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永远不搬家
永远不搬家文｜刘若英一个人能活多久？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参考数字；一个是统计的平均寿命，一个是你自己期望的岁数，还有家族基因遗传的因素，也可以是历来哪个人最长寿的纪录等等。但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它不能说明我们对生命长短的感受。可能，我们需要另外一些能力，去真正感受生活的历程。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记忆。一个完全没有记忆的人，他活了二十岁跟活了八十岁，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吗？或者可不可以说，不管岁数大小，一个人能活多久，要看他能记得多少过去的岁月？我最近回到老家，花了七天时间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巡视了一遍。这是我住了二十几年、我的公公婆婆住了五十六年的房子。公公是职业军人，所以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有一百多坪，分为三层，在家人口中那是“楼上”、“ 楼下”跟“下面”三个空间。“楼上”有三间，一间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秘书的房间。楼下有四个空间，公公睡的、婆婆睡的，另外有客厅跟餐厅，当然还有我睡的公主房。“下面”分别是两间副官的房间，一间勤务兵的休息室，以及一间厨房。
插画师影可洛夫斯基（中国，武汉）作品：《水彩老房子》这样说来好像很大，但是根据我的主观感受，实际可用空间应该只有房子的十分之一。五十年来，东西只进不出，家具、衣物用品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杂物收藏；从大陆带过来的大木箱一个个原封未动，公公收藏的书报、婆婆数十年来的水墨画，都是理所当然地充塞可能的角落。甚至，餐桌一角有张一九九八年的广告单到现在还躺在原处，那对都已经离婚的新人送来的礼饼也原封不动的在酒柜上。家里是有人打扫的，物品堆积不去并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而是对家人来讲，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有时间标志性的，未来可能派上用场的。当人进入这样的状态，就没有东西是可以舍弃的。渐渐地，房子变成一幢生活仓库，主要是用来摆东西的，我们只是仓库管理员。
油画家齐传玉作品我一一指着家里的东西，问婆婆：“这还要不要？”她的回答都是：“这个？当然要，这是……（回忆开始……）”过了两个小时，我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事关重大的，譬如那个缺角的盘子，“是你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你都不记得了吗？”或那张传单，“是公公一个老朋友开画展的……”垃圾桶，“是中兴百货刚开幕时，我跟你去买的啊……”是啊，什么冷血的人舍得丢掉我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还来不及解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扎起头发，戴上口罩手套，买了好几包垃圾袋，来到了老家门口。我觉得自己像个屠夫。
长年在家里帮忙张罗的张叔悄悄来到我身后，“另一个储藏室里还有。”“我床头柜子里也有，统统可以当你的嫁妆。”婆婆凑过来说。这话听起来窝心，每个家庭不是都有传家宝吗？但陪嫁几百瓶酒，这是传达了什么讯息呢？悲喜剧成了闹剧了。公公是不喝酒的，但他觉得别人送酒是心意，不应该转送，更不应该转卖，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就这么攒了四百三十瓶酒。多吗？酒之外，类似的礼品类还有茶叶六百多罐、人参两百多盒……就这么日复一日的战斗，书要丢、家具家电要丢、衣服要丢、剪报要丢——公公四十多年的剪报，及家中老小帮我从娱乐版搜集来的剪报。我的中小学作业、知名不知名的情书，也在以身作则、大义灭亲的心情下，一并收进垃圾袋。就这么不断地与往事干杯，有天爸爸说话了，“你简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听了脸上是笑的，心里是酸的。也眼看着已经丢掉的东西，有人晚上拿着手电筒到垃圾堆又偷偷捡回来。就这样谍对谍来回数日，爸爸终于又站在院子里指着我，“红卫兵抄家也不过如此！”好笑吗？其实惨绝人寰。婆婆声音颤抖地问我说：“我的红木柜你为何不帮我搬到新家？”我跟她说，我量过了，新家的电梯太小，进不去，就算走楼梯搬进了新家，也放不下。然后我就见她独自坐在餐厅看着红木柜哭，她说这次真的不想活了，连这个红木柜她都带不走。我站在那里，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红木柜七天这样血淋淋地过去，我坚持了我冷面屠夫的角色。搬进新家的黄道吉日终于来临。当天中午我因为有工作，要姐姐早点到老家，把公公的牌位请出。结束工作我一进老家门，姐气急败坏把一对签塞到我的手里，她说她对着公公牌位磕头磕了一个多小时，签掷了无数次，出不了一个“正签”，意思就是——公公就是不肯走。她觉得公公在耍她。我收下签，请姐先把婆婆带去新家，不要让她最后一个走，以免触景生情。我跟如婷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拿起胶布把一个个老柜子封上，写着“清空”，把房门一个个关上，再次贴起胶布，写上“清空”。最后回到大厅，我看着公公的牌位，手里拿着签，四周一片安静，心也是静的。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心里说着：“我知道您舍不得离开，我也舍不得离开，但'家人家人’，家就要跟着人，爸爸还在，姐姐还在，婆婆还在，他们在哪里，您的家就在哪里。”我掷了签，“一正一反”，那是他说好的意思。我继续念着：“婆婆已经在新家等您，她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她可寂寞了。”第二个“正反”；应该OK了。这时如婷一旁屏着气说了声：“还要再一次。”还要再一次？我吸了口气，闭上眼，“亲爱的公公，我知道您最疼我，我们走吧……”我将签高高举起，睁开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公公，手一松——连续第三次的“一正一反”。我用力地把头往地上一磕，突然间，这些天的压抑和坚强彻底瓦解，我伏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油画家齐传玉作品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号下午五点十分，我终于看了最后一眼门前的那棵桂花树，转过身去，拉上大门。喀嚓一声，这世界上能有一种声音是这般熟悉又如此惊心动魄吗？走出小小的巷道，我禁不住再次转身，觉得故事还没完。可不是，一片夕阳的殷红中，那个甩着两条辫子的小丫头，左手牵着公公，右手牵着婆婆，正步履轻盈地唱着歌。公公婆婆半个世纪前被迫离开他们的老家，彷徨伤痛何止我的千百倍。但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是这样用记忆和盼望走过来的。我自然也应该这样走下去。看着她得意洋洋的样子，你会以为全天下的小孩都不用长大。歌声若有似无地传来，听不真切，但我知道她在唱什么。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红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