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田麻矢：个人全集编纂的困难、趣味与高明
评者虽然爱读废名（本名冯文炳，1901-1967），对其作品却并无研究。不过，当《废名集》（以下称为“本集”）入手的时候，我就确信这将使废名研究的基础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由于，正如主编王风先生半自嘲的回顾一样，彻底的“原文尊重主义”遍布于这六卷本的每一个角落。下文将尝试在本集前言、后记的基础上，主要针对《废名集》的编纂方针（而不是废名作品本身）作一评论。对编纂的关注超过了内容本身，这样的书评也许是不守规矩的，不过在我看来，编者全力以赴解决的课题，并不仅仅限于废名一人，而是有志于民国作家研究者所全体共通的。不管怎么说，本集具有这样进行评论的价值。
由于日记与私人信件未经采入，本集出于一种严谨的态度，才命名为《废名集》而不是《废名全集》。至于作家本人所公开发表的文章，则恐当已是无所遗漏，全面收录的。废名在民国时期作为作家活跃一时，但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著述却几乎都是教材了。这样的风格激变大约并不只有废名是如此，不过，要将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以我们所习见的个人全集形式编纂成型，则甚为困难。本集以共产党进入北平的1949年2月为界线，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文体为次，下编以年代为次，这一处理兼顾了体例统一与阅读便利两方面，是成功的。
说起来，个人文集编纂，在中国当然是自古至今行之不废的事业。无论是对研究者还是对一般读者，为了要了解某位作家的全貌，首先到图书馆或书店探寻的便是个人全集。全集编纂可以说是会成为作家研究根本的基础性工作。据王风的前言所述，他的这一工作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努力：（1）对作家文章的全面汇集。（2）各版本的比较择定。（3）校勘。为了完成这一看似理所当然的工作，王风却不得不花费了十二年以上的时光。下面即参照“前言”，一述其中艰难。
（一）网罗所有作品之难。
民国作家的作品，在编辑出版单行本之前，多半已经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杂志方面现在已经有了便于利用的目录专书，新闻副刊就大抵只能去一卷卷摇微缩胶卷，从中耐心搜索有可能使用的笔名了。
（二）版本比较、底本择定之难。
编纂全集，向来尊重初版。编者则提出，如果是作者在生时的改版，那么后出版本由于订正误植等工作，完成度更高，应当认为是更有价值的。尤其对鲁迅、周作人、废名这样脱稿以后基本上就不再修改内容的作家，再版以降的修改纠正了初版的技术性失误，是更值得宝贵的。只是，和古典文献不同，人们认为对现代文本收集不同版本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只收藏初版。故而本集除了仅有的例外（《竹林的故事》），都是以出版为底本，以其后发现的再版以降的版本为校勘对象的。
（三）文本校勘之难。
编者谈到，校勘原本应当是研究者（编者）的工作，而不是出版社（编纂者）的工作。实际上，古典文学的文本校勘，本身就被视为具有高度价值的研究者业绩。然而，现代文学并不是这样的。如编者所言，甚至连民国时期文学家全集中最为标准版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都不但没有“编辑凡例”，而且没有“校记”。虽然对其版本流变有所介绍，但究竟全集所据的是第几版？是否曾对校其它刊本或手稿本？若曾对校，所据者何？读者对这些都是无从得知的。
本集全面采用了陈垣所提倡的“校勘四法”中最为基本的“对校”（对同一原稿，将所有版本中最少错误的作为底本，以其余所有版本作巨细无遗的对照校勘）。以小说集《桃园》为例，除了初出的报刊版之外，单行本出至四版之多，这样一来，就须共作五次校阅，注明所有的异同。对本集全六卷的校勘，不难想象其工作量的庞大。复次，必要时更应用陈垣所说的“本校”（比较同一原稿前后的文字一同，订正错误）和“他校”（对照与原稿相关的其它书籍），而极力避免“理校”（基于编者本人判断的校正）。这一校正的全部过程，都明确记录在本集中，提供给读者字句前后变迁的所有轨迹。这可以说就是编者所抱有的校勘理想，“消除版本差异，恢复文本的原始面貌”吧。此外，关于繁体改简体，作者的生造字和通假字的再现，随时代变化的标点符号等问题，编者在以“恢复文本的原始面貌”为首要任务的同时，寻求与表记法规定和出版社方针相协调的最善之策的过程，更是富于戏剧色彩的。
“应当像现代文本一样读古典，像古典一样读现代文本。”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论文作法》如是言。对现代文学文本施以古代典籍一样的严密校勘，进而追求使读者能迅速查对各版本的便利，应当要有这样的“现代文献学”。这一点，也正是王风所一再申言的。收录废名的全部作品，确认至今所发现全部版本的异同的本集，无疑将成为今后编纂民国作家个人全集时的一个指针，起到示范性的作用。以评者的能力，并不足以说明本集的发现的价值，不过，其中如对原本仅发表至十七章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第十八、十九章的发现收录，仍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据这一坚定方针编成的本集，在附录中收入了座谈、采访记等废名的发言记录，还有他人为作者集子所写的序跋或家族文字，以及废名生平年表、作品编年目录和笔名录。如编者所期待的，这一附录和详细传达了诸般本状况的本文题注合并起来看，就成为废名著述的最佳目录。尤其，各卷卷首更载有编者辛苦收集的照片，其内容除了不同年代的废名像之外，还包括从故乡黄梅到北京、吉林等作家结缘地，以及废名作品的各种版本等。
此外，在本集刊行的背景有着更多的戏剧，这些和王风的个人史相重合的编纂记录而记述在后记中，是非常兴味深长的。才刚刚硕士入学的编者，便被意外赋予了编纂“全集”的重任。直到功成刊行为止，除如上所述工作上的困难之外，还受阻于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首先就是难以找到出版社。即使好不容易找到了，对方也会要求大篇幅削减收录作品，使完美主义者的作者不得不撤回原稿。这归根到底是由于，一般观念并不要求对现代文学作“完全的文本收集和校订”。已经以全集为目标，无论如何也希望珍重所有文本的编者，在终于找到北京大学出版社之前，着实经过了与好几家出版社的交涉。资料收集，以及和相关人物的往还，一直持续到即将出版的最后时刻，一旦发现了什么新文本，便从头开始进行绵密的校订更正。虽然也有借力于旁人之处，到头来，编者却是任何地方都不亲自完成便不能安心的。他一边埋怨自己，一边摇着微缩胶卷，用红笔标注修正直到脖子僵硬。面对编者如此的辛劳，有的研究者对其良心给与了高度的评价，但也有的研究者忠告编者，不必如此埋头于难以作为学术成果的朴实工作。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幽默地笑对困境，然而却决不妥协，朝着远大理想的实现方向迈进，这样的编者，不正与废名所描写的莫须有先生，或者莫须有先生的原型堂吉诃德的形象有几分仿佛吗？
编者在“后记”中写道：“现代中国作家，周氏兄弟而外，私心所喜，端在废名……尽管吃尽苦头，但也有得遂所愿的心情。”对喜爱废名的读者而言，对本集完成所感到的喜悦，只有更甚于编者；而对作家废名而言，能得到这样的编者，无疑更是最大的幸福吧。评者深深祝愿，作为“空前”尝试的本集，不会就此“绝后”，祝愿像废名一样幸福的作家今后不断地增加起来。
上文原载于日本的中国关系书籍出版社所发行的PR志，意外的是这篇小文得到了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同辈的好评，辞曰：“不曾想中国现代文学文集的编纂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经过诚实编纂的有良心的书增加了，令人高兴。甚祈拜读。”云云。期待在废名研究的同时，对现代小说编集的意识也能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