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与朝鲜历史争夺——我国消失的瓦尔喀人（十二）
接续前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与朝鲜的历史争夺——我国消失的瓦尔喀人（十一）》（又名：《皇太极本无上位之理，偏有上位之实》）。
本章节又名：《最后的瓦尔喀之争，朝鲜终于臣服清朝》。
本章节没有故事性，比较枯燥，请先做好心理准备。
皇太极登基之时，正是后金处于内忧外患之时。皇太极审时度势，决定不马上进攻明朝，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后金局势逐渐好转起来。
沈阳故宫镇馆之宝——皇太极御制鹿角椅
在与朝鲜关系方面，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对朝鲜笼络与和睦的政策，即位之初便出兵朝鲜，发动丁卯之役。后金大获全胜后双方于平壤盟誓，结为“兄弟之邦”。天聪元年（1627年）3月，朝鲜与后金议和过程当中，阿敏向朝鲜提及出兵的七大缘由，其中前两条与瓦尔喀有关：“向者我军往取我属国瓦尔喀时，尔国无端出境，与我军相距，一也；乌喇贝勒布占泰之屡侵尔国也，尔以乌喇属我姻戚，求释于我，我为劝谕息兵，尔曾无一善言相报，二也。”第一条指庚子年（1600年）努尔哈赤收复老土过程中，协助老土攻伐马赤哈时遭到朝鲜具滉等人的反击一事，第二条则是1607年努尔哈赤以帮助朝鲜抵制乌拉攻击藩胡为由所发动的乌碣岩之战。平壤盟誓仅提出朝鲜应及时送还逃至朝鲜的“满洲俘获剃发之人”。五月在致朝鲜的国书中进一步要求朝鲜“若金汉人及擒获丽人，有逃至贵国者，亦即查出”。由此观之，丁卯之役中，后金向朝鲜索要的人口为“逃人”，瓦尔喀人显然不属于逃人，然而后金要求朝鲜送还人口的范围不断扩大，瓦尔喀人也成为朝鲜必须查出并送至后金的对象。努尔哈赤时期图们江瓦尔喀人已基本被搜掠殆尽，皇太极与朝鲜建立兄弟乃至君臣关系，故这一时期双方的瓦尔喀之争极少直接爆发正面冲突，以后金强令朝鲜主动察出境内瓦尔喀人并送还为主。但也有个别的战争强索行为。天聪五年（1631年）二月，皇太极派孟阿图征服瓦尔喀，俘获近三千人以及人参、各色皮张等大量财物。
皇太极天聪钱
天聪六年（1632年）二月，朝鲜收到后金国书，要求其“刷镜城胡种甚力”，否则必有“出送胡差恐吓之患”，是皇太极即位后首次向朝鲜提出送还瓦尔喀人的要求。然而朝鲜并未同意，认为“所谓庆兴会宁等住在胡种，岁月已久，或有死亡者，或有因嫌诬诉者，非但査出甚难，元系未附金国之前，以藩胡遗种，设有投来仍住之事，到今诿以金人而请刷，实是誓前事，似甚不可”。朝鲜不愿送还六镇中所居住的女真人主要原因是朝鲜并不认同居住于朝鲜的瓦尔喀人及其后裔为丁卯之役后逃至朝鲜的金人。由于朝鲜拒绝，该年三月，皇太极派差人狼革赴朝鲜要求“刷还六镇藩胡之隐匿者”，并在国书中详细列出所需送还的金人姓名，要求朝鲜送还的人数达五十余人。
按朝鲜说法，皇太极此时突然提出索还瓦尔喀人要求，应当是与胡译梁戒玄结交朝鲜奸人梁景鸿后的故意唆使有关，对后金的要求仍置之不理。这被后金视为朝鲜轻视后金，妄图背盟的表现，反而激发了后金必索瓦尔喀人的欲望。是年九月，后金致朝鲜国书中称：“后许置而不索者，乃贵国逃民，岂曾言我国金人骨肉连属者置而不索？”此书明确了刷还瓦尔喀人不受丁卯年盟誓限制，无论瓦尔喀人来到朝鲜时间是否在丁卯年之前，均不属于逃人，而属于必须归还的“金人骨肉连属者”。此后，后金加强了对瓦尔喀人的索还力度。
天聪七年(1633年)，赴朝鲜贸易的郎格及吴巴海在交易货物同时，也承担搜寻瓦尔喀人的责任，二人回国之时,“有前往朝鲜瓦尔喀之裔十五人，并查获携还”。同时开谕朝鲜道：“布占泰来自蒙古，乃蒙古苗裔；瓦尔喀与我，俱居女直之地。我发祥建国，与大金相等，是瓦尔喀人民，元系我国人民”。朝鲜出于害怕后金威慑，时而送还一些瓦尔喀人，但送还人数达不到后金要求。是年五月狼革赴朝鲜时便责其“胡种之未刷者六分之五”。
天聪八年（1634年）二月大宋阿、狼革来朝鲜时称“昔年藩胡卷入本巢之际，或有遗漏而仍存者，或有落后而归还者，接在朝鲜，男婚女嫁生子生孙，原系藩种，不干贵国”。指出朝鲜境内的瓦尔喀人及其后裔均为后金国人，与朝鲜毫不相干，理应送归后金。朝鲜应接使金大干回应“藩胡撤归之时，或不无遗弃之儿，而好生恶杀，人之常情，我国之人，徒怜赤子之就死，或收而养之，呼父呼子，不啻若己出，到今断无应副之理”。次月后金国书中再次强调“辛未所约勿为刷还者，乃阵获丽人逃回者，非言我金人亡去者也”。要求朝鲜派出大臣与后金使臣会于会宁以商议送还事宜。朝鲜拒绝送还瓦尔喀人的态度成为后来丙子之役的导火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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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的皇位已经非常稳固，这时又开始着手统一女真诸部的工作。这一年，皇太极改女真诸部名为“满洲”，他下诏书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诸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自此以后，女真不管作为族名还是地名都逐渐消失，被“满洲”这个称呼代替。这一年，皇太极又出兵瓦尔喀，俘获千余人。
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皇太极称帝前夕，以后金各路诸贝勒名义致书朝鲜，称“今诸国以归附，兼获玉玺，天意佑助，幸而有征。宜建汗主尊号，以顺人之心……朝鲜国王，乃我弟也，亦宜令彼知之……”。该月十六日，后金使臣英俄而岱抵达义州，将此次前来欲“致书于主上，陈僭号，请与共尊汗为帝”的目的告知朝鲜。这一消息在臣事明朝二百余年的朝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以洪翼汉为首的斥和派对皇太极称帝一事表现出激烈反抗。此时占朝鲜朝堂大多数是斥和派，朝鲜仁祖国王决心斥和备战，下绝和书于平安监司禁军。这封斥和书“被执于胡差”，加之四月春信使罗德宪、李廓二人在皇太极登基大典上“衣冠尽破，终不入降虏”的表现，导致后金与朝鲜之间自丁卯之役以来十余年所积累的矛盾全面爆发。四月十五日皇太极致朝鲜国书中，回顾了两国十年来的主要矛盾，包括朝鲜以同姓之人假称王弟；将后金送还的随从汉人交予明朝；暗中策应明朝；贡物不断减少等。其中包括“我所属东陲瓦尔喀人有逃往贵国者，屡索不与”这一原因。
沈阳皇太极广场
崇德元年（1637年）十二月初二日，皇太极亲率大军分左右两翼东征朝鲜，初十日渡鸭绿江，十四日朝鲜国王李倧避入王京东三十里外的南汉山城，清军将主力集中于此。就在多铎等人全力围攻南汉山城之际，一队居住于朝鲜境内的瓦尔喀人主动归附。“二十一日，我军遇瓦尔喀之在朝鲜住居者，名叶辰、麻福塔，率百余户来归。”归附的瓦尔喀人送情报称“云闻朝鲜四道将合兵来援”。由于丙子之役前皇太极多次向朝鲜索还瓦尔喀人不得，故此时瓦尔喀人主动归附令皇太极十分欣喜。他于三十日亲自接见麻服塔及叶辰二人，并赏赐其“缎袍一、貂帽一”。在大军回还之后，叶辰及麻服塔二人及其部众受到较高礼遇。崇德二年（1638年）六月，皇太极赏其部众衣帽并宴请他们于礼部，十月又赏赐其部众牲畜、房屋、器皿等物。
皇太极趁进攻朝鲜之机派兵收复瓦尔喀。征服瓦尔喀的队伍由尼堪、扈什布、季思哈、叶克书等人率领外藩蒙古兵三千六百人及满洲兵一百人，于崇德二年（1638年）正月由会宁入朝鲜境，在朝鲜境内行两月二十三日。这期间遭到平壤巡抚及安州总兵抵抗，但朝军大败，平壤巡抚及兵二千余人被杀，清军获马千余匹。《清太宗实录》记载其后“又有一巡抚与总兵二人率副使等官十员，领兵二万从安边余袭我后，我兵设伏，诱杀副使五员，兵万人，获马千匹，余兵尽登山伐木立栅，我兵围三日，遂降”。
丙子之役以朝鲜国王出降，清朝和朝鲜两国议和为结局。崇德二年（1638年）正月二十四日，江都失陷的消息传入南汉山城，击溃了朝鲜仁祖国王最后的心理防线。二十七日，他派李弘胄等人持国书赴清营，国书中称“今闻陛下旋驾有日，若不早趋诣，仰视龙光，则微诚莫伸”。正式接受皇太极出城纳降的要求。皇太极得此书后，遂覆书于朝鲜国王，正式提出将朝鲜作为清藩属国的要求，并将日后清朝与朝鲜交往中朝鲜的应尽之义务一一开列，共计十七款之多。其中第十六款与瓦尔喀人相关，要求朝鲜“尔国所有兀良哈人俱当刷还”，该国书成为正月三十日清朝与朝鲜三田渡会盟依据。清朝所开列诸项条件，除明朝的玉册及诰命被朝鲜国王以送于江华岛为由暂未交出，其余条款朝鲜均表示接纳。盟约标志着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正式确立。朝鲜不得不面对现实，开始重视条约中明确提出的瓦尔喀刷送问题。
沈阳故宫皇太极的金銮殿
崇德元年（1637年）六月，面对清朝提出的椵岛征兵及走回人、汉人、瓦尔喀人刷送一事，朝鲜君臣进行了一番商议，认为可能带来两点问题，其一乃“世居吾土者，已结婚嫁，今尽搜送，则恐有不安事也”；其二由于“下三道向化，近海者极多，知此处操舟之事，极为重难”。朝鲜实际上并不愿送还瓦尔喀人，但面对清朝的咄咄逼人，朝鲜又不得不有所表示。朝鲜仁祖国王将瓦尔喀人分为己身向化和向化子孙两类，所谓己身向化即并非从祖上起就居住在朝鲜的瓦尔喀人，这类瓦尔喀人在朝鲜居住时间不长，社会关系较为简单，将其送还不会引起过大的社会动乱，因此仁祖国王认为将“己身向化，入送似可”。
是年九月英俄而岱询问朝鲜沈馆：“前者所言向化及汉人等刷送，何至今无皂白耶？向化则当初投入之时，必为成籍，分置于各邑，按籍而查，则刷送不难”。沈馆宰臣则以朝廷早晚必将有所行动、成籍年代久远、瓦尔喀人多随大军入清等理由加以周旋。该年十一月，英俄而岱、马付达等人来到朝鲜，就瓦尔喀问题再度与朝鲜展开交涉。朝鲜以“己身向化则春前大兵撤还时，闻已作一阵没数入去云，国中更无遗漏者矣。此外若有久远向化，岁深年久，嫁娶我国，生子至孙，仍为我国之人，此类决难捉送”之语回应清使，希望在瓦尔喀人送还问题上得到清朝理解。然而清使并不认同朝鲜说法，对于朝鲜所称国中已无己身向化，他认为“向化还时，国有入去者矣，此外尚多遗在此处，则入去向化似为言之尔”。对于向化子孙，清使称“虽曰年久向化子孙，其本乃向化之种也，以此言之，法当推定也”。将朝鲜不愿送还的向化子孙也纳入必须归还的范围。在朝鲜以强刷向化子孙无利于国内稳定，甚至可能影响向清朝缴纳贡赋等为由的反复陈请下，清朝最终同意朝鲜可以不送还向化子孙，但仍需察送己身向化的请求。
但在实际操作中，向化子孙甚至明确为朝鲜人的向化家属也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被送还。崇德三年（1638年）朝鲜与清朝之间关于朴所沙里及其家眷送还一事便是典型案例。朴所沙里是居住于朝鲜忠清道的己身向化的瓦尔喀人，在得知朝鲜境内瓦尔喀人将被送还清朝时，他避居到妻父姜春堂家中，被朝鲜地方官吏发现之时又“持长镰突出，害人逃走”，但在一月十六日，朴所沙里被朝鲜捉得，被送往清朝。朝鲜曾得知“肃川有向化一人，其年九十，而子孙甚多云”后，却由于此人年岁过大以及将此人送还可能因为父子往来而“不无诈之事”等原因并未将其送还；此外如向化人金江界，同样因为“事甚矜恻”的原因被朝鲜释放。此时朴所沙里成为朝鲜使臣前往清朝前唯一可以带去的瓦尔喀人，出于“捉去一人，以塞责无妨”缘故，其与九名汉人及一名朝鲜逃回人一道于二月被送达沈阳。
朴所沙里到清朝后，向龙将宣称其妻父姜春堂、妻甥等人均为瓦尔喀人，由此清朝要求朝鲜将姜春堂等人一并捉来。朝鲜在捕得姜春堂等七人后对其详加询问，得知姜春堂确为向化后裔，但已在朝鲜定居三代，不属于必须送还之人，但“所沙里在彼，既发其口，今若以久远向化而不为之入送，则彼疑我益甚，必有后日难处之患”。为避免祸患，朝鲜决定押送姜春堂一人与所沙里对峙，以解清人之虑。而其妻子等人则被送还原籍。由此可见，朝鲜尽管得到了不必送还久远向化的口头承诺，但在实际操作中，清朝却并不以此为标准，而往往是倚仗自身的权势随意解读约条，扩大征索人口的范围。
崇德三年（1638年）姜春堂被送至清朝后，英俄而岱即以此言于沈馆世子，作为朝鲜必须刷送向化子孙的依据，其称“昔者，金人据有辽左，及其亡也，人民东走朝鲜，散处于两南。前日之不刷子孙云者谓此辈子孙耳。若投向本朝者，则其子其孙即是己身向化也。向化之来此者，有子孙兄弟在朝鲜，父子兄弟之欲会一处，人之情也。”七月，清朝“列录向化人名督令刷还”。八月，朝鲜将姜春堂妻及其子二名、女一名及朴所沙里一子共同送至清朝。由此可见，当一名瓦尔喀人被送至清朝后，清朝往往要求其说出仍居住在朝鲜的瓦尔喀人，并以此作为向朝鲜进一步索还人口的依据。
崇德四年（1639年），清使赴朝鲜时要求“此后刷还者，则似当并与妻子而率往”，此时的朝鲜对清朝的要求已是无力反驳，尽管清使表达了“其妻贵国之人，则当有有分拣之事”，但朝鲜国王回复“其妻子虽是我国之人，而渠辈若称以同色，则我国只当捉送”。大有听凭清朝处置的无奈之意。
依据《朝鲜王朝实录》、《清实录》、《承政院日记》及《昭显沈阳日记》等史料对朝鲜送还瓦尔喀人的情况略作统计，崇德三年（1638年）至顺治元年（1644年）七年间，朝鲜向清朝送还的瓦尔喀人总数至多不过千余人左右，其总量并不十分庞大。但为获得更多人口及考验朝鲜的忠诚程度，清朝几乎年年以瓦尔喀刷还问题发难朝鲜。
皇太极墓——清昭陵
直至明亡大局已定，清朝入关之际，顺治帝出于缓和与朝鲜关系的目的，于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正式下令，“东边瓦尔喀人民在尔境为经察解者，皇考念在尔朝鲜，与在我国无异，久欲停其察解，但未降旨。今朕仰体皇考圣意，其察解人民，永行停止”。至此，持续近半个多世纪的瓦尔喀之争终于宣告结束。
建州女真对瓦尔喀部的征服就此结束了。建州女真始终对瓦尔喀人高看一眼。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曾经说过，“呼尔哈人生似鸭鹅，投我而来也。既来之，则留于我处。瓦尔喀人愿寻其兄弟合居，故准其与兄弟合之。”努尔哈赤认为瓦尔喀人是建州斡朵里部、建州兀良哈部南迁后留下的人民，是建州女真的支系，收服瓦尔喀人就是骨肉相连的人凝聚归宗，既能充实军力，又能发展农业，巩固了后金政权。努尔哈赤把瓦尔喀人称为“国人”。但到了皇太极时代，“满洲“建立以后，瓦尔喀人大量涌入，对原有的“旧满洲人”利益有所冲击，皇太极干脆就称这些瓦尔喀人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这既让旧满洲人满意，又让新依附的人对“满洲人”这个称呼从心里认同，最终完成新、旧满洲人的融合，都成为后金坚定的基石，成为进攻明朝的重要力量。
我们最后回顾一下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与朝鲜争夺瓦尔喀人的历史意义。
努尔哈赤时期与朝鲜间的瓦尔喀之争主要集中于后金建立之前的建州时期。这一时期，后金主要任务是稳固根基，逐步壮大自身并完成女真统一。其中瓦尔喀之争对建州的壮大及女真统一的完成均起到直接作用。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征安楚拉库一役，《清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在此役中获取人畜万余；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斐优城瓦尔喀之争中，随策穆特赫归降者有五百余户，人口大约两千余人。在征服老土部落、联合乌拉以及乌碣岩之战后所掳取的人户更是不计其数。估计十六世纪末期生活在图们江边境的瓦尔喀人至少有四万人以上，这部分人在朝鲜光海君即位之后，除极小部分仍居住在朝鲜境内，绝大多数均已归附于建州。
征服瓦尔喀也对加速女真统一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彻底降服瓦尔喀之前，建州在图们江地区的势力并不稳固，进一步统一野人女真的道路受到海西乌拉、辉发等部的威胁和阻碍。征服瓦尔喀的胜利，尤其是收复斐优城过程中与乌拉的乌碣岩之战，极大削弱了乌拉势力，使得建州能够趁机进一步征服女真。在乌碣岩大战的同年五月，建州部卓礼克图贝勒、额亦都、费英东等人便领兵攻取了曾经依附于乌拉部的东海窝集部赫席和、鄂谟和苏噜、佛讷赫托克索三路。九月又往伐辉发。在辉发灭亡后，努尔哈赤趁势进攻了乌拉部的宜罕山城，乌拉不得以求与建州再度联姻的方式暂时获得喘息之机。此后数年，建州先后征服绥芬河、牡丹江一带的绥芬、宁古塔等路，兴凯湖、乌苏里江附近的乌尔古宸及木伦路等，又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彻底灭亡乌拉。为努尔哈赤进确立八旗制度，建元称汗及完全统一女真打下了基础。
努尔哈赤与朝鲜争夺瓦尔喀的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前后。尽管自明神宗起，明朝国内纲纪混乱，“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加之包括壬辰战争在内的万历三大征的巨大消耗，使得明朝自身持续衰落。但直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布民，正式与明王朝走向对抗之前，明王朝仍是东北亚地区名义上的共主。在努尔哈赤和朝鲜双方均在名义上保持对明王朝上国地位认可的前提下，明朝可以插手努尔哈赤与朝鲜间的纷争。在争夺瓦尔喀人的过程中，努尔哈赤与朝鲜也均曾利用明朝，希望借助明朝的威势震慑对方以扩大自身利益。
随着萨尔浒之战中明朝与朝鲜联军的失败，明朝对东北亚的操控能力一落千丈，基本无力再参与后金与朝鲜间的纷争，朝鲜也不再将希望全部冀于明朝。可以说从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与朝鲜争夺瓦尔喀人这一事件中，明朝由积极调和到无力干涉，完全可以看作明朝实力衰落的缩影。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连陷抚顺、清河二城，引起朝野震动。此时朝鲜方才意识到“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剿灭”。
为一举剿灭建州努尔哈赤，明朝决定联合朝鲜共同出兵。但面对“奴贼情形之凶逆，兵力之鸱张，十余年来已做难当之势”及朝鲜兵力有限、国家贫弱，朝鲜光海君并不愿出兵助明，婉拒明朝的出兵要求。但最终朝鲜派出以姜弘立为都元帅的一万三千兵马，随明军东路作战。然而明军于萨尔浒之战中全面溃败，朝鲜援军投降于后金军队，成为后金俘虏。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威望大损，朝鲜光海君畏惧努尔哈赤将矛头指向自身，对后金的书信极为重视并予以回书道“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实是两国之福”。正式承认后金国的存在，标志着朝鲜“两端外交”政策的正式开启。此后在辽沈战役中明朝虽屡次诏谕朝鲜出兵援助，但均未能得到朝鲜的正面响应。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朝鲜仍不愿正视后金的强大，坚持尊明原则。可以说直到崇德元年（1637年）丙子之役清朝与朝鲜两国订约后，清朝才在与朝鲜的现实交往中取得了宗主国地位。在丙子年后不足七年时间内朝鲜至少主动送还瓦尔喀人二十余次，且在清朝不断升级自身无理要求，将瓦尔喀人定义范畴不断扩大，要求朝鲜查送人口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仍依照清朝要求一一照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国宗藩关系初建尚不稳定时期清朝对朝鲜的压迫。
清朝入关之后，本着抚藩自小的理念，逐渐缓和与朝鲜的关系，两国之关系正如多尔衮所言“未得北京之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清朝先后实行了不再强迫朝鲜送还瓦尔喀人、放归世子、减少岁贡等一系列政策，两国关系在波折中稳步前进，东北亚秩序结束了明末以来的混乱局面，开启了以清朝和朝鲜宗藩关系为核心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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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