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许宏：“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

【考古学家许宏：“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还不能说三星堆就是蜀文化。”问题来了，那三星堆的身份是什么？八年的三星堆研究经验告诉我：理解三星堆，关键在于区别先秦文献中的“夏”与《史记》所理解的“夏”】
@光明网在今天（3月24日）转发了对考古学家许宏的访谈文章。许宏先生说：“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还不能说三星堆就是蜀文化。”这个观点与笔者的看法一致。显然，这样就会带来一个重大问题，即笔者在《三星堆破译系列：蜀字的考证兼论成都马家战国墓和曾侯乙墓的关系 》提到的，如果甲骨文中的蜀不在四川，那三星堆的身份是什么？蜀的名称又是怎么转移到古代四川的？
屈指算来，笔者全心研究三星堆及中国古史已八年有余，所花掉的精力并不亚于一般学者的十年研究时间。八年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三星堆很可能就是中国人一直在寻找的夏王朝。然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夏在殷商之前，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把夏的年代定在前2070年-1600年，并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倾注了大量学术资源在豫西地区，希望通过考古发掘证实夏王朝。虽然二里头文化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关键遗存，然而（1）测年数据告诉我们，二里头的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1520年，其文化最兴盛的三、四期大部分已经进入商纪年。（2）正如许宏先生说，目前关于二里头为夏都的各种观点都是假说，无法证实。（3）叶舒宪教授又进一步指出，夏文化是礼玉和佩玉发达的时代，但二里头文化一期缺乏成套的玉礼器。（4）复旦大学陈淳教授更指出，目前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探索存在明显的方法错误，对文献审查不足；并且二里头缺乏王级大墓。因此可知，以二里头为夏文化探索方向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多的，而这些问题学术界期望通过考古解决，但目前来看，收效不大。
从三星堆来看，如果他是夏王朝，从考古材料呈现的文明高度来看，显然已经不是问题。那么，最大的障碍在哪里呢？看起来有很多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大多都可以得到答案。
第一，文献记录。《国语》明确记载，夏人以大禹为宗，颛顼为祖。而古代文献明确记载，大禹自西羌，自西汉时期又明确为汶川，并被中原、蜀地、吴越地区的各种文献所承认（禹生西羌：夏族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此外，颛顼出生的若水在蜀地，也是被大量学者认可的。因此，夏王朝与蜀地有密切关系是有依据的。
第二，《山海经》称都广之野（成都平原）为“天下之中”，蒙文通教授指出，《山海经》的主要篇章均为蜀人所做，而自汉以来直到隋唐，大量学者均认为《山海经》是禹益作品，这同样把夏王朝指向了成都平原（《山海经》作者和地理之谜：直抵三星堆历史深处的钥匙）。
第三，三星堆很难被认为是夏王朝有一个原因，是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年代与殷墟相当，然而，战国时期的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均称与大禹时代相当的季连、皋陶生活在武丁时期，《楚居》的记载与《史记》大相径庭但却与《史记》的史料来源《帝系》吻合，这说明，在战国人的观念中，夏王朝在武丁时期仍然存在。这样一看，三星堆自然就极有可能是夏。
第四，学术界一直希望找到关于夏王朝的实证性考古材料。而三星堆旁边的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牧正“青铜觯与《左传》记载的夏王少康曾担任”牧正“的说法就正好吻合，并在年代上大致可以与清华简、郭店简进行系联（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中））。
第五，目前学术界理解中国古史年代结构，主要依据的是《史记》先五帝、后三代的线性结构，实际上，《史记》先五帝、后三代的体系乃是司马迁自称的“整齐世传”的结果。这种“整齐”手法造成了大量问题，比如《田齐世家》、《魏世家》、《赵世家》、《晋世家》、《鲁世家》、《燕世家》都存在大量的年代错置、历史事件记录矛盾的情况，最典型的就是近几十年被历史学界彻底翻转的苏秦事迹（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需要走出《史记》体系的魔咒）。就三代而言，《史记》关于夏的记载与先秦文献的矛盾同样也相当多（最新消息，三星堆再次发现六个祭祀坑，中国古史是否会被改写？）。因此，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认识夏及其与商的相对年代关系，其实是一个需要再研究的问题。
笔者关于三星堆的研究文章较多，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整理发布在头条上，比如这一篇《夏商并行论：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为夏文化的22条证据》就介绍了关于三星堆可能为夏的多种证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笔者更多的文章，如果是相关专业人士，也可与笔者联系，做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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