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献学专题笔谈之三|姜飞|“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命名与相关问题

中国现代文献学专题笔谈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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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命名与相关问题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作为学科命名，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既更能接续传统，又更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而且在理念上，也更具学术包容性和思想生产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可以援用古典文献学的版本、目录、辑佚、辨伪、校勘等一般方法。研究者使用1949年后出版的现代文学文献，要有基本的版本警惕。相对于古典文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中也存在一些特殊问题，譬如抢救、识读等问题，需要研究者和涉及现代文学文献的图书馆等公共机构探讨新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版本、抢救、识读

一、“文献学”与“史料学”的命名讨论

当我们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将成为不可回避的另一通用命名。“文献学”与“史料学”之别，似非大事，然而涉及学科称谓的规范性，实有“正名”的必要。何况其微妙之处，也与学术理念相关，不宜视若等闲。

马良春先生是较早建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者，他的“史料学”说法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中所谓的“历史资料”，以及傅斯年（马先生误作蔡元培）、周谷城等人关于“史学”“史料”与“史料学”的讨论。他将史料分为七类，即“专题性研究史料”“工具性史料”“叙事性史料”“作品史料”“传记性史料”“文献史料”和“考辨性史料”。【1】 此分类带有个人学术研究的经验色彩，似不够严密和科学，有的类别可以合并。值得注意的是，他仅将“文献”理解为“史料”的一类、一部分，如此则他所建议建立的自然不会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只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

刘增杰先生虽将“文献”与“史料”视为基本等义的概念，倡导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学或者说现代文学史料学”，“现代文学的文献学或史料学”。【2】不过，他后来更倾向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3】

谢泳先生曾明确表示“不主张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理由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虽然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已大体具备稳定性，但毕竟时间还不够长久，史料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过程”。俟诸将来，或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4】就此而言，谢先生大概是将“史料学”视作“文献学”的初级阶段，而“文献学”则是“史料学”的高级阶段或成熟阶段。在文学文献学这一领域，古代部分和现代部分似有高低之固执偏见，然而至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从业人员，没有必要以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初级阶段论、不成熟论加深这一偏见。有学者赞成谢泳“史料学”的主张而不赞成其弃选“文献学”的理由，认为“之所以用'史料学’而非'文献学’，主要因为史料与文献概念性质的迥异”，“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只是史料中的文字类典籍资料”，“而现当代文学的史料”则不仅包括“文字类”的文献，还包括“影像”“声音”等史料。如果采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命名，则“声像”类非文字史料就被排除在外了。“史料”包括“文献”而不止于“文献”，故称“史料学”更为适当。【5】

图|马良春、刘增杰、谢泳三位先生

      此类说法，似乎过分拘泥于细枝末节，且对“文献”一词存在误解。实际上，中国传统所谓“文献”的确偏重于“文字类典籍资料”，但也不止于“文字类典籍资料”。朱熹对《论语·八佾》中的“文献”一词，注释从简：“文，典籍也”，“献，贤也”。【6】马端临对“文献”二字，则解释稍详：“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7】朱熹和马端临理解的“文献”皆包括“旧籍”所载和“时贤”所言两端。或许他们的说法略嫌古典和陈旧，然而今天的“文献”一词所指也并不止于文字类资料，或者“文字类典籍资料”。

     在图书情报界，“文献”甚至“图书”的概念，其指涉远较“文字类典籍”广阔：“图书情报界对甲骨、金石、简策、帛书、期刊、报纸、唱片、影片、录音制品、录像制品等不同文献类型，有时统称'文献’，有时也统称'图书’”，“文献是指以文字、符号、形象、声响为主要形式，并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写、刻、印、制等）使其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8】而我国先后颁布的两版“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对“文献”的定义皆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9】据此则所谓“影像”资料以及其他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不应以其“载体”不同而不得称其为“文献”。因此，与其固执“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说法，不如依据国家标准采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规范命名。2003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不少学者也倾向于“文献”这一概念。多年以来，徐鹏绪、刘福春等学者所坚持使用的，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源于传统而又符合规范的命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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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书情报界的“文献”与“图书”概念

      相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命名不仅更为规范，而且也更为准确和科学。严格地说，“史料”（historical materials，或者historical data）、“史料学”（historical materials study）偏重于可考、可信的直接性资料，而“文献”（document）、“文献学”（documentation，或者documentics）的工作对象，则不仅包括可考、可信的直接性资料，而且也包括可考、可信的相关性资料。相关性资料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是可以的，但是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则甚为勉强。譬如，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及其对进化论思想的精要概括（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影响中国现代作家甚巨，然而《天演论》是对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的“选择性翻译”，不但不忠实，甚至旨趣正相反：赫胥黎强调互助，而严复强调竞争。孙中山即对严复的译本以及宗奉严译者深不以为然。【11】我们将严译《天演论》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也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则未免有些牵强，因其并非直接性资料。然而将《进化论与伦理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性资料研究，也就是纳入“文献学”研究，却又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从中可能看到中国现代作家所受到的抑或所缺少的影响。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大文学”的研究视野，这意味着“'文学之外’的色彩斑斓的各种文字现象”及其所涉及的“大史料”，甚至“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的史料，【12】 皆可列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在“政治、法律、经济”等各领域的相关“史料”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由于这些“史料”是相关性的而非直接性的，故视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不如视之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可见，“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命名，在理念上更具学术包容性和思想生产力。

所谓“史料学”，其基本工作是对“史料”的发现、甄别、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自然也包括对“史料”的发现、甄别、整理，以此与中国传统的文献学工作及其方法对接。然而除此之外，“文献学的核心内容，是研究知识与信息的科学组织和有效利用”，“促进知识的获取手段和利用方式的科学化与高效化”。【13】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本质上属于现代文献学，除了整理资料、考镜源流的传统文献学功夫，还应扩大文献视野，跨越学科和语种，利用数字技术，研讨并实践文献资料的准确呈现、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一般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作为学科建制，似新而旧，似旧而新，亦旧亦新。有一些文献学问题，不论是在古典文献中，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中，都是常规存在，这是贯串古今的一般问题，譬如目录、版本、辑佚、辨伪、校勘等问题。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可以继承和援用传统文献学或者古典文献学的一般方法，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版本学的方法。在版本问题上，不论古今，如不“考镜源流”，难以“辨章学术”。

      古典文献均有其流传的历史过程，从而形成其“版本序列”。同样，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经典文本，也往往有基于各种缘由而导致的修改，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自觉的文献学意识，从经典文本的最初版本，到后来的所有重要修改版，均需搜集以建立起一个“版本序列”。细考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版本序列”，原本是研究者不言而喻的“注意事项”，严家炎先生多年前在谈“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时候，即曾有所强调。严先生当时是以《女神》的1921年初版本和1928年修改本为例：“有的同志说郭沫若'五四’时期已经是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依据的就是1928年的修改本。其实，在初版本中，《匪徒颂》并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歌颂(原句是对罗素、哥尔栋这两个资产阶级人物的歌颂)，《巨炮之教训》也没有'为阶级消灭而战’等字样(原句是'为自由’、'为人道’、'为正义’而战)。因此，要真正考察'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实际，我们当然只能依据《女神》的初版本。如果采用1928年以后的版本，就会把史实搞乱了。”【14】

图|《女神》1921年初版本

    然而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依然有研究者习惯于充分信任“选集”或“全集”等后出版本，而不注意第一手资料或早期的文献形态。实际上，缘于政治信仰、社会环境或个人内心等原因，或整理者的身份、立场、能力等原因，后出的版本几乎都会出现一些需要考辨的问题，不可率尔援引。例如：在国共内战末期，中国共产党方面开列的“战犯”名单中有叶青其人，叶青即任卓宣，早年是共产党人，在1927年底被国民党抓捕，枪决未死，逃生之后再次被捕，随即脱党，虽曾请求再度加入共产党，但被拒绝，时移世易，叶青在193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演变为“反共专家”。后来在台湾将其相关文章编辑成文集《文学和语文》，有学者根据这个文集所载而认为“叶青这些所谓的文艺理论，大都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和三民主义理论阐释的注脚”。【15】其实，叶青主要的“文艺理论”文章是写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中期，那时他的文章不仅从未批判共产主义、阐释三民主义，反而“大都”应当划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在台湾编文集时，叶青宣称其第一篇文艺论文是发表于1929年的《文学与思想》，但深入考证，实际乃是《语丝派底阿Q时代存在说与思想界底科学观点》，分为上下两部分发表于《科学思想》1928年第6期和第7期。这篇文章的思想框架和具体内容都是左翼革命文学的型态，呼应的也是当年在上海发生的革命文学论争。时隔多年，在台湾以“反共思想家”著称的叶青，自然不可能在1966年出版的文集中选入此文。而被他视为“第一篇”的《文学与思想》，最初发表时有这样的句子：“这种'闲暇’人底'趣味’文学，自然也有其阶级背景。”【16】在编入文集时，为了避免让人从“阶级”一词联想到其早年在主张阶级理论、实行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内工作的经历，影响其“政治正确”的“反共斗士”形象，改为：“这种'闲暇’人底'趣味’文学，自然也有其社会背景。”【17】

图|叶青先生

1934年，当时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叶青，曾应友人伍蠡甫之邀，为《世界文学》杂志撰稿，他认为“世界文学”在未来必将走向所谓的“新写实主义”：“（A）在人生哲学方面  集体主义，史的物质观，科学的社会理想；（B）在一般哲学方面  物质论——认识上，感觉论、经验论、实践论；本体上和宇宙上，新的物质一元论。”【18】为了应对国民党1930年代的书报检查，叶青写作的时候，对某些语词做了变形处理（这是当时左翼文艺家、理论家的写作常例，亦为左翼期刊、书局的发表和出版的惯例），譬如文中所谓“史的物质观”即“唯物史观”，“新的物质一元论”即“唯物主义”，“科学的社会理想”即“共产主义”。然而到了1966年整理之后的文集中，叶青做了极其微妙而用心良苦的修订：“（A）在人生哲学方面  集体主义，历史的民生观，科学的社会理想；（B）在一般哲学方面  综合主义——认识上，感觉论、经验论、实践论；本体上和宇宙上，物心综合论、进化论。”【19】其中，被替换成的所谓“历史的民生观”即孙中山的“民生史观”，“物心综合论”即毛泽东批评孙中山所说的“二元论”。其实从1928年到1930年代前半期，叶青即便被中共川西特委拒绝了重返党内的请求，思想上仍是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左翼的辛垦书店工作期间也一直努力表现，希望再被接纳，当时并不是所谓“三民主义思想家”。他在1966年的修订掩盖了他的部分历史，如果研究者根据《文学和语文》中文尾标注为1930年代的文章，去判断叶青在1930年代的思想倾向，显然有失严肃。

图|《王集丛自选集》

      其实，在意识形态的“语境压力”之下，当年跟随国民党“转进”台湾的许多“有前科”的文艺家都有否定或掩盖历史的问题，体现在作为后出版本的“文集”中，一是修改，一是“失载”。国民党方面的另一个文艺“斗士”王集丛，即是如此。王集丛本名王义林，据罗瑞卿、沙汀等人回忆，此人早在1928年之前便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在1930年代的上海，曾以王集丛、林子丛等笔名发表过一系列左翼立场的文学论文，【20】也翻译、编著过日本共产党人的文艺论文，【21】且曾参加共产党方面在上海的秘密活动，譬如“飞行集会”、散发宣传资料之类。然而到了台湾之后，王集丛写了一本长篇“自传体”小说，【22】对其早年参加共产党的经历做了另一种叙述。而在这之后编订的《王集丛自选集》“作者介绍”一栏，王集丛更以第三人称断然否定了他与共产党之间的历史关系：“'九一八’前夜，中日关系紧张，背叛国民革命遭到惨败的中共，在上海租界里拉拢'左翼作家’，搞'普罗文学运动’”，“王集丛亦注意其活动，但终有自己见地，不接受其宣传、引诱”。【23】所谓“不接受其宣传、引诱”，与王集丛早年的“革命”经历完全相反。《王集丛自选集》对于其发表于1930年代的文艺论文基本失载，研究者如果引用这个版本，既无法把握王集丛的思想整体，也无法判断其思想来历。如果考校其尚在共产党内的时候所写的文艺论文，再对照其后来作为所谓“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撰述，可以发现其思维方式、理论结构从未变过，不过是以“三民主义”替代了马克思主义而已，这一点，他与叶青是相似的。

相比之下，叶青的《文学和语文》，除了“第一篇”失载，其他文章俱在，基本是“全”的，但修改严重，可谓“全”而不“真”；而王集丛的文章倒是没有什么修改，因为他把左翼时代的文章都删除了，已无需修改，可谓“真”而不“全”。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不“全”自然也属于不“真”。其实，在跨过1949年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之后，海峡东岸所存在的文献版本“全”而不“真”、“真”而不“全”或者既不“全”也不“真”的问题，在海峡西岸也存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或者“民国文学”，如果凭借的不过是1949年后出的版本，则其观点可疑，而其学风可议。

      文献考索，求“全”求“真”，然而“全”与“真”皆非现成之物，在政府对这一公共事业的开放、重视和投入之外，也需要研究者亲力为之，倾力为之。篇章增删，文字改易，稍一比勘，尽是问题。人性的弱点和政治的框范，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制造了大量文献的疑冢和陷坑，研究者的搜索力和判断力，大有用武之地。

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特殊问题

如果说版本等问题是古典文献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所共有的一般问题，从而在学术研究中可以共享一般的方法，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中存在的一些特殊问题，譬如抢救、识读等问题，则需要研究者探讨新的解决办法。

其实，不论古今，文献工作都有“抢救”的任务，或者都曾有“抢救”的任务，因为载体（包括简、帛、纸及油墨等等）的质量、保藏的条件和人的生命限度诸问题，从古至今都存在。然而古代文献的抢救紧迫期已基本过去，因为存世古代文献的“生命力”久经考验且复本繁多，无需抢救；而消失的古代文献，则抢救无效。于是，“抢救”工作成了针对中国现代文献的特别任务，刘福春先生多次呼吁“抢救”中国现代文学文献，【24】心急如焚。不过，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抢救，学者常常感到某种难以排遣的悲观情绪，“原因有'力不能及’和'难言之隐’两种”，“从力不能及看，一是近代以来, 出版业发达, 言论空间很大, 要追求史料的总汇, 不是个人或一般团体的力量可以达到, 非动用全国的力量不可”，“二是经历了多次战乱、政治运动、文化革命, 20世纪的中国频遭无法挽回的'书厄’,已使对史料的抢救打捞成为一句空言”。至于所谓“难言之隐”，则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25】

现在，即便是在一些中心城市的重要图书馆，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现代文献未曾编目、上架，或做数字化处理，不少文献堆置蒙尘，甚至有日晒水侵虫蚀而致败坏之虞，缺乏科学整理和妥善保藏的观念、制度、人财物力和时间。在研究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的时候，我发现他著有一本未署本名的小说《上海之魂》，【26】 历时两年，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均无从查寻，最后是友人在某一图书馆未曾整理编目的旧书堆中发现，纸质干脆，书页残损，存留堪虞。其实，在1980年代，曾有从事文献整理的学者见过《上海之魂》，因为在一部辞书中列有其条目，而条目内容也显示编写者曾翻阅原书。【27】 然而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其他学者或许只知辞书中的条目，而未见原书。辞书中的条目将其列为“中篇小说”，中篇小说史研究专著也就将其列入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编目，但实际原书虽然排版60余页，实际字数只有寥寥数千，未必适宜将其视为“中篇小说”。类似《上海之魂》的图书尚多，初看署名以为价值了了，细考之后则并非如此，倘不立即抢救，编目保藏，不远的将来必将“名存实亡”，虽条目有载，而辑佚无功。职是之故，凡属民国时期的文学文献，宜先不讨论其价值几何，即刻做数字化处理，不分作家名否、体量大否、书局显否、装帧美否，一例抢救。

图|李劼人先生

对于及时抢救和保存文献的重要性，兹举一例。李劼人在1950至1960年代寄出的书信，成都市李劼人研究会的学者王嘉陵、郭志强等先生曾从旧物市场寻获有关部门对信件的拍照复制本，以及工作人员的抄写本，现存“菱窠”，即李劼人故居博物馆。抄写本上有较为详细的摘要记录以及有关部门的意见，这对研究李劼人在特殊时期的境遇及其他问题，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有的记录和意见是用圆珠笔写的，而圆珠笔的油墨性质不稳定，历经数十年，褪色严重，若非当初抢救及时，一段特殊的历史也就消散无痕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还有识读的问题。识读问题与校勘有关，但不止于校勘。现代文学文献与传统文献都有衍、脱、讹、倒等问题，而解决方式也基本是古今一例。然而由于中国现代历史和文献的特殊性，甚至由于从事相关工作的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等方面的局限，导致文献识读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从印刷制品看，相当部分的文献，譬如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苏区的资料，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资料，甚至抗战时期重庆的资料，由于纸张、油墨、机械和技术原因，当然也包括时间的原因，即便是“抢救及时”，已做数字化处理了，识读也依然是个严重问题，油墨在纸上的脱落、褪色，以及结团、空心等现象，如果没有相当的识读训练，对一些研究者而言，某些文献有也如无。因此，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识读文献应当作为基本学术能力自觉加以训练，这首先要求研究者必须熟悉常用字的繁体，能识能书；其次，对文献中不清晰、有缺损等存在识读障碍的地方，可以做语境化推测，根据前后文字进行词或者短语的多种组合，再比对难以识读部分的“依稀”之形，乃至边角，最后做出判断；第三，熟悉作者的其他识读无障碍的文献，把握其语言习惯，表述程式和逻辑等；第四，熟悉特定时代的一般话语方式，包括意识形态套语，政治口号，熟悉区域语言风习；等等。当然，如果文献的局部无法做语境化推测，譬如一整行或者一整页出现了连续性的结团或者空白，那么一般的识读训练也就无所效力了。

图|《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

     除了印刷品，现代文学文献中还有大量的日记、笔记、书信等手稿，其识读难度往往并不亚于识读特殊时期的印刷品。譬如《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28】 的影印出版，对于探讨阮章竞的文学观念、写作实践极有助益，然而在战争年代匆匆写下的笔记、日记，并不容易识读，这些文献要求阅读者熟悉的不仅是阮章竞的语言习惯，还有书写习惯，以及共产党人的政治语言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清浊漳河流域的生活方式、语言特征和风俗习惯，等等。在这方面，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会比一般的整理者更有识读优势。再如傅彦长的日记，虽然已逐批整理发表，但整理者可能不太熟悉傅彦长、黄震遐等人的经历，所以偶有差误。如在1929年8月1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黄震遐、吕金、马书堂来，一共在家午餐后，坐谈至四时，乃至新雅晚餐，吕请。十时光景回家。”【29】 按照日记，当天似是四人聚会，即傅彦长、黄震遐、吕金、马书堂，但在傅彦长的交际圈中，实无“吕金”“马书堂”二人。夷考其实，有一家“金马书堂”的老板，名叫吕季超，曾同傅彦长、黄震遐等人接触，并请他们提供书稿。吕季超的兄长吕彦直，是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师，早逝，部分遗产由吕季超继承。吕季超是中共地下党员，凭借其继承兄长的遗产而开设了本金不多、规模甚小的“金马书堂”，出版文艺、社科读物，也掩护其秘密活动。在傅彦长1929年11月3日、11月5日的日记中，曾提到“吕季超”，但误写为“吕季操”。而在8月18日记日记的时候，傅彦长应当是不太清楚吕季超的准确名字，故在其“吕”姓之下特别标注一笔“金马书堂”，意指“吕”为“金马书堂”的老板。或许整理者不熟悉相关情形，致有“吕金、马书堂”之误。

      现代文学家多有旧学功底，以及雅言习惯，识读其手稿，往往需要有一定的传统文化修养，否则易于不识，或者误读。譬如李劼人曾在1961年1月16日致信魏时珍，信末说道：“新春介寿，再抵掌奋谈可也。”所谓“新春介寿”即“新春贺寿”，当是语出《诗经·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整理者或对相关掌故一时之间有所疏忽，兼对李劼人的笔画判断有差，遂致不识和误读：“新春介□再抵学奋□可也。”又，同年6月8日，魏时珍致信成都市副市长李劼人，请他向有关部门推荐国民党执政时的四川省银行行长白兆予，希望有所安排。6月10日，李劼人回信道：“承嘱向省委统战部为白君说项，此事绝难办到。……缘自一九五七年一跌之后，已不复为人重视，虽然尚受照顾，但在众人之列，并不特殊。自身且正韬光养晦，何能为人推毂？”此“推毂”乃旧语，“举荐”之意，整理者大约只是从字形猜测，故误为令人费解的“拃毂”。【30】

整理材料者识读有误，使用材料者自然也就有事可做了，这便是传统的“校雠”。然而由于笔记、日记、检讨等手稿对于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其实无缘得见，他们也唯有接受整理版而已，难有机会做手稿与整理稿之间的比勘、校雠之事。这就要求整理者有严格的文献学专业训练和严肃的学术公德。不过，鉴于现代文学文献的识读和整理，特别是重要手稿的识读和整理，存在一定的、甚至是较高的识读难度和错谬风险，在现阶段，为了及时抢救文献且尽可能减少整理的错谬对学术研究造成不良影响，建议学术出版机构、图书馆不妨直接影印出版手稿，或对手稿做图片化、数字化处理，无需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整理成word文档再发表或出版，识读、考证之事，可以由研究者自为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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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第81页。

【2】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4、95页。

【3】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上海：百家出版社，2012年。

【4】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第66页。

【5】赵普光：《现代文学史料学》，《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4、15期。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15页。

【7】 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8】黄俊贵，文献著录总则概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6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局：《文献著录总则》（GB/T 3792.1—1983），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4年，第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文献著录 第一部分：总则》（GB/T 3792.1—2009），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年，第8页。

【10】徐鹏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73页。

【11】《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84页。

【12】李怡：《“大文学”需要“大史料”》，《当代文坛》2016年第5期，第10页；李怡：《“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第117页。

【13】潘树广等：《文献学纲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序第1页。

【14】 严家炎：《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江溶、乔默编：《怎样学习语言文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82页。

【15】古远清：《“为政治而文学”的叶青》，《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8期，第28页。

【16】亦鸣（叶青）：《文学与思想》，《科学思想》1929年第12期，第2页。

【17】叶青：《文学和语文》，台北：帕米尔书店，1966年，第8页。

【18】 叶青：《世界文学的展望》，《世界文学》（上海）1934年第1卷第1期，第19页。

【19】叶青：《文学和语文》，第105页。

【20】林子丛：《艺术——其本质、其发生、其发展及其功用之理论的说明》《艺术与科学》，《二十世纪》（上海）1931年创刊号、第2期；王集丛：《一年来中国文艺论战之总清算》，《读书杂志》（上海）1933年增刊；等等。

【21】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等：《新兴艺术概论》，王集丛译，上海：辛垦书店，1930年。

【22】王集丛：《晨雾》，台北：帕米尔书店，1972年。

【23】《王集丛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2页。

【24】刘福春：《<黑人>——舒群的一本轶诗集》，《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1期；刘福春，《民国文学文献:抢救与整理》，《长江学术》2016年第4期。

【25】李青果：《史料思维与现代文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6页。

【26】姜飞：《《上海之魂》的作者及其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3辑，成都：巴蜀书社，2018年，第57页。

【27】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二十集“史料·索引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44页。

【28】阮援朝编：《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29】《傅彦长日记(1929年5月-8月)》，《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6期，第116页。

【30】以上两例，参见王嘉陵主编：《李劼人晚年书信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21页。

编者按：原文刊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后推送。

本期编辑：王迅羽

图片编辑：黄雪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