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润安 | 怀仁丹扬王墓补考

怀仁丹扬王墓补考

倪润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关键词：怀仁丹扬王墓 北魏 墓主人 砖画与壁画

摘要：本文对正史记载的九位“丹扬王”的官爵变迁和丧葬情况逐一考察，将山西怀仁县丹扬王墓墓主人的生活时代缩小到北魏时期，然后根据墓葬形制的特殊性，推断是孝文帝时期重臣刘昶与三位公主夫人的合葬墓，后因迁葬而空穴。并对该墓出土人物画像砖和甬道壁画的文化来源稍做分析。

据清光绪年间修《怀仁县新志》所录石声扬文《丹阳王墓并序》的记载，山西怀仁县丹扬王墓曾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土人(即当地农民)耕地”时塌出，农民遂入墓室探看，见“墓中四壁俱用砖甃，砖分横竖，横砖上刻鸟兽花卉，竖砖上刻'丹阳王墓砖’五字”，“向南一门深而黑，土人不敢入。邑侯闻之，验后复封”；石声扬继而考证墓主人为北魏叔孙建，但又表示“似难征信”[1]。1993年，由于暴雨引起地表下陷，丹扬王墓再现天日，并经考古发掘。时隔17年后，该墓的大部分资料得以公布[2]，证实石文对墓内情况的描述基本属实。王银田还对墓主人姓氏进行了新的考证，认为是北魏刘昶及诸位夫人[3]。该墓规模巨大，在墓葬形制、墓葬壁画、随葬画像砖和花纹砖等方面，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其墓主人如确为北魏刘昶，将是研究北魏平城墓葬文化的又一重要支点，同时也将加深对南北朝文化交流状况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力图更多地揭示该墓发掘资料所提供的信息。

一

经检录，正史中先后记载了九位“丹扬王”，其写法为“丹阳王”或“丹杨王”，而且“丹杨王”写法仅见于《晋书》和《北史》。对这些丹扬王的身世和丧葬情况做一辨析，有助于进一步确认怀仁丹扬王墓的时代和墓主人姓氏。

1. 后燕慕容瓒(买得)

后燕建兴八年至九年(393～394年)，慕容垂灭西燕慕容永时，“乃发步骑七万，遣其丹杨王慕容瓒、龙骧张崇攻永弟支于晋阳”，待到“永师大败，斩首八千余级，永奔还长子。慕容瓒攻克晋阳。”[4]北魏皇始元年(396年)，拓跋珪趁慕容垂死、慕容宝新立之际，亲率大军四十余万进攻后燕，首取晋阳，“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大惧，将妻子弃城夜出，东遁，并州平”，又“诏辅国将军奚牧略地晋川，获慕容宝丹阳王买得等于平陶城”[5]。“平陶城”即今山西平遥，正在晋阳(今太原)附近。从时间和地理位置看，慕容垂时期的丹杨王慕容瓒和慕容宝时期的丹阳王(慕容)买得应是同一人。

2. 北魏元太毗

北魏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征赫连昌，分诸军，其前驱中有廷尉长孙道生、后继中有将军元太毗[6]。此二人后来又被派往抵御南朝刘宋兵马的前线。神䴥三年(430年)六月，“诏平南大将军、假丹阳王太毗屯于河上”[7]。《魏书·长孙道生传》则言“昌弟定走保平凉，刘义隆遣将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诏道生与丹阳王太之屯河上以御之。遂诱义隆将檀道济，邀其前后，追至历城而还。除司空，加侍中，进封上党王”[8]，这里的“太之”应是“太毗”之误。

3. 北魏叔孙建

神䴥三年(430年)十一月，寿光侯叔孙建“除平原镇大将，封丹阳王，加征南大将军、都督冀青徐济四州诸军事”[9]，替换了五个月前才驻防前线的平南大将军、假丹阳王元太毗。以元太毗的王号转封叔孙建，史书未载其因。从前引《魏书·长孙道生传》看，太毗赴前线后，建功不多，邀击檀道济的战役中，长孙道生立功封王，而太毗未见被封赏，反而是不久以后被叔孙建取代。结合前后情况，我们以为太武帝设置“丹阳王”，是有其目的的，丹阳地在南朝，离建康很近，以“丹阳王”抵御南朝之兵，震慑之意甚明。但在初设此王位时，大概没有十分合适的人选，才以皇族元太毗暂时代理，即“假丹阳王”。而叔孙建其时恰在对刘宋的战争中连立奇功，“威名南震，为义隆所惮”[10]，遂成丹阳王不二人选。叔孙建“太延三年(437年)薨，时年七十三。世祖悼惜之。谥曰襄王，赐葬金陵。”[11]关于北魏金陵的地理位置，虽有争议，甚至有人认为金陵有三处，分别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山西右玉县大南山一带[12]，但皆与怀仁地界无关。

4. 北魏李嶷

李嶷为外戚，北魏献文帝元皇后李氏之兄弟、太宰李峻之弟，父李方叔为刘宋济阴太守[13]。文成帝太安(455～459年)中，李嶷与妻弟刘藻从南朝“俱来归魏”[14]。和平六年(465年)五月，献文帝即皇帝位，六月封繁阳侯李嶷为丹阳王[15]。自此，北魏“丹阳王”封号开始给予南朝来降、并与北魏皇室有姻亲者。后有刘昶、萧赞二人，皆尚公主。

5. 北魏刘昶

刘昶，刘义隆第九子，封义阳王，因被宋前废帝刘子业疑有异志，而恐惧降魏[16]。和平六年(465年)九月，“刘子业征北大将军、义阳王刘昶自彭城来降”[17]，“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封丹阳王”[18]。我们知道“丹阳王”封号同年六月刚刚给予李嶷，才过了三个月就转封给刘昶。可见，北魏对丹阳王的人选一直有深远的考虑。在南北战争之际，授予像叔孙建这样武功卓著的大将，可示威慑；在和平之际，授予南朝降臣，则是怀柔之策。而刘昶身为刘宋宗王，显然要比李嶷仅是太守之子，要更为合适。

刘昶入魏后，先后娶了三位公主，初为武邑公主，“岁余而公主薨，更尚建兴长公主”，皇兴(467～471年)中，“公主复薨，更尚平阳长公主”。太和十年(486年)，孝文帝开建五等，转封刘昶为齐郡开国公、宋王。太和十八年(494年)，刘昶“除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大将军”，重返彭城，并“豫营墓于彭城西南，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发石累之，坟崩，压杀十余人。后复移改，为公私费害”，太和二十一年(497年)“薨于彭城，年六十二”[19]。

6. 北魏萧赞

萧赞，本名萧综，梁武帝萧衍之子，实为齐东昏侯萧宝卷遗腹子。得知身世后，他愤而投魏。孝昌元年(525年)秋，抵达洛阳，“授司空，封高平郡开国公、丹阳王”。建义初(528年)，尚帝姊寿阳长公主，出为齐州刺史。尒朱兆入洛后，“公主守操被害”，萧赞“弃州为沙门”，“至阳平，遇病而卒，时年三十一”。普泰末(531年)，“敕迎其丧至洛”，“以王礼与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538年)，吴人盗其丧还江东，萧衍犹以为子，祔葬萧氏墓焉”[20]。可见，萧赞初葬洛阳，后迁葬于南朝齐、梁帝陵所在的丹阳境内。

7. 北齐李祖勋

图一 北魏平城地区前、后双主室墓葬形制
1. 湖东北魏一号墓 2. 永固陵 3. 司马金龙夫妇墓 4. 怀仁丹扬王墓(示意图)

李祖勋为外戚，北齐文宣帝高洋皇后为其姐妹。“齐文宣以其女为济南王妃。除侍中，封丹杨郡王，寻改封公。济南即位，除赵州刺史。济南废，还除金紫光禄大夫。大宁中，昭信后有宠于武成，除齐州刺史。赃贿狼籍，坐免官。复起为光州刺史。……又除西兖州刺史、殿中尚书。祖勋无才干，自少及长，居官无可称述。卒，赠尚书右仆射。武平中，将封后兄君璧等为王，还复祖勋王爵。” [21]济南王是北齐废帝高殷被废后的封号，是高洋和李后的长子、太子[22]。李祖勋身为皇后之兄弟，又为太子之岳父，一时颇受宠遇，曾封为“丹杨郡王”，不久改封为“丹杨公”。在他死之后，到武平(570～576)年间时，北齐后主又恢复其王爵。但从后世记载其谥号为“丹杨文孝公”[23]看，这次死后追赠并没有被其家族真正接受，当然也不会因此掘开墓葬，特为砌入“丹扬王墓砖”。

8. 北齐高仁直

高仁直，又名仁统、统，北齐武成帝之子，天统三年(567年)被封为丹阳王[24]。北齐承光元年(577年)后主、幼主及诸王被北周俘虏，“俱送长安”，“至建德七年(578年)，诬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及延宗等数十人无少长咸赐死，神武子孙所存者一二而已”[25]。史书又载“寻后主穷蹙，以廓为光州，贞为青州，仁英为冀州，仁俭为胶州，仁直为济州刺史。自廓已下，多与后主死于长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获免，俱徙蜀。”[26]可见，高仁直不在“所存者一二”之列，与后主同死于长安，其墓葬不会建造在离长安甚远、且无任何关系的怀仁。

9. 五代吴国杨溥

杨溥，唐末吴王杨行密幼子，“初封丹阳王”，“徐温乃推溥为主，复僭伪号”；“晋天福二年(937年)，溥不得已逊位于(李)昪。昪迁溥于润州，筑丹阳宫以处之。溥自是服羽衣，习辟谷之术，年余以幽死。”[27]杨溥为五代吴国君主，虽被废，死后也必葬在南方。

基于上述分析，可直接排除叔孙建、萧赞、李祖勋、高仁直、杨溥五人为墓主人的可能性。余下四人皆亡于北魏时期，说明简报以该墓为北魏墓葬的初步认识是正确的。至于其中谁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将依据墓葬本身提供的资料做进一步判断。

二

怀仁丹扬王墓为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前室两侧的左、右侧室组成。可惜简报没有发表墓葬形制图，今据文字说明做一示意图(图一，4)。

该墓虽有侧室，但其主干结构为前、后双室。这种形制在平城地区并不多见，其他例子目前只有湖东北魏一号墓(图一，1)[28]、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夫妇墓(图一，3)[29]、太和五年(481年)起建的冯太后永固陵(图一，2)和太和十五年(491年)规建的孝文帝虚宫万年堂[30]。这几座墓除湖东一号墓年代不确外，其它都建于太和年间。它们的出现是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相关的，映射的是冯太后、孝文帝二圣并尊的政治格局。随着冯太后的去世和影响力的减弱，这种形制在新都洛阳就不再继续发展，转而全面流行单室墓。惟宣武帝景陵[31]中有一段甬道貌似前室，但规模已大大缩小，顶多可算做前室的孑遗。云冈石窟中双窟及前后双室窟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此现象，在双窟中第7、8窟和第9、10窟都是前后室结构。我们看到，双窟及前后双室窟也只存在于云冈二期，即471年至494年之间或稍后，孝文迁洛后就迅速消失；宿白先生认为本期流行开凿双窟的做法，应是当时北魏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临朝的反映[32]。而平城地区前后双室墓同云冈前后双室窟、双窟出现的背景是一样的，都是冯太后、孝文帝共同执政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是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因此，其出现时间应在承明元年(476年)冯太后“复临朝听政”[33]、二圣共治局面稳固形成之后。慕容瓒、元太毗二人的事迹皆在北魏初期，此后无闻，活到476年以后的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

该墓墓室规模巨大，主室和侧室平面皆呈弧方形，二主室边长均为5.9米，面积约为34.8平方米，二侧室边长均为5.2米，面积约为27平方米。在平城地区，这样的规模已可与北魏帝后之陵媲美。冯太后永固陵，前室面积约为16.2平方米，后室面积约为43.7平方米；孝文帝虚宫万年堂，后室面积约为32.3平方米。可见墓主人身份十分尊贵，待遇如同皇室。这样的人会是什么来历呢？我们又看到司马金龙夫妇墓也几乎享有同样的待遇，其前室面积约为20.2平方米，后室面积约为36.8平方米。司马金龙是亡命而来的东晋宗室的后裔，而刘昶是北奔的刘宋宗王，恰有着相似的身份与经历。史书也记载，孝文帝对刘昶历来颇为看重，死后让其享尽哀荣，亲自“为之举哀，给温明秘器、钱百万、布五百匹、蜡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袭，赠假黄钺、太傅、领扬州刺史，加以殊礼，备九锡，给前后部羽葆鼓吹，依晋琅邪武王伷故事，谥曰明。”[34]加九锡之礼，已是皇帝能给臣子的最高礼遇了。

在其他双室墓中，像丹扬王墓这样设有侧室的只见于司马金龙夫妇墓。而后者只有一个侧室，面积约为8.2平方米，与两主室的面积相差甚远，附属角色明显。相比之下，丹扬王墓的两个侧室就颇为突出，其面积只比主室略小，其作用不像是主室的配角那样简单。

再三比较的结果，刘昶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于李嶷。而且，李嶷受封“丹阳王”后不久就被刘昶所替代，料想转任他职，在后者恩宠日盛的情况下，他在墓葬中仍坚持使用一个短暂的过去封号是难以想象的。现在的问题是，刘昶死时已改任宋王，且死于彭城，远在怀仁的“丹扬王墓”会与他有关吗？从前面的相关引文中，我们了解到刘昶有豫营坟墓、与三位公主夫人同葬的做法。既然他在彭城如此，是不是在平城的时候也做过？豫营墓葬时，既要顾及亡者，又要考虑生者。一般情况下，前室主要放置随葬品，刘昶与现任公主夫人同葬后室，另两位公主各安一侧室。由于三位公主地位平等，墓室之间的规模不能悬殊太大，这都与丹扬王墓设计成四室、两侧室又不啻主室的特点吻合。

确认怀仁丹扬王墓为刘昶豫营的夫妻冢，即能推断该墓的年代范围。该墓既然是为四个人营建，定是在刘昶娶了第三位公主之后，最早亦在皇兴(467～471年)中。另外，按照前论前后双室墓出现的时间，不能早于476年，就把上限时间进一步拉晚。又墓中使用“丹扬王”封号，其下限自然不超过太和十年(486年)刘昶转封宋王之时。因此，该墓年代在476～486年之间。

图二 丹扬王墓男侍者砖及相关比较
1. 怀仁丹扬王墓 2. 南京油坊桥贾家凹画像砖墓 3. 云冈第13窟东壁 4. 云冈第11窟南壁

该墓一经建成，先亡的两位夫人武邑公主、建兴长公主的灵柩就有了正式安葬之所，势必要迁入而没有理由继续临时安厝。墓内出土遗物虽极少，但仍能说明该墓曾经使用过，金箔屑、铅块或为葬具、用具上的装饰物，粗麻织物或出自衣物、裹布之类。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命刘昶赴彭城任职，刘昶“固辞，诏不许”[35]后，知不能再返回平城，而须举家迁徙，除了生宅，还有坟墓。所以，刘昶到了彭城，修缮完旧宅，就开始豫营新墓。而建于怀仁的旧冢随着两位公主灵柩的迁离，也就成为废弃不用的空墓。墓室内除未见棺木、骨架外，也没发现任何成形的随葬器物的痕迹，说明这次迁葬非常彻底。

三

该墓前、后室及四条甬道都砌有画像砖和花纹砖，内容分文字、人物、鸟兽、花草四类。这种做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于南方地区，亦印证了墓主人的来历。又每一砖的画面均可独立成图，不见刘宋中后期从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36]起开始在南朝常见的大幅拼镶砖画，说明丹扬王墓在以墓砖作图的手法上仍继承的是建康及其附近地区东吴两晋时期墓葬的传统[37]。

丹扬王墓人物纹砖，内容为男侍者，它们并非单块布置，而是以相同的多块砖(如五块)相连成排布列(图二，1)[38]。在同时期或稍早的南方地区见不到基本相同的例子。南京姚家山东晋晚期M3中，男侍者砖和女侍者砖各自每两块一组成排布列，但每组之间要隔10块砖[39]。江苏邗江包家大队M1中，男侍者砖和女侍者砖各自每四块一组成排布列，但每组内的侍者砖互不相连，中间还要间隔一块素面砖[40]。南京油坊桥贾家凹画像砖墓中，侍者砖相连成排布列，侍者并不是都相同，但有多块相同的砖连在一起的(图二，2)[41]。可以说，后二者与丹扬王墓的做法已很相近，但它们的年代都属南朝梁、陈时期[42]，要晚于丹扬王墓。再看云冈二期石窟，服饰一致、拱手侧立、相连成排的鲜卑供养人形象(图二，3、4)[43]则具有与丹扬王墓人物纹砖相同的构图范式，时代也相当。至于对鸟对兽纹、忍冬纹所受北方艺术的影响，王银田的考证[44]已较明晰，不再赘述。

丹扬王墓内还绘有壁画，甬道东、西壁各绘一位三头六臂的门卫武士，手持兵器，脚踩怪兽，头部两侧空处以花朵点缀，其性质应当是反映宗教色彩的护法天王。固原北魏墓漆棺前档上，也见佛教神像左、右对置的画面[45]。司马金龙墓石棺床浮雕上的伎乐天和永固陵墓室石门框上的捧莲蕾天人图像，都与云冈第二期石窟如第九、十双窟中开始出现的大量天人形象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46]。这些日益多见的将佛教因素引入墓葬的做法，是北魏中期统治者们进一步接受佛教信仰的反映，由此还引发了北魏帝后陵园布局的一次创新。永固陵布局设计上的首创之举，就是将陵寝与佛寺结合起来[47]。

总之，丹扬王墓内墓葬图像的内容，更多的是受北魏艺术风格的影响。这令我们从一个侧面得窥南朝流亡人士在北魏的生存状况。在孝文帝正式启动汉化改革之前，刘昶等南人即便对南方文化恋恋不忘，也须隐晦而顺从北俗。

[1]李长华修,姜利仁纂,马蕃续纂.怀仁县新志：艺文上，艺文志续刻(第9卷)[M].清光绪九年(1883)刻，光绪三十一年(1905)增补续刻本.

[2]怀仁县文物管理所.山西怀仁北魏丹扬王墓及花纹砖[J].文物,2010(5).

[3]王银田.丹扬王墓主考[J].文物,2010(5).

[4]晋书：慕容垂载记(第12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88-3089.

[5]魏书：太祖道武帝纪(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28.

[6]魏书：世祖太武帝纪(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72.

[7]同[6]:76.

[8]魏书：长孙道生传(第2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645-646.

[9]a.同[6]：77-78. b.魏书：叔孙建传(第2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705.

[10]同[9]b.

[11]魏书:叔孙建传(第2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705.

[12]古鸿飞.北魏金陵初探[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13]魏书:李峻传(第8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24.

[14]北史：刘藻传(第4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66.

[15]魏书：显祖献文帝纪(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5.

[16]魏书：刘昶列传(第5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07.

[17]同[15]:126.

[18]同[16]：1307.

[19]同[16]：1307-1311.

[20]魏书:萧宝夤列传附从子赞传(第5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25-1326.

[21]北史:李顺传附希宗子祖勋传(第3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16-1217.

[22]北齐书:废帝纪(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2：73.

[23]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上(第72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12.

[24]a.北齐书:后主纪(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0. b.北齐书:武成十二王传(第1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2：159. c.北史:齐本纪下第八后主纪(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9.

[25]同[24]a：111.

[26]同[24]b：164.

[27]旧五代史:杨行密传附溥传(第13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6：1783-1784.

[28]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J].文物,2004(12).

[29]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J].文物,1972(3).

[30]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J].文物,1978(7).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J].考古,1994(9).

[32]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C]∥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30,136.

[33]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第1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8.

[34]同[16]：1311.

[35]同[16]：1310.

[36]a.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J].文物,1960(8,9). b.韦正.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J].文物,2005(4).

[37]徐娜.南京地区六朝墓砖花纹与画像的类型和分期演变[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8]该墓男侍者画像砖五连排的图像可见《北朝研究》1995年第1期第56、57页之间的图版插图。

[39]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姚家山东晋墓[J].考古,2008(6).

[40]扬州市博物馆.江苏邗江发现两座南朝画像砖墓[J].考古,1984(3).

[4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油坊桥发现一座南朝画像砖墓[J].考古,1990(10).

[42]武翔.江苏六朝画像砖研究[J].东南文化,1997(1).

[43]王恒.云冈石窟佛教造像[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4：138-139.

[44]同[3].

[45]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46]林圣智.墓葬、宗教与区域作坊——试论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图像[J].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四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印行，2008:13-21.

[47]a.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J].文物,1977(11). b.张庆捷.北魏永固陵的考察与探讨[C]∥郎保利主编.而立集——山西大学考古专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32.

原载《考古与文物》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