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侠是讲分寸的

口述:李安 采访:张克荣
这期间(居家的六年),我偶尔也帮人家拍片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这些都干过,但都不太灵光。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很大的空屋子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当时真怕遇上劫匪。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洲裔的女人见我来挡就凶骂我,说你敢挡,我找人揍你!后来我只好去做苦力,什么拿沙袋、扛东西什么的,其它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那段日子我的家有点像是“母系社会”,太太外出上班,我在家煮饭、带孩子、练习厨艺,以及构想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人看的戏剧。

看电影的时候,每逢感人之处我就会掉泪,所以经常是两眼红肿地走出戏院,可能这也影响到我日后拍电影的品位及要求,希望能拍出感动人心的电影。但华裔在这里不会有位置,这于是成为了我的美国梦。

那六年,我有过仿徨和心虚。

如果我不心虚,什么事情都知道该怎么办,我可能就没有兴趣。

许多人好奇我是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的日子的,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推手》得奖,很多人看了后,觉得这是我的本性,给我设了一个基调、一个原型,永不得翻身。其实越成熟,也是一个纯真丧失的过程。你被教训了,怕了,做些修改,结果表面看更纯真了,其实未必,这是靠技术和品味做成的。

长久以来,都是西方文化强势输出一切,如今反过来,中国导演拍西方电影,文化回流有了可能,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突破。当西方人处理东方题材的时候,一般来说并不是十分尊重,多是按着他们的想法去拍,呈现的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憧憬与想象。而我去拍西方电影,抱着一种低角度谦虚学习的心情去拍,但我也尽量保有自己的思路和视角。

《理智与情感》是我头一次拍好莱坞片。当时一看简·奥斯汀的名字,心想这些人的脑袋是不是短路了,怎么会找上我?剧本看到一半,我就进入状态,其实我前面拍的几部片子就是有关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挣扎,这两个元素正是生活底层的暗流,就像阴阳与饮食男女。

拍好莱坞片的感受是,虽然题材不是我熟悉的,但有一本经在我肚子里,它在被来回验证的过程中,又会滋长出新的东西。这是很奇特的经验。

对武侠世界,我充满幻想,一心向往的是儒侠、美人,一个侠义的世界,一个中国人曾经寄托情感和梦想的世界。我觉得它是很布尔乔亚的。这些从小说里尚能寻获,但在港台的武侠片里,却极少能与真实情感以及文化产生关联,长久以来它仍然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次,无法提升。可是武侠片、功夫动作片,却成为外国老百姓和海外华人新生代——包括我的儿子,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渠道,甚至是惟一途径,然而他们接触的却是中国文化里比较粗俗劣质的部分。对此,我始终耿耿于怀,却无能为力。

其实你说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就像你说“江湖”,你说老外不懂江湖,中国人就懂吗?你怎么把它翻译出来?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我们也是懵懵懂懂的。反而经过外国方式的显示,我们可以搞得比较清楚一点,有时候你人在里面,云深不知处。

武侠片里武术多半是个幌子,电影中最精彩的武术动作,经常是京剧武行出身的人编的,包括成龙、袁和平、洪金宝、元奎、程小东等人,都跟戏班子有关。

任何一种东西,做到比较好的层次,都是很儒雅的。所以做导演不一定要穷吼穷叫才叫有控制力,你讲话掷地有声,可以用很小的声音,大家会听。我觉得武侠片也是这样,大侠是讲究气质的,不是张牙舞爪地跟人家斗,他讲分寸。

我有一些出发点是比较中国的,比如儒释道、伦理这些东西,根深蒂固。但我真正的兴趣是西方的戏剧。所以当我拍电影的时候,就会自然地把这些东方的精神还有西方的手法融进来,这是忠诚地反映我的成长跟教育过程,渐渐地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很难用一个国籍跟某一个单一文化因素去阐释一个东西。

现在回头看我才发现,从小我就身处在文化的冲击及调适的的夹缝中,在双方的拉扯下试图寻求平衡。因为培育我的两种教育制度,正代表着台湾的两种文化: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而从中原文化进入当地文化的环境变迁中,让我更加体会到,人是需要群体的。

电影给了我巨大的想象世界,中年的我可与年少的我相遇,西方的我与东方的我共融,人与人的灵魂能在同样的知觉里交会。我真的希望古代与现在合而为一,岁月、种族、地域的差距在我们面前消失,让心灵挣脱现实的禁锢,上穹碧落下黄泉地自由翱翔……

我拍《卧虎藏龙》竹林那段戏,印象很深。百分之九十都是吊钢丝拍的。摄影的难度很高,周润发、章子怡被大吊机吊到五六十尺甚至一百尺高的竹海之巅的时候,摄影机也得吊到那么高,因为镜头得和演员平视,甚至得到人的上方拍摄。摄影组把机器固定在一个自制的平台上,再用吊机吊上去。镜头跟着演员的高度走,随风摇摆。

这段戏引起许多人的注意,美国的卢卡斯的光影魔幻工业公司也问我:“你们是怎么拍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不是特效。记得拍摄当时我们也曾想过,不知道好莱坞的高科技会怎么拍?我们这个低科技,如今做高科技的搞不清楚,倒过头来问我们,这很好玩。

在中西互动的过程中,我觉得彼此是给与取的关系。当你把自己的文化给别人的同时,也要调整自己的文化里一些不太适用的东西,然后才能交换对方的东西。当你拿的时候,同时也是在给予,它不是单向的,不仅是对抗,也是一种交流。在这纠结过程中,当然是一种文化对抗,没有对抗,就没有新意。

在我的感觉里,奥斯卡很像选美,胜负不由己。选美本身就是一种很表面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女人的美丑和价值不是这样评断的。但奇怪的是,电视上转播的选美大赛大家还都爱看,只要转到那台,我也会看。

对我来讲,导演和美女并无高低之分。

电影靠的就是一股人气,影展与选美,都是能凝聚人气的活动。电影在本质上是都市属性,就是要把人气、把新闻炒起来,所以做宣传,我都到都市或者旅游区等人多的地方。电影、艺术绝对靠人为的营造,都不是自然形成,都是一种做作,它的本质如此。

我想,大概全世界很少、甚至没有导演像我做这么多宣传的,原因可能就是在于我的拍片“路数”和市场性的某种结合。拍片路数和个性、天分、文化背景以及机缘有关,我的片子就得自己宣传。

我比较喜欢没有竞赛的影展,选上就是一种荣誉。我现在也皮了,随波逐流,一切顺其自然!

我一接触到电影,就知道我是属于这方面的,感觉上好像不是我选择了电影戏剧,而是电影戏剧选择了我,现在做着它的奴隶一样。

当然幻想的成分也有,然后在制作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东西破坏你的幻想;可是在破坏的过程里面,你仍然会产生新的幻想,所以我觉得它是永远没有止境的。而且从小到大恐怕一直到老,我一直对电影充满一种幻想,我觉得它是人类一种很可贵的精神品质。

我还在不断冒险尝试新的东西,压力很大。未来会是什么局面,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努力争取跟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

人生坐着等待,好运就不会从天而降。就算命中注定,也要自己去把它找出来。在我过去的体验中,越努力,得到的东西就越好。当我得到的时候,会感觉一切都是注定的。可是如果不努力争取,你得到的可能是另一样东西,那个结果也好象是注定的。所以目前的这个局面,可以说它是命定,也可以说是人改造了它。

以往是西方影响我们,如今我们也开始影响他们,至于将来的局面会如何发展,则和我们的气魄、创意和努力有关。

谭盾、李安和马友友为《卧虎藏龙》的第一次录音,状态都非常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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