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离不开的“忠臣藏”
日本社会有个潜规则：
每当遭到民族危机或者社会动荡时，日本的文人们会重新拾起“武士道”的思潮，电影人会把“忠臣藏”的故事拿出来翻拍。
忠臣藏，源自德川幕府的真实故事——赤穗四十七义士忍辱负重，为主复仇的故事。
故事不复杂，用现代的美学来看，它崇高的集体主义碰撞的军国思想，甚至会遭到文化学者的强烈批判。
可仅站在日本文化角度上来看，“忠臣藏”的故事又有现象级的影响力。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忠魂义烈: 实录忠臣藏》到2010年《最后的忠臣藏》，日本在有关"忠臣藏”的题材电影有近80部。
而“忠臣藏”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被日本观众所认可，其关键因素就在于，它坚守了对传统武士道精神的弘扬与坚守。
虽然从日本走向现代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武士阶层就正式宣告了它的消亡，可由于改革本身就具有浓烈的武士意识与封建残余，武士阶层虽然消失了，但是其信仰的武士道精神却未曾离开。
而日本千年的历史与文化进程中，又逐渐将“武士道”精神又转换成了日本民族精神的底色，并渗透到了每一个日本民众的内心中去。
从某种程度上，日本观众观看“忠臣藏”的电影，类似于西方信徒们的教堂朝拜，历史进程赋予了它与众不同的文化含义。
“武士道”的溯源
虽然“武士道”的精神内核源自孔孟之道，但是根据考证的历史书籍来看，“武士”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日本的奈良时代（公元710年-784年）初期。
但严格来说，这个时候的“武士”还不具备“武士道”精神，也没有任何地位，它的责任就是：守卫封建领主庄园，或者听从领主指令入侵其他庄园。
乍一看，好像与我们中国封建王朝的那些权贵里的府兵，家兵有着相似之处，但实质上，中国封建王朝的府兵是建立在“招募制”与“豢养制”，而日本的武士身份大多数是“继承制”传过来的。
早期武士阶层身份的“继承制”实际上是一种被迫的行动，是天皇为了巩固统治，削弱封建领主的影响力的措施。
不过为了提高封建领主的生产积极性，天皇又肯定了土地上封建制的所有权：圈地内的人民只对圈地领主负责，且不能逃离封建领主的区域。
这也就意味着，在严密的等级秩序之下，农民只能能够做农民，木匠只能木匠，铁匠只能做铁匠，而武士也仅仅只能能够做武士。
而在维护封建领主家族的统治与发展的初衷下，武士也逐渐变成相对封闭的集体，成为在横向与纵向的豪强家族的互相争权中的工具与利器。
看起来好像又与我们儒家文化中的“主君”之间的“忠孝”有着关联，但实际上也真的仅仅只是在字面上有着联系，在“忠孝”的实践方面却各有不同。
- 中国儒家思想要求“忠孝”是对君主的无差别的忠，是无条件的，也是绝对从属的。
- 日本武士的“忠孝”思想则是有条件的，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
日本的武士们在出征或者守卫家园时，君主们能够给予他们家人一定人身安全的保护或者土地资源上的好处。
这里可以在《北条五代记》记载中得到考证：“没有领地, 就无须忠君, 也无须在 战场上舍命”
有些武士也认为，如果在战场上拼搏厮杀，却无法证明自己的“贡献”的话，那么自己的“死”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早期的武士崇尚道德精神，其实是一种利益关系不牢靠。
更何况在当时领地经常易主的现实困境下，留给武士们的经常是“站队”的选择难题，如果不站正确或者足够投机的话，武士们难以保证家人与财产的安全。
不过由于武士的主从关系经常是世袭制，再加上君主为稳定武士阶层的人心，与武士们构建了一种“非血缘”纽带的家庭组织形式，这也使得不少的武士从“利”与“现实”也逐渐转换成了“主动”与“规范”，当然这仅仅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在现实人性的面前，人们往往禁不起诱惑与考验。
武士道的"演变”
武士团的初衷是维护家族的统治，而也就是说“武士”的出现本身就是，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瓦解制和封建庄园发展的联合产物。
百年的战乱，武士们用一次次的牺牲与奉献换来的自己的政治地位，镰仓幕府时期确立的“家臣制度”，武士们通过战绩与忠心便能够获取君主的恩赐，并且这种恩赐与过去的从属关系的口头协议不同的是，武士们的忠心有了“制度”与“权威”上的保证。
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后，日本进入了相对的长期和平时期，原来的武士阶层也太平时期“无所事事”进入了“官僚与工商”阶层，君主也在对武士的文化素养上有了更高的要求。
于是，武士的社会性也在这里得到了强化，并在“儒家”与“佛学”以及日本本土“神道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日本武士的“武士道”精神强化了更多的学识与内容。
但是，武士阶层在社会上本身就具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这也使得部分有“学识”武士走向了“精英分子”的阶层并与群众脱离路线，但无论是传统的武士精神还是近代的武士精神，他们强调的“无私”，“礼仪”，“责任”，“集体”意识都有积极的意义。
武士，在过日本百年幕府统治历史，他们的思想意志也遗传至今。虽然人们常说日本社会的等级秩序森林，企业死板，但在硬币的另一面，日本社会下，等级秩序下的集团主义，勤勉，谦卑，礼仪，尚武，物衰，本身就是对日本武士精神积极肯定。
而这些文化的种子，也最终在后来的日本电影中生根发芽。
武士道的“电影”
“忠臣藏”电影之所以能够获得日本观众肯定与追捧，就在于每一个日本人的背后，都隐藏着武士的影子。它能够对日本观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与某种心灵净化的作用。
在日本电影代表人物黑泽明的执导下，日本“武士电影”脱离了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不再仅仅只是“武士”的崇尚精神，在黑泽明的电影中，它赋予了那些“武士”更多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文化标志，我们能够借以黑泽明的电影窥见到同期的日本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等时代的变化。
1945年，日本战败，天皇下落，传统信仰崩溃，日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降落到了极点。
黑泽明带来他的第一部武士电影《踩虎尾的男人》，重振了民族自信心。
1950年，战后重建，日本民族身份迷失，文化认同迷惘，整个日本充满着乌云的面纱。
黑泽明带来了他的《罗生门》，这部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浓墨的一笔电影，借以一起发生在平安京的凶杀案，揭露了复杂的人性与人的黑暗。
在罗生门的故事中，黑泽明把武士“贬”为了普通人。
似乎也在暗喻着：日本人的“菊与刀”的矛盾性，一面让他们与传统建立联系，而另一面却又让他们不断逃离传统的束缚，并最终迷失在过去与未来的迷惘之中。我们到底是坚韧，还是软弱？
1954年，武士回归，日本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良好的经济环境带来了内卷的“消费”循环。
黑泽明以分别代表“坚韧、友谊、武功、智慧、乐观、未来，希望”的《七武士》，肯定了日本武士的回归，民族自信心的回升。
1965年，思想危机，文化丢失，贫富差距。
黑泽明在他的《红胡子》中借古讽今，把思想的矛盾对准了当时与幕府时期高度重合的日本社会，揭示了在现代化发展中，那些脱离“列车”脱轨底层人物的生活困境与群体性不安。
1980年，资本燥热，但经济却也初见危机端倪。
黑泽明也罕见的提出推出了他的《影子武士》——借以日本战国时期大名武田信玄的悲剧，直指当前日本社会潜在“盛极而衰”的风险与可能性。
遗憾的是，灯塔般的《影子武士》，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并不被接受，投资600万美元的成本，却仅收获400万票房。“一路的高歌猛进”后彻底打戳破了这个庞大的泡沫。
日本也就此进入“失去的十年”。
当我们回顾日本的历史，电影史，以及黑泽明的武士电影，我们能够发现:
历史上，日本人留着“武士”的血缘，武士”的影子在不同时代中留下他的烙印。
电影上，武士电影的类型完善与发展又再度强化了日本人对“武士”的文化认同，“忠臣藏”的故事也在还原“武士道”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并最终化成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
这使得他们勤俭，努力，坚韧，却又矛盾，自卑，自我否定...
武士电影，就像是面镜子，日本人借此看到他们自己，而旁观的人也借此看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