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鲁迅？——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创作”学术论坛举办
鲁迅传一直是国内传记领域最炙手可热的品种之一。这个热度，从鲁迅还在世时开始，至今未曾减弱。传达时代精神一向是传记这种文体素有功能，不同时期“鲁迅传”也呈现出所处时代的鲜明印迹；诸多版本鲁迅传代表了目前国内传记写作水平，因此其中所折射的问题也较有代表性。为总结经验，以为包括鲁迅传在内的当代传记创作和研究提供有益经验，2020年11月1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题为“谁才是鲁迅？——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创作”学术论坛。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斯日主持。
论坛开始，斯日作了抛砖引玉式的发言。首先，斯日从美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传记观中“他是谁/他是什么”“不能被制造”“言行的事后追溯”“创作并流传下的作品”等几个关键词出发，引出“鲁迅的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是不是自传”这个问题。其次，她以鲁迅在《父亲的病》《琐记》中虚构衍太太和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虚构赵良这个人物为例，并从设置人物以及为之虚构别具意义的名字等方面提出二者是否有叙事艺术上的继承关系这个问题，既而以传记叙事艺术为点题引出本次论坛主题。在论坛上，王锡荣、廖久明、刘永春、朱旭、张元珂、黄海飞等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就此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王锡荣从“我为什么写《鲁迅画传》”、“我怎样写鲁迅传记”、 “鲁迅传记应该怎样写”三方面谈了自己的创作体会和观点。首先，他对“画传”的内涵作出解释，详谈创作《鲁迅画传》的经验，并特别指出“传记是一种一般地了解传主的途径，而不是研究的途径，特别是开展专题研究的途径”，“传记的任务应该是总体上介绍传主，综合地、恰当地评价传主”。其次，在谈及当前鲁迅传写作现状和未来发展态势时，他认为新的“鲁迅传”还会不断出现，鲁迅传记的面貌会不断变化；新的研究大家也会出现，也会不断挑战甚至颠覆原有写作范式；不过，至于“鲁迅传”应该怎样写，他认为不需要出规范，不需要一律。同时，他也认为，史实是写传记的基本条件，但对其理解与把握也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史实研究是一直在进步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时代所允许他达到的高度。最后指出，对于鲁迅传记创作，具备必要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结构是必须的，但至于是否能写、何时写，则完全看创作者本人各方面准备情况和意愿。
四川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廖久明以《藤野先生》为论题，从“研究藤野先生的缘起、成果及评价”、“《藤野先生》中的细节问题”、“如何认定《藤野先生》的体裁”三部分分享了自己的学术心得。一方面，他结合大量的历史照片、鲁迅日记、著作版本等文献资料，对一些日本学者质疑鲁迅的说法予以辩证分析并纠正其不合理处：“日本学者围绕《藤野先生》的五次调查是非常必要的，指出的史实问题是应该承认的，他们这种认真的态度更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但是，日本学者因为存在细节问题便认为《藤野先生》是小说的做法却不可取，甚至采取偏听偏信或无视某些基本事实的做法更不可取。”同时，对日本学者渡边襄对《藤野先生》所作评注中的“误解”或误注进行逐一校正。另一方面，他对回忆录、自传的文类概念及其本质属性予以界定、分析，认为“自传是一种特殊的回忆录，旨在通过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内容，反映作者个人生活，人格的历史”。由此出发，他认为《藤野先生》在文体上应为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录。此外，他有关“回忆录”是否具备真实性问题的分析，特别是提出“回忆录契约”概念，都给人以深刻启迪。这对于推进相关学术问题的展开和文本分析都大有裨益。
鲁东大学刘永春教授以“周氏兄弟失和事件”为论题，首先，把失和事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在当代学术史上的进程作了一个简单梳理，把鲁迅传记中对失和事件的记载作了一个汇总。其次，侧重分析这一事件在不同版本“鲁迅传”中的讲述方式和呈现效果。他结合各个时期的典型文本，详细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鲁迅传作者在叙述这一事件时的观念形态和话语效果，从而将实然存在的“失和事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失和事件”、作为传记写作对象的“失和事件”作了跨领域、跨文体的综合阐释。在他看来，失和事件的直接原因已没有办法回到现场，也没有办法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从鲁迅传记的写作来说，建立在现有史料基础上的“鲁迅传”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差距十万八千里，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不实之辞也多有发生，甚至有些大学者的论述也多有经不住推敲之处。但不管怎样，兄弟失和事件可能对鲁迅一生的意义——不管是他的生活史的意义，还是精神史的意义，还是写作史的意义——其重要性并不弱于幻灯片事件。他的梳理和论析涉及传记写作中不少前沿学术话题，比如虚构与真实问题、传记主体的介入问题、知识分子心态，等等。
湖北大学青年教师朱旭博士把1980年代以来鲁迅的传记写作作了一个梳理，着重从“写作史”意义上探讨“鲁迅传”在写法上的变迁以及发生这种变迁的内在动因。她认为，鲁迅的传记写作体现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尤其是面对现实的不同选择，从他们的感觉结构的变迁折射的其实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的脉动，或者落实到具体问题可能是学术史的问题。一方面，新时期以来鲁迅传记的写作，参与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建构，尤其是自我的建构。另一方面，当代的知识分子们如何重塑鲁迅也是他们如何重塑自身，她觉得这个是互动互涉的关系。把“鲁迅的传记写作与知识分子的感觉结构的变迁”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提出来并予以阐述，充分显示了90后学人在认知鲁迅及其鲁迅传记写作时有别于老一代学者的崭新视角、方法。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元珂以“鲁迅传记写作中的文体问题”为论题，从传记文体角度对七十多年鲁迅传写作史作整体考察，以对重点传记作家及其文本的考察为中心，以企从中吸收有利于当下创作的有益经验。他认为，鲁迅传向来注重“写什么”，而忽略或弱化“怎么写”。这使得鲁迅传在文体探索与实践方面一直难有突破；新时期以前，动辄大段征引原文，叙述干巴、枯索、滞涩，学术话语与审美创造的不兼容，等等，致使鲁迅传可读性差，难以流传于后世。在创作实践中，作者普遍忽视鲁迅传的文体问题。新时期以后，钱理群、王晓明、吴俊、张梦阳等几位学者的鲁迅传陆续出现，标志着我国鲁迅传在文体探索与实践方面有了不小突破。当下以及未来的鲁迅传写作，若要有大突破，必以文体创造为先。“怎么写”或者说文体问题已经被提高到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是衡量一部鲁迅传是否成功的第一标志。
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在2020年举办的第二期论坛。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每年举办四期论坛，每期一个话题，旨在对传记领域前沿学术问题予以及时跟踪、阐释，以服务于当代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
（摄影 黄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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