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电台奠基人——朱理治（三）

ᐃ上海新华银行

朱理治同志是一位终身的职业革命家，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纪律性。他当时的社会接触面很广，党内工作也很多，但我从不知道他在党内有哪些职务，他也从来不告诉我他的工作和住处。平常，只有他来找我，我无法找到他。我从未见过他有侥幸心理，从未见过他随身携带文件，也从未见他要我们给他写过文字汇报。在他发现有人盯梢或有过来往的人被捕或叛变，便不再返回原来的住处，宁可放弃一切生活用品，通宵荡马路，甚至几天几夜忍饥挨饿，这些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在老北门总台单身宿舍住，他突然找到我，告诉我有情况，回不去了，要我为他找一个临时住处。由于我的宿舍里无空铺，便介绍他去找我在新华银行工作的同乡华祖贻（即华应声同志，解放后当过文化部文化局局长），在那里过了一夜。还有两次，他遇到情况，回不去，叫我去探明情况，设法为他搬家。我化装成阔人的模样，借口是亲戚委托我帮忙搬家，不但把他的家搬成了，还抢出了大量密件。

1931年和1932年，正是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在我们党占据领导地位的时期。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朱理治同志不可能不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在我同朱理治同志相处的日子里，感到他不仅革命意志坚定，从未因有些领导叛变失节或工作难于开展而动摇过，而且对王明路线的一些做法也是有一定抵制的。比如，当时中共中央经常号召公开示威，动员工人进行毫无希望的罢工斗争，组织基层党员上街散传单、贴标语。有时，社研也派人来动员我们。但我从未见过朱理治同志在我面前强调过这些行动，也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他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表现出“要左不要命”的样子。我那时从未上街贴过标语，喊过口号，与他的这种态度有很大关系。

朱理治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很简朴，但对同志对下属却十分体谅，也很守信用。那时职业革命家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除房租一般由组织上开支外，每月日常生活费用只有几个银元的津贴，而且就连这点津贴有时也领不到，吃饭常成问题，往往不得不求助于有职业有收入的战友。朱理治同志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当时的月工资是七八十个银元，虽然家庭负担很大，但还是能够帮助他的。可是，他了解我的处境，对我处处体谅，除偶尔几次向我借钱用于应急或接济他人未能归还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借了钱后很快归还。即便这样，他仍然经常关心我家的生活。记得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便于同他及团中央联系工作，我把母亲和两个弟弟接到上海的九亩地居住。他对我的母亲如同自己的母亲一样，对我两个十岁左右的弟弟也十分喜爱，不时送些小玩具、小文具。我母亲对他的印象很深，事隔几十年还记得他。我的两个弟弟后来都在他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至今也都记得当年的情景。那时有一件事，每当想起都很愧疚。大约是1933年夏秋之间，我到青岛避难。这时，朱理治同志在生活上遇到极大困难，从上海写信给我，要我寄几十元去济急。可那时正碰上有其他同志需要我接济，还要供弟妹上学，维持母亲和另外两个弟弟的生活，实在拿不出钱来，便婉言拒绝了。但朱理治同志不但没有因此记恨在心，相反见到我时反过来替我做解释。其实，当时我应当分出轻重缓急，先解决他的困难。我没有那样做，至今感到不安。

大约1930年底，我介绍给朱理治同志一位叫程汉祥的无线电工人。程当时在上海枫林桥国际收讯台做机工，经过朱理治同志教育，积极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后来，他曾几次在上海南京路示威游行中当总指挥，被捕后，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中，被判有期徒刑12年。我借口是他亲戚，去狱中探视过一次。朱理治同志知道后，曾几次买东西托我送去；有一次还给了我两个银元，托我买东西送给他。这位同志于1933年经我营救出狱，去山东农村组织暴动时牺牲了。我还将我的一位族侄季楚书介绍给朱理治同志。经过他的直接和间接的教育，季积极参加了革命，曾任中共领导下文化总同盟负责人潘梓年的秘书。1932年季楚书被捕，出狱后继续革命，直到全国解放。季被捕时，朱理治同志很关心此事，由于不便亲自出面，便让我出面营救，并通知季的胞妹季瑶琴（后改名小英）去上海协助营救。季瑶琴在朱理治同志的教育下进步也很快，参加了革命组织并同朱理治同志结了婚，在革命道路上携手前进。后来听说她随朱理治同志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时不幸得病逝世，她生的一个女儿也一直没有下落。

ᐃ红军烈士季瑶琴墓（长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