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外攘内治的儒将，鸦片战争期间曾五战五捷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先后在福建、江苏任地方官。他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无论贫富，秉公断狱，被誉称为“闽吏第一”。嘉庆二十四年（1819）春，调任台湾知县，政绩卓著，受到当地官员百姓的衷心爱戴，“所至士民好之”，特别是率领台湾军民浴血抗击英国侵略军，为保卫台湾捍卫民族尊严立下不朽功勋。他诗书满腹，熟知军事，是个名副其实的儒将，《冷庐杂识》评价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

妙手稳地方

1816年春，姚莹接任福建漳州平和县知县。这里自然条件极为恶劣，除了深沟险壑，就是湍急的溪川，几乎没有多少平坦之地，百姓各自依山而居，自然形成以家族为单位的小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又十分尖锐。

姚莹到任后，决定以信、廉、威、恩四字打开局面。要立信，必须先从清理积案入手，天还没亮，便开始升堂办公，夜深人静，仍在条分缕析，每案必公，必无异议方结。令上下刮目，百姓信服。他大力倡办文化和教育，移风易俗，鼓励生产，发展经济，风气明显改观，百姓从心里敬服这位清、正、廉、明的姚知县。

由于治绩突出，姚莹被调往漳州府的首县龙溪任知县。龙溪的治理难度更大。这里的百姓习于械斗，民风强悍，结社甚多，结怨甚深，战场随处可见，命案习以为常，官府人多则一哄而散，官府人少则群起而攻。

面对严峻形势，姚莹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首先，他亲自率领县衙捕快，深夜突入势力最大、影响最坏也最为险恶的大“社”，一举将首恶分子拿下，迅速审明其所犯的一桩桩重罪，于城门处向百姓公布其罪状，并押着他们到曾经做下坏事的各地教育群众，然后召开万人大会就地正法。境内恶迹斑斑的不法之徒，闻风丧胆，敛行匿迹，治安效果大为好转。其次，发布公告，对有悔过表现的从恶者给予自新机会，劝谕他们立即改邪归正，否则，胆敢继续顶风作案必将严惩不贷。

然后，他又亲自接见乡间富有威望和号召力的族长和乡绅，晓之以理，约之以法，劝他们约束子侄，使侵夺他人土地和产业的，各自归还；烧了别人房子的，负责给人修葺好，并适当赔偿；对负有命案者，官府不再抓捕，而是由其家长自己捆送到县衙，量刑时可视为自首适度从宽。

姚莹的胆识、魄力，使一团乱麻般的龙溪迅速稳定下来。漳州知府大为赏识，不时向他征求施政方面的意见，闽浙总督也是钦佩不已，高度评价他的政绩，推他为“闽吏第一”，凡有赴漳州任官者，都指示他们向姚莹学习：“究应如何为官施政，可去问龙溪姚令！”两年后朝廷决定调姚莹任台湾县知县，漳州士民纷纷上书要求留下姚知县，随后这个任命略作调整，姚莹在龙溪再呆几个月，转年春再赴台湾，因为那里更需要他这样的官员。

▲姚莹与《康輶纪行》

道光二十五年(1845)，姚莹在西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著《康輶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他说：“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该书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抵抗外国侵略。

浴血守台湾

姚莹的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十分欣赏，皆认为“可大用”，尤以林则徐的举荐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遇事确有把握、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由于重臣力荐，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被派往台湾担任知县兼海防同知，道光十七年（1837年），被提拔为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成为台湾最高行政官员。

姚莹一踏上台湾土地，即深入民间，详细考究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他所写的《东槎纪略》五卷，至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非常注重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立学校、敦士习”“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肄业诸生学习”。他关心民众疾苦，视百姓如亲人，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

鸦片战争期间，姚莹率领台湾军民浴血奋战，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打得落荒而逃；1841年9月，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军；1842年3月，英舰阿安号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然后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军。这五次胜仗，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还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姚莹五战五捷，不失寸土的辉煌战绩，不仅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台湾人民反抗侵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