次来到吉米所在的处境时是入侵式的，这给了吉米极大的反感并认为她“来到可怜的黑人面前炫耀一下乳白色的大腿他们就会相信你说的话”，而简像是莅临于此，带着她所属的英国中产阶级、金钱以及这个国家带给它的安全感属性随时准备从这次性刺激的冒险中撤离，这是简的特权。而吉米，一个杂种，是亚洲人与棕色皮肤的母亲的混血，一个红种人，被英国自由主义权力塑造成黑人领袖，在英国荣耀过一阵子被以强奸罪驱逐到了这个荒芜的岛上继续充当黑人领袖，但他尴尬的血统使得黑人也并不认可他的权力，吉米自我感觉也是被英国权力层利用然后又抛弃的。

因此，吉米与简在身份阶级层面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感，这种对立随着叙事的紧张而不断升级着。另外，吉米身上有色人种的种族在阶级差异中拉低他的身份，即乔安娜在《性暴力史》中说“阶级通常被用做种族准则”，即像“所有男人都是潜在强奸犯的格言经常被赋予种族主义印记”的话语也在拉大着这种阶级差异性。在米利特的《性政治》中也有“种族本身就是一种包括阶级在内的等级制度”。而简的白“跟当地白人的白根本不一样”，她太白了，太刺眼，在精神意识中，简看待吉米的方式也是强势的，这体现在他们第一次性行为上，在吉米看来：“她的姿势有某种男性味道，她那只轻抚着那条腿的手也带有某种男性味道”，并且简是“是冷漠的，洋洋得意的”。

而吉米在简的强势性行为下早泄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性无能感使得在简走后，吉米看着他的房间与床铺，认为是简侵犯了这里，所以“吉米恨透了她”。吉米在第一次性行为中处处弱势，简处处强势，可以看做是一次女性对男性的性暴力，而暴力的焦点正是皮肤颜色带来的自卑感，即“长期以来黑人被白人教育他们生来就低人一等，生来就是奴隶，强烈的自卑感阻碍了黑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建构。”因此这第一次性行为在后殖民主义那里看来就是“西方的政治文化优势通过白人女性对前殖民地有色人种男性的性强势表现出来，后者的政治文化劣势则通过有色人种男性的早泄或施虐表现出来。”因此文本中这种被皮肤颜色的种族支配感形成强烈的二元对立，矛盾在持续被激化着。

第二次性行为，吉米以鸡奸与随后的暴力虐杀的方式终结了简。传记中，在奈保尔的报告文学《坟场后面的妓院》中曾提出“对一个女人的征服只有鸡奸她时才能完成”，而简的人物走向在奈保尔的创作手记中近乎厌恶的被决定着“简，她不重要，要被杀掉。她需要男人，他们看似活跃，实则是玩具”，这则手记中表明了吉米只是简的一个又一个的玩具而已，而这个玩具说“你以为你来跟黑小子们玩玩然后就可以回家去，但是黑小子们不玩了。”在鸡奸与杀戮的背后后殖民的某种文化反抗感被象征，吉米的性强势也带着自我毁灭的结局，而他清晰地知道简只是他对种族与阶级怨恨的替罪羊，是“通过对白人有钱女人的性施虐而获得的虚幻的种族优胜感”，而确实有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领导人认为“强奸白种女人是反对白人压迫的起义者行为”的荒唐论断。这是评论界对奈保尔小说后殖民文化意涵的某种共识。

简与吉米的前后两次性行为架构起了整部文本，在性强势人物叙事之间发生了性别转换，它的外衣是种族权阶级身份的差异。两次性行为其实都是性暴力场景的叙事，而吉米这个奈保尔注入自己个人情感的人物由弱势变成某种带有屠杀的暴力性质的强势的转变，或许带有某种性逆转叙事的意味，但因为作者令人批判的男权叙事，将女主人公一贯地赋予无知、自私、虚伪和情欲旺盛的特征，注入了作者先入为主的对女性的严苛态度，却给予一个杀人犯吉米复杂而令人同情的情感底色。传记中这种无知在帕特看来简一出场就向吉米“发出挑战，她一开始就羞辱吉米，女人有时有这一冲动，这么做很危险”，而作者本人数次对英国的厌倦赋予了人物简对于英国衰败的诋毁，但安全感又来源于这个衰败之城的矛盾感。作者本人的多重身份与吉米的多重身份形成互文，作者本人也想“生为白人”的某种幻想化作了吉米最后一次自我毁灭式的愤怒。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性行为叙事期间作者对于吉米创作小说场景的大量描写。吉米在虚幻的小说世界中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生活二元对立的处境，小说中他像是控制一切的神，而现实中他是什么也控制不了的奴隶和被英国人当作玩物的黑人；小说中他是罗奇的主人，而现实中他是罗奇的奴隶，这击碎了他的权力梦；小说中他虚幻的简是一厢情愿对吉米付出温柔情感和肉体的女人，而现实中的简第一次强势的性行为击碎了他性幻想的梦。这是吉米试图在虚幻的世界中对自己身份主体性进行的重构，这种重构与现实越对立，他的痛苦也就越深，在作者大量的描写吉米现实与虚构小说之间的行为与态度的转换间歇积累着吉米对自我主体性混乱的认识。吉米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对简色情的虚构或许为他后来杀死简提供了某种情绪动机。而性暴力是暴力的一种，韩炳哲在《暴力拓扑学》中说它“制造着鸿沟和断裂”，所以“暴力不是一个关系词，它将他者毁灭”。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试图梳理清楚历史中的君主由杀戮他者的肉体凸显自己的权力，而规训社会逐渐变成由更细致的规训技术隐秘地操纵人而体现权力的微观改变。这是文明推进所更新的权力技术，而吉米与简来到一个无名荒芜的小岛就像是文明倒退了杀戮时代。韩炳哲在《暴力拓扑学》中论述在那时的人们相信“人所施加的暴力越多，他手中的权力也就越大。施予他人的暴力增加了自身存续下去的能力”，吉米通过杀死简来确认自我的存在，但是他随后感到的某种凄凉与虚无告诉了他这是一个“暴力没有让我强大，而是让我有罪”的时代。所以文本结尾吉米感到了恐惧并找主人罗奇求救。

可以说吉米是一个权力制造出的受伤的主体，权力使种族主义的恐怖从局部走向普遍，那种天然地认为黑人都可能是强奸犯的话语也强奸着每一个像吉米一样在精神世界中挣扎的人物。所以作者对吉米复杂处理，对简扁平化处理，但也有线索可寻：她十七八岁就主动嫁给一个政治家，但他是一个性无能的男人，而她的早婚，她归咎于她父亲的早逝导致她母亲的改嫁，因此她换了一个又一个情人，受伤害、堕胎，是“事件、社会、男人的本性，以及她作为女人的需求把她推进了性的丛林，让她在未知中危险地摸索”，而简却“喜欢冒险的感觉，并以冒险为消遣”，认为它令人惊恐又好玩，虽然数次意识到自己在这陌生的岛上是玩火，数次认为离开这里是刻不容缓的，但最后依然去到吉米的住所。作者将简塑造成仅仅被某种性刺激感推动着的人物。传记中说奈保尔从一个无知的立场来思考女人的弱点，认为女性的自我只是身体的快乐，不能分析和看到自己行为的动机，渴望被人目睹她们的快乐与痛苦。

带着这样的情绪，简的自我主体性被描写的很简单，也很坚硬，就是无知又好玩的性冒险，所以“在奈保尔的虚构文本中，女人的形象往往令人反感，性则充巧着暴力，象征着社会契约的性契约往往失败告终。”简的主体性被屠杀的暴力消解掉，而不像房思琪是被规训技术消解掉。由简到房思琪主体性被消解的方式，正是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由君主权力到规训权力的权力控制的探索进程的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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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个文本来看，房思琪与简都是权力弱势的一方，简比较特殊是因为有种族身份的覆盖，但她最终的结局宣告着她依然是弱者。但简本有逃离的机会，而房思琪根本不存在逃离的可能。话语权在性上面是极其不对等的，并没有形成权力内部真正的反抗，更不存在逆转的可能。房思琪将李国华的性话语内化成了自我存在的一部分，这是规训操控的最终后果，房思琪的自我毁灭是因为不断地在自我中强化着李国华的地位与话语分量，而简是由他者毁灭的，比房思琪精神疯癫更加暴力的肉体毁灭。房思琪因为规训权力的操控而按照李国华的意志来设计自己，同样吉米在种族权力面前按照种族的规训来设计着自己的位置与自我，吉米的自我混乱是种族暴力带来的，房思琪的自我模糊是被李国华诱导的，所以奈保尔说“性是一种欲望，而诱惑是一种才能”，李国华用文学才能包装性诱奸。

在性别权力中，李国华的暴力方式更复杂，吉米的更直白。前者通过权力来打造等级差异关系使弱者服从，服从的同时又心甘情愿，而后者因为憎恶权力带给他自身的暴力而转移给弱者，二元对立的情绪一直在增强，而前者一直在弱化。所以乔安娜说：“强奸犯不是天生的，他们是后来演变成的”，这也是延续着波伏娃社会性别的后天形成论。而乔安娜也在《性暴力史》的尾声悲伤地断言：“一个没有性暴力的世界只有在犯罪者本身变得乐意改变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似乎预示着强势者的某种良心发现，弱者总在自我消解与自我毁灭与托付给强势者的良心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社会学上巨大的悖论，林奕含所谓的房思琪式的暴力的缓解是以赋予施暴者愿意自我改造为前提，这种可能或许是令人不安的，但这种恰恰反正了社会文化凝结的那种固执的力量有多么深刻与强大，因此才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性暴力叙事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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