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千年沧桑，下落不明的传国玉玺，上面刻了什么？
说到传国玺，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传说中是秦始皇登基称帝后，令丞相李斯参与制作（负责书写）的玉玺。本来是一块有纪念意义的玉玺，却在后世被赋予了“君权神授”的政治意义。
此后但凡朝代更替，传国玺就成了开国皇帝们渴望得到的“神器”。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东晋皇帝没有“传国玺”在手，就被北方的人嘲讽为“白版天子”，由此可见一斑。
裴松之在《三国志》做注时，就发现《吴书》上关于传国玺上写的八个字与应劭、皇甫谧的记载最后两个字不同，他当场表示无法判断“且康”和“永昌”哪个是对的。
裴松之：应氏《汉官》、皇甫《世纪》，其论六玺，文义皆符。汉宫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且康”“永昌”，二字为错，未知两家何者为得。
其实，我认为是可以分析的，我先列一下目前关于传国玺上文字内容存世的四个版本。
《吴书》、《玉玺谱》、卫宏：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应劭，皇甫谧：受命于天，既寿且康。
《晋阳秋》载冉魏大将军蒋幹送给东晋的是：昊天之命，皇帝寿昌。
徐广、《宋书·志礼五》：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我再按上述四个编号，改用年代顺序排列。
东汉卫宏1→汉末应劭2→魏晋1（吴书）→魏晋2（皇甫谧）→东晋3（晋阳秋）→东晋&南朝宋4（徐广）→南朝齐1（玉玺谱）→南朝齐&梁4（宋志）
开始正式分析：
第一，《吴书》是孙吴帝国官修史书，传国玺是被孙坚在洛阳井中找到，并交给妻子吴夫人代管，可以想象当时年幼的孙权是有机会见到这个宝物的；而应劭和皇甫谧，都没有见到传国玺的机会。
孙权的影视形象
应劭是汉末泰山太守，因为曹操的父亲曹嵩死在泰山郡，担心曹操报复自己，便弃官投奔了袁绍，他一直到死，都没去过许都见汉献帝刘协，更别说见到传国玺了。
皇甫谧是魏晋名士，一辈子都没有做官，他写的书都是坐在家里写的。他写的内容和应劭吻合，只能推测是他照着应劭的《汉官仪》抄了一遍。
第二，裴松之没有提到卫宏的记录，实属失误。卫宏作为东汉人，而且在光武帝刘秀身边工作，他的记载和《吴书》一致，能证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第一版本）是对的。
第三，第三版本和第四版本只有一字之差（昊、受），按“史料从众”及“不涉及政治等因素的情况下，野史不应与正史争审”两条规矩看，加上用字习惯（受比昊更多用），第四版本可信度高于第三版本。
说道这里，不知道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裴松之身处刘宋朝廷，他是有机会见到当朝的传国玺的，他为何没有以此来作证呢？
笔者推测：因为裴松之知道，宋文帝的传国玺上写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第四版本），他若是提了这个，他就是在作大死（只会揭露出南朝的传国玺已经不是秦汉时期的那一枚了），所以，他只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所以，本节的结论是：
1.秦始皇时制的传国玺因为两晋时战乱而遗失，流传于南朝的传国玺则是另外一块，所以才产生了记载文字不同的情况。
2.“秦传国玺”上写的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南朝传国玺”上写的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另外，秦汉时印章用字是以篆书为主。
据宋人推测字体为虫鱼篆，辽人记作是鱼鸟篆。下图为后人仿的鸟篆。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