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回忆录（164）改革潮 引领潮流（五）
春华说:“那年我オ二十一岁。在武汉演出结束后回上海，认识了一位船长，劝我坐江轮，说稳得连一杯满水都不会撒出丁点儿来。我嫌太慢，还是坐了飞机。飞到上海的上空，漫天大雾，飞机看不见航道目标，盘旋了近三个小时不能下降。这时广播里说要降落，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我坐在机尾，正跷着腿吃苹果呢，还没来得及腾出手。来了一检查人，碰了一下我的腿，冲我说:小孩，你怎么还不系好安全带?我二十一啦!叫我小孩，你是大孩?我就不系，到底没系!结果飞机往地上栽的时候，我被甩了出去……活了。系上安全带的人全死了，大多是被机上飞出的铁片削去脑袋…机场知道有飞机坠落，下落不明，找到飞机汇报说“机头没了，人都死了，就一个小孩被扔出去掉在草垛上，活了!我当时是满脸血，脚骨骨折。我这只脚能保住，多亏——李少春。我们在武汉逛市场，看见一双半长筒皮靴，他说是真皮的，劝我买。我穿着大，犹豫半天还是买了，又配了一双毛袜套里边。摔下来后，皮靴子全剐开了，毛袜子全破，脚骨骨折无大碍。没这双靴子，脚恐怕难保喽……”
近芳插话了:“说你刚醒过来的事。”
“刚醒过来……不知道…好长时间了，听见有一个人哎哟了一声，我就问:飞机掉下来了?
“飞机掉下来了。
“人都死了?
“人都死了?好，我说什么，他说什么…我有点儿害怕，直到有人来救我们，问我飞机里的人还有活的吗?我说了有他。后来才知道，他也在抢救，也是天津人。我还挺乐的，老乡有救。结果，抢救了十几天，你猜怎么喳，敢情他的脑袋被削掉了一半，也死了……真就活了我一个……”
“净说这没用的，那包金条是怎么回事儿?说呀!”
“金条…一包，我哪找那一包去?”
“对，说呀?
“那是我刚醒过来的时候，就觉得脑袋底下特硬、特硌。身子动不了，就用手瞎摸，摸到一个包…”
“金条?”好些人都问。
“做梦吧!摸到一个包，往里一掏，全是整整齐齐的一个个小包……”
“还是金条哇?”大家打趣他。
“胡说，听着。管它是什么，先枕着别硌就成，用手把小包包挪挪平……”
“您别卖关子，包袱该抖就得抖啦!”
“就不是金条!是一叠叠的钱。后来我又添了点儿……换了一根金条……”
“好!您不但大难不死，还捞个大发!有福!”
“大难不死，有后福，不假，我得知足。可谈不上大发!我买那双靴子，为什么犹豫，贵!上飞机是头天刚穿上，土都没沾上呢!我还花了一万元买得一个壶。最让我心疼的是那块手表，一天没用，要戴在手上，或许留下了，偏偏宝贝似的装在箱子里……”
“您该化装了，马前点吧!”来催场了。谈话也结束了。
想到这儿，我不由得想到少年、青年挚友李世芳，他怎么就没有大难不死呢?他要活着，我们哥儿俩同心搞改革，会是什么样?如果少春、盛章三哥都活着呢?想至此，心头不觉掠过强烈之思念，平添一抹凄凉…
我们从冠县每天坐三个多小时颠簸之路来往大名，一次《龙凤呈祥》演出回来的路上，坐在汽车里的杜近芳还高兴地用她甜亮的声音唱起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磁县的演出第一天气温骤降，后台很冷。我推开化妆室门，咦，房间里却是一股暖流扑面，不知是谁，主动将电炉提早安装好了。
纵然如此，演出时日较长了，演员们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状况。有爱人分娩的、流产的，父母患病的，需要请假回家照顾。但演出又不能准假时，领导小组就安排了留家的家属们去探望、关照解决具体困难，并送去改革试点团的慰问，百元钱以买些补品，安慰其心。
偏偏此时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路行来，观众的热情始终在鼎沸之中，加演的呼声很高，于是，安排周日加演日场，将以中青年们为主演的剧目推上去。不料，售票不理想。这一下，对满怀热情的中青年演员来说，无异于浇了一盆凉水，这可比环境艰苦的困难还大!思想工作太难做了…
靠老同志们长夜的互相倾谈、互相鼓励，明确了此行体制、艺术改革的目的，明了改革的艰难，理解改革途中的坎坷……
冠县的条件较好。待到冠县演出时招待所离剧场只十几分钟的路程，全团同志聚在一起较为方便，召开了全团大会，高牧昆在会上讲了对改革试点团近两月实践的心得。
我也在大会上讲了经济分配的问题，不能将钱分光的道理和看法。特别提到改革试点团用所挣之钱置办了一万多元的服装、三千多元的灯光。这在解放三十多年来，哪一个团办到过?没有!而今天，我们办到了。这历史的新一页，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血汗，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功绩。改革是前进，不是退回到跑江湖码头的私人班社，也不是退回到集体所有制。那时，新中国实验剧团再好，也没有明确党的领导，更没有公共积累，一切服装道具都是私人置办，挣来钱都分光。我们改革试点团绝对不可以!现在，钱挣了不少，但绝不能分光、花光，要上交给院里，即是上交国家。我们团所置办的服装、灯光不是私人的，是院里的、国家的!这才是党所号召的改革，节约了国家资金，上交给国家资金，不是年年张嘴等国家几百万、几千万的拨款!这就是给国家做贡献。这就要求，咱们每个人不围着自己转圈子，而要想国家、想事业，要热爱、关心这个集体!因为京剧艺术讲究的是“一棵菜”，主演、配演、伴奏、服装、灯光、布景……哪一环节不协调都出不来一台好戏。这就是咱们改革的立足点!话说回来，我们挣了钱，一定要改善大家的生活。像领导要求的那样，把艺术团体的经济法则与演职员的分配联系起来;把集体、个人的利益与对社会做出贡献统一起来，体现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三有利;还得拉开档次，打破大锅饭，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大家很受鼓舞，一些悬浮的心又定了下来。
说句心里话，真正能把思想做通的还是此前、此后几个月观众对京剧艺术的极大热忱，给予演员们精神上的鼓舞。
看着眼下各自排戏、练功、准备戏的有序之状，我颇感安慰。
我转念想到了，改革试点团的前站联系工作要加强，以前一是缺乏细致，二是心中无数，没有预先做经济核算，结账时会被动。这是全团的经济命脉，要抓住。过去的疏忽和熟视无睹，是赔是赚、钱赚多赚少都一样。这次要教他们，前站职责要定几条:
一、剧场座位有多少，按等划分甲、乙或丙，各有座位多少，一场戏客满各加座有多少?
二、加座实有多少，收钱多少?
三、剧场舞台情况如何?后台能否住宿演员，条件如何?每个床位价格多少?如住招待所离剧场远近、床价多少?
四、主要演员居住地点离剧场远近、房价多少?
五、全体人员伙食供应如何?
六、与剧场如何分账，公提多少?
把这些都向书成和下一站将去聊城打前站的同志交代清楚，及时改进。因为我十分清楚，和剧场关系再好，结账时，剧团、剧场站在不同的立场，各为其利益，必须要签好、签细合同才能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矛盾。
张学津在其《生正逢时》中对此有所回忆:“演出前我发现袁先生非常精明。第一场演出，当时是一票难求。他就让人在舞台前至第一排座位前加了两排座，作为加座。这座位就是用大红砖码上几摞砖，再用搭脚手架的大木板搭在上面，写上号码往上一贴，这就是临时加座。剧场里坐得满满当当，真是座无虚席，满坑满谷。袁老一边勾着脸，一边叫我三弟学济到楼上末一排去问问观众，他的票是买的还是发的。各个犄角儿的观众也打听一下。足见袁老是很有经验又很细致的人，他要掌握第一手材料。看着剧场满满的，别到时候他说这些票都是发的。”
可惜当时没有归到“市场经济”这个词语，这些想法，就是京剧艺术团体抓住市场经济，才能出钱、出戏、出人。
跌宕起伏的演出生活，永远是不能平平静静的。
四月二十一日，我演完《四进士》回招待所，听说近芳病了，急去探望。果然，近芳受了风寒嗓哑并发热!立即请张春华、高牧昆、赵书成等人开核心会，根据此情况，冠县不再续演，确保聊城、邢台。一致认为二十二日晚演《龙凤呈祥》尚好说，孙尚香一角可以由后起之秀孙萍替演。最难办的是二十三日《霸王别姬》虞姬换人，剧场、观众都不会答应，只能改演群星闪耀的《龙凤呈祥》。
消息一散开，剧场经理闻风而来，一了解情况属实，顿时急不可耐:“观众对你们多大期望，为了看戏，有个观众，离我们挺远，拿出一千元，每天都包三排好座，这要让他看不着最好的、全国第一份的《霸王别姬》，我、我、我这关可怎么过呀!”不平静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前后台。
下午，惊动了县委副书记及剧场经理数人前来与核心组商谈。直到下午六点半才定下来，当晚《龙凤呈祥》的孙尚香改由孙萍饰演，再由张春华加演一出《打瓜园》。开幕前由县委同志向观众说明杜近芳生病的情况，然后，我陪杜近芳上台与观众见面道歉，求得观众谅解。二十三日《霸王别姬》改演《龙凤呈祥》，其他一切照旧。
当晚，观众们入场了。我和近芳来到剧场，看到场门前熙照攘攘的人群和一排又一排停放得满满的自行车，就大概知道观众有多少了。在这众多兴冲冲买票为看你演出而来的观众面前，你一个演员不能为他们演出是一件非常苦恼、无限内疚的事情!难道就这样让他们遗憾而去?如何能尽力弥补呢，哪怕是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