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简析《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

一.长篇结构的新形式

近代长篇小说传统的结构方式是由少数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为轴心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格局。《儒林外史》把知识分子厄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的独特形式。冲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互相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

二.叙事艺术的新特点

（一）根据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对百年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以此为线索把“片断的叙述”贯穿在一起，构成整体结构。

1.第1回通过“楔子”“敷陈大义”，“隐括全文”，最后一回“幽榜”呼应“楔子”。

2.全书主体可分为三部分。

（1）第1部分，自第2回起至30回止，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贡生、严监生）等为代表，以莺ㄕ湖、西子湖、莫愁湖聚会为中心，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权贵、附庸风雅；同时展现社会腐败堕落。

（2）第2部分，自31回起到46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着重写三个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围绕这三个中心，塑造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真儒名贤的形象。

（3）第3部分，自47回至55回止，描写真儒名贤理想的破灭，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但没有绝望，写“四大奇人”，用文人化的自食其力者来展示对未来的呼唤。

（二）古代小说多是以传奇故事为题材的“传奇型”→明中叶，《金瓶梅》开始以凡人为主角，写世俗生活。

1.《儒林外史》真正完成这种转变，写当时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全书除士林人物外，还把三教九流人物推上舞台，展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

2.摆脱传统小说传奇性，淡化故事情节，也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刻画人物，而是尊重客观再现，用寻常细事，通过白描再现生活，塑造人物。

（三）通过平凡的生活写出平凡人的真实性格，更切近真实面貌。

1.人物性格富个性。如严监生的一毛不拔与挥银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2.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王玉辉劝女殉节，从笑到哭，从理到情，写其内心观念与情感的不断搏斗，礼教和良心的激烈冲突。

3.每个人物活动过程不长，但能在有限的情节里，体现人物性格的非固定性，即性格的发展变化。如写匡超人从朴实青年到人品堕落的过程体现着社会生活的变动。

4.古代小说人物肖像描写往往脸谱化，《儒林外史》代之以真实细致的描写，揭示人物性格，如写夏总甲。

（四）自然景物的描写也舍弃章回小说模式化、骈俪化的韵语，运用口语化散文，对客观景物作精确的、不落俗套的描写，自然真切，富艺术美。

（五）叙述模式。

1.改变了传统小说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第三人称隐身人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与生活见面，缩短小说形象与读者的距离；

2.作者尽量不对人物作评论，给读者提供观察角度，让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写周进扫地。

3.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丰富了叙事角度，如通过匡超人的感受写西湖聚会。

（六）《儒林外史》叙事的新特点与作者企图创造一种与生活直接不隔的、显示着生活天然形态的美学思想一致。

三.用讽刺手法抨击现实

（一）《中国小说史略》简述讽刺小说渊源和发展：“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多数作品或“大不近情”，类似插科打诨；或非出公心，“私怀怨毒，乃逞恶言”；或“词意浅露，已同谩骂”。《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秉持公心，指  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二）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

（三）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又锋利的讽刺。如写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

（四）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能够真实地展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如周进撞号板，范进发疯……瞬间行为以全部生命为潜台词，所以蕴含深沉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