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款是鉴定家和收藏家给陶瓷断代的重要依据。中国陶瓷，自明以前，鲜有底款。有明以后，直至今日，官窑民窑大体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窑与民窑，底款样式亦千姿百态。款识之繁杂，款样之多变，使众多陶瓷收藏者断代时越发困难。

清雍正粉彩“玉堂富贵”花卉纹碗

为让广大藏家在收藏中国历代瓷器时能多些参考，今天，玉斋君即专门以中国历代瓷器底款为主题，请用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专家徐智明及景德镇陶瓷学院专家董亮联合撰写之文章，为大家详细介绍中国历代瓷器款识的演变，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识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极少有题款者，自东汉发明瓷器后，直到唐代才出现极少量款识，如越窑瓷罂所刻的墓志铭，长沙窑所书写的作坊名款识“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至宋代时，款识仍很少见，如景德镇青白瓷中有一些刻划或用墨汁题写姓氏和作坊款识的器物，刻划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吴家合子记”、“段家合子记”等，据统计，大约有十三家之多。墨汁在底足上所题底款是在烧成之后，而不是制瓷过程中，极易掉落，其实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记

虽然传闻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底书“景德年制”，景德镇因此而得名，但迄今为止，景德镇发现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没有书“景德年制”的，因此，这极可能是后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钧窑底部有不少刻有从一到十的数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号，不过，最近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认为钧窑不是宋代窑口，而是明代制品，颇引起很大争议。再有，早期定窑和辽官窑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窑瓷枕有的写有“张家造”等款识。

张家造

元代枢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枢府”二字款，元代青白瓷延袭宋代做法，有的还刻有“玉出昆山”或 “玉出昆冈”等款。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则出现极少量的在器身上书写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当属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两只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所书“至正十一年”款，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础上被发现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镇考古中发现有几件元青花盘类和高足杯底部书写八思巴文款识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没有底款，元青花缘何极少有底款呢？

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于外销中东，为适应中东人的生活习俗，器型硕大而笨重，由于搬动困难，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识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将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体破裂，连简单的刻划款都难以完成，更不用说用青花料在底部书写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书在底部是不会有人翻转器物来观看的，这就失去了书款的意义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规整且绝大多数无釉，烧成后底部有火石红和施釉时溅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书有青花底款的话也将灰暗难以辨识。

釉里红划花兔纹玉壶春瓶底款

明代瓷器款识演变

明洪武时期仍未有题款习惯，至永乐时方有极少量表现，及至宣德时，出现了题写款识的第一个高峰。宣德朝款识只题写在官窑瓷上，民窑则不准题款。宣德朝款识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款识几乎可以出现在器身任何一个位置，即鉴定专家孙瀛州先生所称的“宣德款识遍器身”。为何出现此情况？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窑器并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当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并不施釉，并同样有火石红，这样就难以在底部题款，因而如果需要题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书写。宣德朝官窑器有很多器型延续永乐朝，这样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类器皿，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难倒转书写，因而大件器款识都只能题在器身。永乐朝瓷器题款除在底部书写外，亦有在器身书写者，永乐朝官窑器题款数量虽然很少，但仍然会给宣德朝瓷器带来一定影响。宣德朝瓷器题款仍属于初创期，因而没有太多规矩限制，显得自由得多，而无须只限定在底部题年号。

永乐款

宣德官窑款

宣德款

明宣德后，进入一个时局混乱时期，包括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这时瓷器生产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由于政治高压，官府勒令生产彩瓷者处以死刑，瓷器生产转入地下，瓷器贸易则几乎以走私的形式进行，这三朝绝少有题款者，极难断代，因而被称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统底款空白期

空白期后，进入明成化时期，瓷器款识复兴并且民窑也开始题写年号款。成化年款改变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绝大多数只题在底部。这是因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热衷艺术，书于底部应当是出于其个人爱好，官窑年号款识如出一人之手，据认为可能是出于少年成化之手，成化斗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则可能是其崇佛佞道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于对艺术审美的讲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识在器身随意布局，认为会对整体画面效果有影响；另一方面，成化帝内敛的女性化性格特征使其行事绝无自负的宣德大帝那样张扬，因而将款识隐于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养。

成化斗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减少，器型追求轻巧，如久负盛名的斗彩高足杯、鸡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体轻盈小巧，因而绝大多数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转过来题写款识。成化朝官窑瓷因釉层肥厚，底部往往有积釉，并多有黄褐色或黑褐色斑点，呈“米糊底”。但其胎质细腻洁白呈玉质感，弥补了这一不足，因而款识仍然能够很轻易地书写，即便显得更加淡糊不清也无所谓，因为这正符合成化帝追求淡雅素洁的审美情趣。

鸡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后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续成化在底部题年号款的做法。不过正德因信仰伊斯兰教，出现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识。进入晚明后，款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再局限于底部题年号款的作法，各种形式的款识突然涌现，最多的是吉语款，如“富贵佳器”、“万福攸同”、“上品佳器”等，这与嘉靖、万历帝极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关系。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万历瓷器款

万福攸同款

在这种自由题款风气的影响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现。至明末天启、崇祯年，官窑停产，官窑款识极其罕见，民窑却进入了更加自由的时代，款识由文字款进一步发展到动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气息的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现，一小部分高档瓷已经按照中国文人画诗、书、画、印的格式创作，因而也开始仿效文人画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识出现的变化与明末瓷器装饰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倾向明显有的直接关系。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后的瓷器款识演变

经过清顺治的战乱无序后，到康熙时期，款识又进入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康熙十六年，浮梁县令曾禁止民窑使用康熙年号款，这反而促使款识进入其发展的黄金阶段。人们延续明末清初的做法，并不断创造出各种新的款识，各种动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语和雅语款、寄托款等等，其类型之繁多丰富为历代之极致，其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就是追求雅致，文人气息十分浓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窑款

康熙民窑款

康熙之后，款识除官窑款流行外，民谣款又明显出现了消退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号款外，民窑大多落各种堂名款和使用龙凤、香炉、团花等吉祥图案，各种文人雅语款和动植物款的种类大幅度减少。乾隆以后，书写年号款和堂名款已成为题款的主流，款识进入单调的没有多少创新精神的时期，这与清代国力江河日下，国内外市场大幅度衰退，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日益减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