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持续千年的政教恩怨：人民是上帝的孩子，还是红尘的过客？
教皇给皇帝加冕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一直起起落落。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向往彼岸世界的信仰者为什么要控制世俗政权，国王又是如何应对的？
一、基督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西方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对宗教的虔诚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令东方人难以想象的是，基督教竟然对西方世俗世界有着巨大的塑形作用。哈佛大学教授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写道：“西方世界更像是一种按照规律设计出来的产物，而这样的设计则肇始于基督教的一场革命。”
基督教对西方世界的重要性，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尽的。在封建时代，领主和教士是欧洲最显赫的统治阶级，如同皇权社会中的皇帝和大臣一样，领主和教会的政治理想当然决定着欧洲的历史走向。
信仰原本是关乎天国的事，但却不得不通过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却实现。信仰者既是某一教区的宗教团体中的一员，又是某庄园或城市中的一份子。在欧洲中世纪的土地上，人们大多先将自己归为“上帝的孩子”，然后才把自己看为“尘世的过客”。因此说，信仰对欧洲社会的重要性就在于，在国王的政治力量之外，基督教将欧洲的世俗政治细分为“世俗与神圣”两个部分。
电影《教皇诞生》剧照
二、古典时期教会与王权的合作扶持
《圣经·旧约》中有不少卷都在描写以色列国家的“政教关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部落规则起主要作用的时代，以色列国家的权力主体既出自领兵打仗的国王，又来自负责管理和协助国王的先知。神权与政权的“缠绕”从此便扎下了根基。
以色列的“部落国家“时代：君主与祭祀共治
其实，在罗马帝国衰亡时，基督教在帝国境内已经因统治者的支持而加速壮大。在东罗马帝国的社会体制内，教会形成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权力系统。从大主教到祭司再到教会基层人员，这样严格按照规定组织起来的体系是帝国官方教会所推崇的。其目的是为了合乎帝国政府所规定的“章法”。
三、教皇革命：欧洲教俗权力关系的新界定
在帝国陨落后，这种“教会服从于行政命令”的传统被日耳曼王族们继承下来。我们都知道查理大帝受洗皈依教门的故事，似乎这个故事向人们暗示着：若你不与基督教发生关系，则无法找到更好的令世人服从的“精神武器”。但我们可能忘了，查理大帝与教皇按照约定行“授职礼”之后，他又僭越了教皇的权力，亲自为自己的儿子授予象征王权的权杖。
查理大帝加冕礼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教会常常迫于形势向这些蛮族国王做出必要的妥协。比如：教士们不得不接受国王饮酒、重婚、崇拜偶像等一系列教会所不容忍的坏习惯。在政治上，教士们也因极力想获取国王军队的保护，而无奈地接受一些“臣服”于世俗权力的举动，比如出席活动时站在国王的后方而不是并肩等等。
但是，直到11世纪末期，终于出现了一位期待为教会恢复“以色列时代的荣光”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格里高利七世是一位权倾教廷的人物，他成功动用了来自教会的“绝罚权”，处罚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在他的推动下，欧洲教会逐渐开始向《圣经》及使徒和圣徒们所描述的“理想状态”改进。
格列高利七世
格里高利命令已经结婚的教士离婚，并且核查各个教区所管辖的财产。他主张在教会内部重新整理风纪，以此把教会变成“脱离世俗”的组织。他最重要的要求是，强调教会内部的主教授职权应当“重新还给教会”。也就是说，他试图挑战在西欧社会存在了几百年的政教关系。在他的努力下，教会终于脱离了世俗的管辖，成为了独立的社会权力来源。
亨利四世带着全家向教皇格里高利道歉
四、宗教改革是对教会权力的打压
有人说，宗教改革是对基督教的再一次复兴。因为改革宗将本已陈旧“不合时宜”的古典教条改革成为适应新社会的新教，所以基督教才能持续焕发她的生机。将宗教改革作为基督教的复兴是准确的，但是，这种改革却是对教会的一次打压。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改革派的领袖均成功与世俗政权结成了联盟。由于他们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教条主义的不满，更是对教廷及数百年来延续下来的教规的抗议。因此，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力量对比因为宗教改革破坏了平衡。
加尔文
基督教在这次斗争和改革中重新获得了大部分信徒的认可。对教会的不满则直接导致大量的天主教徒皈依新教，而新兴起的工商业者和小资本家们也更愿意选择平均主义的新教。在城市和工商业逐渐发育起来的同时，人们对绝对教权的厌恶导致教权的衰落和绝对王权的兴起。当然，一旦人们将追求自由付诸行动后，绝对王权也将像天主教在欧洲精神世界的失势一样，没落到底。
宗教改革开启了教会权力的衰落
文史君说
千百年来，政教关系一直伴随着斗争此消彼长。在如今的世俗社会中，政教关系似乎越来越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了。因为我们早已把对“上帝代言人”教皇的信赖，奉献给了自由和理性，以及随之伴生的现实主义。
参考文献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
侯建新：《欧洲文明形成中的宗教因素》，《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瓷国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