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鲁迅纪念馆专辑之三：刘丹：鲁迅与北新书屋及广州的书店

            作者简介

刘丹，河南开封人。华南师范大学古文字学专业硕士，现为广州鲁迅纪念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展览策划。

鲁迅从少年时代起，就和书籍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更是一生与书相伴，不仅写书，也爱买书。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12年5月到1936年10月17日鲁迅逝世前两天为止，不到25年的时间里，鲁迅先后花费了约12165.524元购买图书，约占其总收入的1/10，是他家用、购房之外的第三大开销[1]。所购之书，从经史子集，碑帖拓片，墓志造像，笔记小品到理论哲学，文学艺术，外文著作……门类广博，无所不包，共4062种，约14000册。

因为这种嗜好，逛书店亦成为鲁迅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寓居广州时期也不例外。在广州，双门底（今北京路）旧书店和广雅书局的线装书，丁卜书店的新作品、理论性读物都曾吸引鲁迅频繁光顾[2]。除此之外，鲁迅还尝试性地在中山大学后街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芳草街44号开办了一个颇有“文艺范”的小书店——北新书屋，并直接负责书店的日常运营。这样的体验在鲁迅的生命之中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而北新书屋的开办，对当时的广州文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鲁迅在广州

               一

开办北新书屋，应该是鲁迅到广州所抱的那一点“野心”的一部分。当时的广州由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北伐战争的开展，已然成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这让心向革命的鲁迅期待不已，他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再“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3]要“打击绅士”“向旧社会进攻”，虽说著文、演讲非常重要，然而出版与流布也必不可少。

初到广州的鲁迅所面对的广州文艺界状况十分“糟糕”，在文学创作上“几乎可说如同一块沙漠，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冷静，只是沉寂”[4]，报刊所讲的文学，也“都是旧的，新的很少，……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5]出版方面的情况也不理想，除了创造社的一些读物外，“广东没有文艺书出版”[6]，“本地出版物，是类乎宣传品者居多。”[7]差不多要到“30年代初期，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等）的作品才开始遍见于综合购销书店，品种不多，却颇为抢手”[8]。鲁迅的作品在当时也很少流通到南方，据欧阳山回忆，广州当时“没有铅印的《阿Q正传》，更没有《呐喊》的单行本；《阿Q正传》只有油印的六十四开的横排本”，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油印本，当时也并不是随便就能买得到……每本售价一角，销行三、四千本。在广州，一本作品居然销行三、四千本，在当时这已经是破天荒的畅销书了”[9]。

文艺书籍的缺乏和青年对新文艺、新思想的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加深了鲁迅的这种“野心”，他想通过介绍未名社出版物于广州青年以沟通南北书籍，进而唤醒广州寂寞的文坛。正好此时，上海北新书局也想在中山大学附近设一售书处，售卖北新出版的文艺书籍，这和鲁迅的想法相契合，于是鲁迅便在1927年1月26日给韦素园的信中明确开办书店之事，并开始向未名社“进货”：“我想：未名社亦可在此出售，所以望寄《坟》五十本，别的书各二十本，《莽原》合本五六部，二卷一号以下各十本来，挂号，'中山大学大钟楼，周……’收。待他们房子租定后，然后直接交涉。”

北新书屋的寻房问租之事是孙伏园在经办，他比鲁迅早到广州，在当时的广州《国民日报》任副刊编辑，兼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鲁迅到广州他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可刚找好房子还没开张就到武汉筹备《中央日报副刊》去了，丢下一副重担给鲁迅。正如许广平在报纸上对他的调侃：“他先找了几间屋，在芳草街四十四号的楼上。家伙——书——的到来还没有影子，伏园先生却已经跑往武昌去了，于是就将几间空空洞洞的屋子交付给鲁迅。”[10]

房子找好了，“于是这回，鲁迅先生要来卖书……从自己的腰包里陆续掏出了六十元付房租，总算在开书店。而自己还很得意，说道，虽然没书，然而这总可以支持的，好在我在中山大学做教员，现在还没有欠薪。……明目呢？书籍多是北新书局的，但这里又不是书局，倒是人家，那么叫做'北新书屋’吧。”于是，许广平以“景宋”为名，在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用《北新书屋》的标题刊发了一条“广告”，“从此这北新书屋，就于三月二十五日在芳草街出现”[11]并正式营业了。

北新书屋位于芳草街44号2楼，房子是一位青年转让的，两房一厨房，月租9元，后房住人，前房“用一块长条柜隔开，约三分之一的位置给买书的人站立选购书籍，三分之二的地方放了几张插满了新书的架子”[12]摆书摊。许广平的小妹许月平负责料理代售之事。虽说北新书屋相当于北新书局设在广州的代售点，但实际上完全由从来没有开过书店，也觉得会“麻烦的很”的鲁迅自收自支，亲自经营。除了中大的教学、教务事务外，鲁迅常常过来帮忙。《鲁迅日记》记载着他7月14日晚将黎仲丹所赠的一筐荔枝，分半赠北新书屋同仁之事，可见老板、店员往来密切，相处和谐。

由于鲁迅常驻，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便把北新书屋作为偶遇、拜访鲁迅的据点。据广州时期和鲁迅来往密切的何春才回忆，他与鲁迅初次碰面就在北新书屋。后来他经人引见在白云楼和鲁迅再次相见时，鲁迅还笑着问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当他回答“北新书屋”时，鲁迅恍然笑道：“对了，在北新书屋见过。”[13]

北新书屋开业之初生意颇为兴旺，“广州的读者，却也欢迎'挑拨’，第一天，这书屋就很不算冷落了”，广州的青年对于鲁迅及未名社出版的书籍非常喜欢，这从鲁迅这一时期的通信中就能看出来：“我所做的东西，买者甚多，前几天至涨到照定价加五成，近已卖断。而无书，遂有真笔版之《呐喊》出现，千本以一星期卖完。”[14]“《象牙之塔》卖完了，连样本都买了去。”[15]“真笔版”，即“油印本”。正规印刷的鲁迅著作卖脱销了，油印本也供不应求，一星期时间居然卖掉上千册《呐喊》，《象牙之塔》竟卖到连样本都不剩，生意兴旺所言不虚。

书屋开始营业之后，鲁迅常与北新书局、未名社通信，加强沟通及书刊的发行。并将自己的通信地址从中山大学改为“广州芳草街四十四号二楼北新书屋”，让李霁野将所售书籍“亦径寄'北新书屋’收”[16]，可见北新书屋在鲁迅当时的生活中占据的重要位置。

鉴于寄来售卖的书籍往往供不应求，鲁迅常在信中催促北新书局与未名社“供货”：“前回寄来的书籍，《象牙之塔》《坟》《关于鲁迅》三种，俱已卖完，望即续寄。《莽原》合本也即卖完，要者尚多，可即寄二十本来。……《穷人》卖去十本，可再寄十本来。《往星中》及《外套》各卖去三本。《白茶》及《君山》如印出，望即各寄二十本来。《黑假面人》也如此。”[17]“《白茶》《君山》《黑假面人》一出版，望即寄各二十本来。……《莽原》合本，来问的人还不少，其实这期刊在此地是行销的，只是没处买。第二卷另本也已售罄，可以将从第一期至最近出版的一期再各寄十本来。”[18]

除了催寄图书，鲁迅还将在销售及邮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以期改进。比如对于书籍包装，他说：“《坟》六十本，《象牙之塔》十五本，今已收到，纸包无一不破，书多破损。而北新之包，则一无破者。望此后寄书，可往北新参考包装之法，以免损失。”[19]对于期刊刊本则建议：“这里的学生对于期刊，多喜欢买合本，因为零本忽到忽不到，不容易买全。合本第二册，似可即订，成后寄卅本来。”[20]就连邮寄方式也因怕邮政有失而细心叮嘱要“以挂号为稳，因此地邮政似颇腐败也。”[21]如此劳心劳力，怪不得要常常感叹忙累之苦了：“我现在实在太忙了，连吃饭工夫也没有”[22]“北新书屋账等一二天再算详账云云，而至今未有照办者，因为我太忙。能结账的只有我一个。”[23]“这一年来，忙的实在太苦了。”[24]

从1927年1月至5月，翻检《鲁迅日记》可知鲁迅收到北新书局和未名社寄来书籍如下：二月十六日小雨。收小峰所寄书一包五种。

二月二十三日昙。下午收未名社所寄书十三包。

三月十七日雨。收未名社所寄《坟》六十本，《出了象牙之塔》十五本，又北新书局所寄书九包。

三月二十四日昙。午后收上海北新书局所寄书籍二十六包。

三月二十五日雨。收沪北新书局所寄书十五包。

四月七日雨。收北新沪局所寄书二十二包。

四月三十日昙。下午收上海北新书局所寄书籍三十二包，又未名社者计八包。

五月三十日晴。收北新书局船运之书籍十一捆。

共计152包11捆75本。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开始“清党”，青年被捕，出版受限，鲁迅也辞去中大职务，隐居白云楼。大环境转变带来的影响，对革命形势的担忧，何去何从的人生选择时刻困扰着鲁迅。虽然鲁迅在开办北新书屋之初做了长期打算，还因为“我那时豫计该街卖书之处关门，当在我的寓所之后”[25]而将联络地址设置在芳草街而不是中大或白云楼，但是6月30日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还是动摇了：“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想关闭了，因为我不久总需离开，所以此信到后，请不必再寄书籍来了。我看看各处的情形，觉得北京倒不坏，所以下半年也许回京去。”北京最终没回去，但北新书屋却打算在八月中旬关门了。

李小峰得此消息，让正筹划开办北新书局广州分局的钟敬文找鲁迅商量合作，但鲁迅因钟敬文和顾颉刚的关系断然拒绝，说自己“情愿'不好’，而且关门”，也“不与闻答之”[26]“不合办”[27]如此决绝，倒是鲁迅爱憎分明、不妥协的性格体现。

于是，北新书屋7月开始打折促销；8月13日下午，鲁迅和许广平往永汉路共和书局商量低价移交卖剩书籍；8月15上午鲁迅约何春才、陈延进、廖立峨、许广平一起将所剩书籍包扎打包，运到共和书局点交。北新书屋所租房间交还转租的青年。

北新书屋从3月25日开张，到8月15日停售，盈利：负80元。虽然是亏本经营，但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北新书局与未名社出版物在广州的流通，扩大了广州青年的阅读范围。一时间青年争相阅读新的文艺出版物，欧阳山等主办的南中国文学会等各种文学活动和社团也活跃起来，沉寂荒凉的广州文艺界终于有了生气。

鲁迅、许广平、蒋径三在广州

              二

正如前文许广平所说，广州民国时期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双门底[28]一带，其历史可上溯至清代。从清朝中叶开始，双门底一带就是广州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聚集了西湖书院、禺山书院、羊城书院、粤秀书院等庞大的书院、私塾群和大量刻书坊，当时的提学道署、广东贡院、番禺学宫等官方教育机构也散落周边，书店汇集于此，为官员、学者、学生等选购书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民国初年，随着上海近代图书出版业的飞速发展，大牌出版机构南下广州开设分局、分馆一时蔚然成风。据《广东省志·出版志》记载，从1907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永汉北路创办分馆发行总馆出版的教科书、古籍等开始，就不断有新的书局、书店设立。1912年冬，上海中华书局在永汉北路设立分局，销售中华版教科书、儿童读物。1921年，以出版教科书和文化教育用书为主的上海世界书局在惠爱路昌兴街设分局，后又在永汉北路设立分局。1924年9月，国民党的出版机构上海民智书局在永汉北路设立分局，并以发行有关宣传国民党方针政策，孙中山、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的著书，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而著称。此外，广益书局、会文堂书局、锦章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也先后在永汉北路设立分局。一时间，永汉北路新、旧书店林立，成为远近闻名的“书市街”。到30年代初期，短短的永汉北路上，不同类型的书店已有30多家，“直到抗战前一二年，还有新的书店开张，如以出版进步书籍著名的生活书店和专营国民党政治书籍的正中书局等。这个时期，各分局在广州的发行量和月均营销量均居全国各分局之首。”[29]

鲁迅1927年来到广州时，书店经营的图书主要分为两类，许广平概括为双门底“旧书店和广雅书局的线装本”、“丁卜书店的新作品、理论性读物”大致是没错的。线装古籍承续着清末的传统，但类似“丁卜书店的新作品”虽然由于大型出版机构的南下有所丰富，却远远满足不了青年的需求，特别是新兴文艺书籍，非常稀缺。虽说到了30年代初期有所改观，但因国共两党分裂带来的风险仍然对文艺书籍的传播造成很大的制约。为了降低风险，很多文艺类书籍“均采取隐蔽销售，一般只少量分散陈列，不在书架上作大量排砌，以防损失”[30]。鲁迅在9月25日给李霁野的信中还曾提到因投稿于《莽原》而被捕的饶华超，说他“除了做那样的诗之外，全无其他的，而也会遭灾，其情形可想。”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在《民国时期广东图书出版史略述》中提到：“大革命时期，广州的不少政治机关、团体，也设立非正式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了大量的政治型图书和学术专著，形成当时出版业的一大特色。……在这众多机关团体的出版机构中，黄埔军校以其机构齐全，出版图书量大，发行网广而占有重要的位置。”[31]丁卜书店就是黄埔军校总发行所的分售处，原址位于和永汉北路相邻的惠爱中路昌兴街20号，是一间兼卖床上用品如蚊帐枕头之类的书店，主要出售新兴读物和理论读物。当时《阿Q正传》没有铅印本，只有丁卜书店和同一条街的受匡书店楼上的门市部才能买到油印的六十四开横写本，甚为畅销。鲁迅在《怎么写》中就有“偶然上街，偶然走进丁卜书店，偶然看见一叠《这样做》”[32]的记述。

《这样做》是“革命文学社”主持的刊物，当时类似的还有《做什么》《少年先锋》《向导》周报、《人民周刊》等党团刊物及一些宣传品。鲁迅在中大时，毕磊、徐文雅等青年常常送给鲁迅类似的刊物。鲁迅后来回忆：“现在还记得《做什么》出版后，（毕磊）曾经送给我五本。我觉得这是共产青年主持的，……他还曾将十来本《少年先锋》送给我，而这刊物里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做的东西。”[33]这些党团刊物常常用重要的篇幅介绍马列主义理论，为鲁迅接触马列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和文艺观提供了条件，补充了鲁迅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它们的大量产生和革命形势下广州政治宣传的声势，政治活动的开展相呼应。正如鲁迅所说：“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34]鲁迅藏书当中至今还珍藏着《做什么》第一期，可见他对这些书刊的重视。

除了丁卜书店，在广州出售新文艺书籍的还有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广州分部成立于1926年4月，在昌兴街42号2楼，一厅三房，郭沫若、成仿吾有一段时间在这里居住。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设有门市部，除办理认购创造社出版部股票，预定和出售创造社书刊等事宜外，还兼营北新等书店出版的其他书刊。鲁迅到广州不几天便去创造社访问，开办北新书屋时还向其咨询行情：“闻创造社中人说，《莽原》每期约可销四十本。最风行的是《幻洲》，每期可销六百余。”[35]鲁迅离开广州前夕，还去创造社买了《磨房问札》一本，《创造月刊》《洪水》《沈钟》《莽原》各一本，《新消息》二本。而创造社中人“坚不收泉”。次日，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感叹：“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36]表达自己的时局的无奈，对关闭北新书屋的哀叹。

1927年4月鲁迅从中大辞去教职之后，专心在白云楼编旧书、译旧稿期间，逛书店，搜购书籍的频率大大增加。查《鲁迅日记》涉及购书的相关记载共16项，大多集中在4月之后。涉足书店具体记载的有广雅书局、登云阁、商务印书馆、中原书店、商业书店等，其余多用“阅书肆”“阅书坊”等一笔带过。广雅书局是从清末就开办于广州的老书店，由张之洞开办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是广州第一间专门出版图书的独立性书局，位于离北京路不远的文明路，主要出版书局所刻的各种经史典籍，所刊无俗本，无劣工，选择之精，校雠之善，名声在外。1904年停办，1917年恢复之后称为广雅版片印行所，是鲁迅最常光顾的一家书店。鲁迅在这里购买了《太平御览》《补诸史艺文志》《三国志裴注述》《东塾读书记》《清诗人征略》等古籍。商务印书馆是第一家在永汉路设立分馆的大型书局，其广州分馆建筑由20世纪20年代初广州近代著名建筑设计师杨锡宗设计，楼高4层，外立面的线条精细，有明显的哥特式风格。鲁迅也多次光顾，《老子道德经》《冲虚至德真经》《四部丛刊》等书籍就购买于此。

鲁迅在这一时期所搜求、购买的图书大多是历史典籍，一部分和他对广东历史文物的关心有关，如广东籍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广东诗人张维屏的《清诗人征略》《松心文钞》《桂游日记》，广雅书局刊刻的《广雅丛刊》等。一部分则和他当时正在编定《朝花夕拾》，辑录《唐宋传奇集》，校定传奇小说《游仙窟》有关。比如因《二十四孝图》中“老莱子”的问题用“新近白得的薪水”“发狠买来的《太平御览》上查了一通”[37]，又在《无常》中说：“倘使要看个分明，那么，《玉历钞传》上就画着他的像，不过《玉历钞传》也有繁简不同的本子的，倘是繁本，就一定有。”[38]于是托常维钧、章廷谦四处搜购各种版本，自己也“得到广州宝经阁本，又翰元楼本”[39]。搜购各种版本的《玉历钞传》是为了寻找“活无常”之插图，但最后这企图“还是被无声无臭地打的粉碎了。只得选取标本各一——南京本的死有分和广州本的活无常——之外，还自己动手，添画一个我所记得的目连戏和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来塞责。”[40]

           结语

鲁迅1936年7月7日致赵家璧的信中说:“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41]鲁迅将他位于北京西三条的工作室戏称为“绿林书屋”。他在购置图书方面，也确实有“绿林好汉”买盒子炮的气魄[42]。然而，有时徒有气魄而无途经也常常令人扼腕叹息，鲁迅对此深有感触。也许正是这种心态，加上文艺启蒙的理想以及广州图书出版业的现状，促成了北新书屋的出现。

把北新书屋放在鲁迅人生的历程中来关照，无疑是非常微小的一件事。它的开办以及最后以亏损告终看似偶然，却有其必然性。这一过程和广州当时的时局变化相呼应，鲁迅的实干精神与不妥协的性格贯穿其间。它是鲁迅“立人”思想的延续，也是其以文艺进行思想启蒙，以社会批判来改造国民性，重建中国文化的一次具体探索与实践。

（原刊《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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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漱渝，《本色鲁迅》，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30页。

[2]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年出版社1976年，第180页。

[3]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4]坚如（毕磊），《欢迎了鲁迅以后》，1927年2月7日《做什么》第1期。

[5]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0页。

[6]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7]鲁迅，《书信·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8]杨志慎，《广州图书业发展史》，1993年《广东文史资料》第73辑，第39页。

[9]欧阳山，《光明的探索》，1979年2月20日《人民文学》月刊第2期。

[10]景宋，《北新书屋》，1927年3月31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第35期。

[11]景宋，《北新书屋》，1927年3月31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第35期。

[12]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1976年广州鲁迅纪念馆访问记录。

[13]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1976年广州鲁迅纪念馆访问记录。

[14]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15]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16]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17]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18]鲁迅，《书信·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19]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20]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21]鲁迅，《书信·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22]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23]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24]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25]鲁迅，《书信·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26]鲁迅，《书信·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27]鲁迅，《书信·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28]双门底即今北京路一代，民国时期称永汉路。

[29]杨志慎，《广州图书业发展史》，1993年《广东文史资料》第73辑，第29页。

[30]杨志慎，《广州图书业发展史》，1993年《广东文史资料》第73辑，第39页。

[31]倪俊明，《民国时期广东图书出版史略述》， 1994年《广东史志》第3期38页。

[32]鲁迅，《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33]鲁迅，《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3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35]鲁迅，《书信·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36]鲁迅，《书信·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37]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38]鲁迅，《朝花夕拾·无常》，《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7页。

[39]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40]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2页。

[41]鲁迅，《书信·致赵家璧》，《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42]陈漱渝，《本色鲁迅》，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