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宁 | 天真、童趣、好奇是我的科学家素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女性在全球科研人员中所占的比例还不足30%。长期存在的偏见和性别方面的陈规定型观念使女童和妇女“远离”了与科学相关的领域。
针对这一问题，联合国新闻专访了知名分子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颜宁，请她就此畅谈。
Q
在你眼中一个科学家应该具有的最关键的素养是什么？
颜宁：
我们总是试图去总结出一些职业特性，但我接触的从事科研的很多人，包括诺奖得主、非常知名的教授等等，各有差异，不同学科对一个人的素养要求也不一样。
如果非要让我总结，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好奇。这确实是因为科学就是不断去扩展人类知识的边界。你必须能够不断地提出问题，而不是想当然。
但是仅有好奇心远远不够。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天真会比较好，或者说保持你童年时候对于万事万物的好奇。
© 清华大学图片 | 颜宁在实验中
因为实验科学的过程会有些枯燥，不断地重复会消磨你的耐心。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童趣在里面，就会让你整个人始终保持比较乐观、开心的状态。我觉得这种心理也是挺重要的。
还有一点是记忆力要强。有些时候，科学研究需要你对数据有敏捷精准的反应。虽然说网络非常发达，你可以不断地从网上调取信息，但大脑中信息储存和快速调动的能力，要比你什么东西都从网上搜索重要得多。
还有一个对各行各业都重要的是身体素质要好。
Q
你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怎么度过的？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的女孩子？
颜宁：
还真不是。我可能会有一些漫无边际的遐想，但我小时候没有想过会做科学家。因为我更感兴趣的是读小说，童话、神话……古典小说、中外的小说我都喜欢。所以我一直以为我将来会从事跟文科相关的工作，可能去做记者，甚至去做作家，那是我小时候的理想。
但是现在回头想，其实我小时候读那么多书，它会把我的想象力激发出来，然后就会忍不住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有没有那种可能？
读《西游记》，我就会想，孙悟空七十二变，他如果能把自己不断地变小，变成了一纳米高、十纳米高后，他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还经常盯着夜空想，宇宙为什么没有边际？不过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
现在回头想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好奇心奠定了我今天做结构生物学最原始的基础。
Q
你从小长大的环境、你的家庭是什么样？
颜宁：
我的家庭非常普通，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我们小时候作业也不多，基本上在学校就可以完成，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班。
回家吃完晚饭，我最喜欢的是听评书，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有《哪吒传》，听完后8点准时休息。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很放松的成长环境。
那个时候工作单位一般都有宿舍楼，大家都住在大院里。楼下还有一片空地，小孩子们彼此也都认识，就一起疯玩，丢沙包，一起打打小扑克……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轻松的一种状态。所以我现在看到网上讨论的家长教育焦虑，小孩子们有多累，就觉得跟我们那会被放养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Q
你是怎样走上从事生物学研究的这条道路的？
颜宁：
我所在的高中高二需要文理分班。我当然在第一时间就报名了文科班，但很快就被我们班主任给揪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几乎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年级第一。老师当时和我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成绩这么好，干嘛要去学文科？
我现在回头想想，还是很难苟同这个观点，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过当时我也不讨厌理科，再加上很喜欢我们班主任，最后选择了理科。到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还是想坚持学文的理想，特别想填报清华的科技中文系。
但这个时候父母的意见开始对我产生影响了。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我爸就让我报生物系。
© 清华大学图片 | 颜宁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我选择生物系，也是因为我不反感。那个时候我们生物老师是一位很酷的女老师，她当时教得也非常有趣。我还记得我们学习遗传学，根据父母的血型，推导你可能有哪些血型。如果兄弟姐妹的血型已知，再怎样去反推父母的血型？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当时也确实被这些遗传规律震撼到了。这就是我从事生命科学的起点，听起来好像都挺随意的。
Q
后来你到了大学后，是不是就发现这是你想毕生从事的方向？
颜宁：
没有。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玩得挺嗨的。我到现在都跟学生说，其实大学的专业根本不能决定你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大学更重要的应该是通识教育。在大学之前，孩子们大多待在家里，跟家庭的关系非常紧密。对我来说，到大学相当于是第一次不在家里住了，还是挺新鲜的。
大学是个体人格塑造和养成的关键时期，这时候你没有高考的紧箍咒限制你，其实是有自己的无限天地，可以去探索更多，让自己进一步放宽眼界。
那个时候在清华有各种各样的报告可以听，有各种各样的课可以选，认识的人好像一下子就多了好几十倍。大学在我眼里简直就是眼花缭乱，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我想做什么，那个时候我还做了我们系的学生会主席。
我还去了一家制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胰岛素生产商。我也不喜欢生物制药公司里层级分明、工作受限的感觉，我始终是比较喜欢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当时在清华生物系，大家出国的氛围比较浓，我也就跟着申请出国。当时就觉得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看看。
© 颜宁图片 | 2011年时的颜宁
我其实是到了普林斯顿之后，进了施一公老师的实验室，才发现做科研这么好玩，这么有趣。沉下心来真正决定以科研作为我毕生追求的事业，应该是到普林斯顿三年之后大概才确定下来。
Q
你能具体跟我们讲讲做科研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有趣的呢？
颜宁：
做科研你会是世界上第一个。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员，很多时候会想我这一辈子该如何度过。我从小就很羡慕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屈原……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工作流传下来，你会觉得这是人类文明的高峰和瑰宝。我觉得能够成为人类的代表，这真的是一件太浪漫的事了。
做科学研究实际是在不断往前推动人类的知识边界。当你能够得到一个答案，只要别人没有发表，你就是第一个知道答案的人，就会有一种我是在代表人类的感觉。这是我这个人做事很喜欢的成就感。
当然也是有点好玩，你有一个问题，去解决它，解决了之后，又找到了新的问题，这个过程就跟打怪升级或者登山一样无穷无尽。
Q
但是有很多女孩子，她们一谈起科学，谈起数学或者是理工类的任何课程，都会有一种谈虎变色的感觉。根据你的观察，为什么会这样？是这些女孩子不够聪明吗？
颜宁：
我生活中还真没遇到太多这样的女生。我是在清华读的本科，普林斯顿读的博士，然后我又回清华任教，再去普林斯顿任教，整个过程中，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女孩子事实上都选择了理科。
© 颜宁图片 | 颜宁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团队
我有时候就会想为什么要谈虎色变？直到有一次，2019年我在以色列访问的时候，跟魏兹曼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吃晚饭，很多教授闲聊谈到自己的孩子，说到男女从事科研的比例。
然后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这种社会上大家约定俗成的传统，让这些孩子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她会觉得怎么女数学家这么少，是不是女生不行？为什么我的小姐妹后来选的都是文科？
很多时候大家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这是不是一个能力问题。事实上像我在高中、大学阶段，成绩靠前的学生基本都是女生，并不是说数学、物理成绩好的都是男生，对吧？
所以不是因为大家能力不行，而是在某个时间点做出的选择差异，只是选择的问题。在媒体话语里，又会有这么一种经常性地说男生适合学理，女生适合学文的观念。年轻人不断地被灌输，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信心和选择。
Q
还有一句俗话说，女性天生就比较感性，男性比较理性，所以男性更容易学好科学和理科。对这句话你怎么看呢？
颜宁：
我觉得真的很无厘头。我在想为什么一定什么东西都要上升到两性？我还可以说艺术家是感性的，科学家是理性的，但是你看艺术家，男性有比女性少很多吗？也没有，对吧？
当我们有意识地把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让她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里，就会发现女性做教授的比例在提高。
所以我都不知道这样的结论来自于什么，基础是什么。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你不要听到别人经常怎么说就认为是对的，这是我们做科研的必要素质。
别人哪怕说的再多，你要想一想是这样吗？经常要反问自己，每当你开始反问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多观念可能也只不过是一种刻板印象而已，它没有科学依据，甚至没有统计学数据能够支撑。
© 黎晓亮图片
Q
为什么女性需要去参与科学？
颜宁：
不是说女性为什么需要去参与科学，而是科学本来就不应该有性别。科学没有需要不需要谁，而是你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想做科研我就做科研，这是我的选择。
以我的学生为例，在读博，甚至做博后期间，其实男女没有太大差别。无论是从他们发表文章数量，还是从他们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来说，没有这么大的区别。
区别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从求职、独立找工作这一步上开始的。为什么呢？我自己是也没有统计学（上的证据），只是觉得那个时间恰好女性开始孕育孩子。结婚其实本身关系不大，但是那时候正好是在生育期，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分界线。
特别在亚洲，感觉大家对女性的期待是，不仅要带孩子，还要在家庭上付出很多时间。一个机构里面女教授很少，就会让很多女学生、女博后，心理上产生一种不自信。我跟一些学生聊过，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心理上先受到影响了，而不是能力上。
© 席敏图片
当然也有些客观因素，当女性在怀孕期、哺乳期时，是否有相应的政策给她们提供便利，不要给她们从事这个行业增添不必要的壁垒。
我一直在鼓励大家，不要总是觉得两性该一模一样，这才叫公平。其实不是的，你应该看到两性的差别，再创造条件把这些人为制造的不公平抹去。
而且我们也挺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女性科学家比例偏低，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社会舆论、传统观念等等造成的影响。这就给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一些信心、动力，或者说是勇气。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急，假以时日，一定能看到区别，或者说变革。
Q
我想年轻的女科学家，她结婚以后要孕育孩子，这个过程也不是孩子在婴儿期的短暂阶段，作为一个父母，她长期要承担非常大的责任，需要付出的额外辛劳特别多，所以可能社会需要去做一些事情，来帮她们轻装上阵。
颜宁：
只有怀孕这一件事情，或者说哺乳是只能妈妈做，对吧？除此之外其实是父母都可以做的，比如说带孩子、哄睡、做饭，这不是妈妈特有的，父母都可以做。
带孩子应该是父母双方的，当你只给母亲去放育儿假不给父亲放的时候，就自然会让这些招工企业有一种歧视：我要招个女的，她将来还得休产假，我干嘛要招女的不招男的？但当只要你为人父母，你都要休假的时候，其实又把男女放在同一竞争线上了。
Q
作为一名女性，在周围都是很多男科学家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孤独吗？
颜宁：
没有。我觉得在一个真正友好的环境里,性别不应该变成一种关注因素。我有很多朋友，有男有女，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是智力激荡，他们根本不会说因为女性就对你怎么样。
甚至因为你是女性，有一些机构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它反而要保证有足够的性别比例，比如说我们组织很多国际会议，要求至少有20%的女性报告人。所以可能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接到的会议邀请甚至要比男性还要多。
© 席敏图片
Q
在一个私营公司部门里，或者政府机构里，很多女性觉得在职业升迁的道路上非常容易遇到天花板，一种看不到的天花板，很难晋升，在科学领域，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颜宁：
我们做科研，晋升无非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到正教授，正教授到讲席教授。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看你的科研成果说话，评审的时候也都是靠你的业绩、推荐信，这里面依旧跟性别没有关系，还是看你的成果。
Q
你会不会觉得如果女性科学家在科研管理上承担更多角色的话，会给科研界带来不同的变化？
颜宁：
我们现在的系主任、副系主任都是女性。我可以显而易见看到的变革就是说我们会比较有意识地支持女性科学家，比如说像我们系的教授，包括从助理教授开始，女性的比例相对是蛮高的，甚至快要达到50%了。
当你有一些女性的管理者，她可能会对两性问题更敏感，看到女性的困境，比如说（设立）哺乳间这种问题。可能男性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未必是说他故意的（不做）。
Q
你对年轻的女孩和男孩们有什么建议？
颜宁：
我对他们的寄语就是要勇敢做自己，我任何时候说的都是这句话。勇敢地追寻你的梦想，不要被那些固有观念、传统观念影响到。
这是我对未来一代的期盼，可能是因为作为科学家，我们总是想着不断地突破边界是一个很棒、很酷的事情。未来还是要依靠于年轻人，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有更大的勇气，不断地打破边界，继续向前推进人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