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诵读丨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
赵以德注解
《经》谓五脏相传者，必是脏气因邪并之。邪正相合，发动则有余，故得传于不胜也。今乃云肝虚之证，知其传脾。然肝虚必弱，弱则必为所胜者克，奚能传于不胜也？《脏气法时论》曰：肝欲补，急食辛以补之。欲泻，以酸泻之。今云肝虚之病，补用酸，又奚为与《内经》相反也？试尝思之，《金匮》首篇之所叙者，由人禀五行、气味以成形，形成则声色渐著。于是，四者日行变化于身形之中，未尝斯须离也。故列于篇首，以为治病之规范。此条特明于味者耳。夫阴阳者，在天为风、寒、湿、热、燥、火之气，在地成水、火、金、土、木之形，在物化辛、酸、咸、苦、甘之味。是故人之五脏从五行生数，配其奇偶，互成体用。天一生水，在体为精，在气为寒；地二生火，在体为神，在气为热。精与神配，寒与热配，二者形之始著，自合一奇偶也。天三生木，在体为魂，在气为风；地四生金，在体为魄，在气为燥。魂与魄合，风与燥配，居形生成之中，亦合奇偶。然生物者气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则成而偶，以偶生则成而奇。寒之气坚，故其味可用咸以软；热之气软，故其味可用苦以坚；风之气散，故其味可用酸以收；燥之气收，故其味可用辛以散。土兼四时，行无定位，无专性，阴阳卫气之所生，故其味甘以缓。《洪范》亦曰：稼穑作甘。味之成者，为体；气之成者，为用，有诸体而形诸用。故肝木者，必收之而后可散，非收则体不立，非散则用不行，遂致体用之偏之气皆足以传于不胜也。偏于体不足者，必补酸以收之；偏于用不足者，必补辛以散之。故补体者，必泻其用；补用者，即泻其体。因知《内经》云辛补，为其用也；仲景云酸补，为其体也。然仲景之言，亦出《内经》。《内经》谓：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岂非酸乃肝之本味？以本味补本体，不待言而可知。故正言时论补泻其用之行变化者，亦不可以为仲景相反也。又云弱水壮火，使金气不行，则肝气自愈者；水乃木之母，火乃木之子，此即母能令子虚，子能令母实之义，由子克退鬼贼故也。然不止一法，又有所谓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二者之法，常对待而立，为五行逆顺而设。逆行则相胜，顺行则相生。治相胜者，则当弱水旺火；治相生者，则当益水泻火。水能生木，于木虚者便当补水，水盛则木得受其所生矣；于木实者便当泻火，火退则金气来制而木平矣。仲景谓肝虚用此，实则不用者，意则在是。观夫《内经》治胜复之气于既复之后，两气皆虚，必补养安全而平定之，使余之气自归其所属，少之气自安其所居；初胜之际，其气为实，则泻其有余。由是以言，仲景此条之意，又未必不似于斯也。
徐忠可注解
医中有大关目，不可专指一病者，仲景于首卷，特揭数十端，以定治疗之法。此则论五行相克之理，必以次传，而病亦当预备以防其传也。问古云：上工治未病，岂真毫无所病，而先治之乎？谓五行相克之理，每传于所胜。假如见肝之病，肝木胜脾土，故知必传脾，而先务实脾。脾未病而先实之，所谓治未病也。然四季土旺，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恐实实也。其中工不晓此理，不预为脾计，则专治肝，以脾为未病而不治，逮既病而治之，则已晚矣。其实脾之法如何？谓肝之病，倘在宜补，则本脏虚，喜本脏之味，酸先入肝，故为补；心火为肝之子，苦先入心，子能令母实，故焦苦为助；脾则肝所胜者也，用甘味益之，似无谓。不知脾土能制肾水，肾水弱，心无所制，心火能制肺金，而肺为火所伤。至于肺伤而肝木荣，何也？金者木之仇也，金伤而木盛矣，故曰：肝自愈。此理甚微，故曰：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然弱肾，纵心，伤肺，原非美事，但因肝虚，故取矫枉而得其平，不得已中之妙法也。倘肝有实邪，方将泻肝不暇，可补助之，又委曲以益之乎？故曰：实则不在用之。此法即《经》所谓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之义。诸脏皆然，不独肝也。故曰：他脏准此。论曰：肝木虚，正宜资于肾水。今曰：肝之病，补用酸，助用苦，益用甘。甘者，扶土制水，使火盛而伤仇木之肺金也。将必肺之病，补用辛，助用盐，益用酸。扶木制土，使水盛而伤仇金之心火。心之病，补用苦，助用甘，益用辛。扶金制木，使土盛而伤仇火之肾水。肾之病，补用盐，助用酸，益用苦。扶火制金，使木盛而伤仇水之脾土。脾之病，补用甘，助用辛，益用盐。扶水制火，使金盛而伤仇土之肝木。是一概扶我所胜，而制我所不胜，反伤其生我者，而助我所生者。岂虚则补其母之义乎。不知此处立论，只重救受传之脏，故曰治未病。谓病之所以迁延不愈者，不忧本脏之虚，而忧相传不已，则病乃深，如木必克土之类。故以必先实脾为治肝之要妙，即为治诸脏之总法也。是故补母不若直补本脏之切；而又助其子，子能令母实，则本脏更旺；乃又扶肝木所克之脾土，委曲以制其仇木之肺金。谓既虚不堪再损，故以安其仇为急。若但执补母之说，滋水以生木，则子能令母实，肾水得助，而肺金实，其为损肝当何如？若虚则补其母，别有说也。假如肝病虚，而四季土旺，实脾之说，既不可用。即非四季土旺，而其人脾土素强，可再益脾，以使乘肝乎，即须滋肾水以润肝木矣。故曰：虚则补其母。诸脏亦如是耳。
尤在泾注释
按：《素问》云：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肝应木而胜脾土，以是知肝病当传脾也。实脾者，助令气王，使不受邪，所谓治未病也。设不知而徒治其肝，则肝病未已，脾病复起，岂上工之事哉？肝之病补用酸者，肝不足，则益之以其本味也。与《内经》以辛补之之说不同。然肝以阴脏而含生气，以辛补者所以助其用，补用酸者所以益其体，言虽异而理各当也。助用苦焦者，《千金》所谓心王则气感于肝也。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者，越人所谓损其肝者缓其中也。“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类后人谬添注脚，编书者误收之也。盖仲景治肝补脾之要，在脾实而不受肝邪，非补脾以伤肾，纵火以刑金之谓。果尔，则是所全者少，而所伤者反多也。且脾得补而肺将自旺，肾受伤必虚及其子，何制金强木之有哉！细按语意，“见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辞；“补用酸”三句，乃别出肝虚正治之法。观下文云：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可以见矣。盖脏病惟虚者受之，而实者不受；脏邪惟实则能传，而虚则不传。故治肝实者，先实脾土，以杜滋蔓之祸；治肝虚者，直补本宫，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虚实并举之要旨也。后人不察肝病缓中之理，谬执甘先入脾之语，遂略酸与焦苦，而独于甘味曲穷其说，以为是即治肝补脾之要妙。昔贤云：诐辞知其所蔽，此之谓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