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生丨票证的故事（散文）
改革开放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无数的变化中，有一种变化于百姓非常重要，那就是买东西不再需要“票证”了。如今的年轻人，不知道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票证”曾经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那些年，由于物资匮乏流行各种票证。这就是说，买东西就多了一道“门槛”。这些“门槛”，有时候会演绎成一种道德衡量。对此，我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票证时代”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留给我的凄凉记忆很难消失。有时会对年轻人唠叨这种事，却没有相信的。我也只能希望那段历史不会重演。
饭票
在我的记忆深处，镶嵌着一张1962年的饭票。这张用粗糙马粪纸油印的饭票，上面只有“潭埠中学”的印章和“肆两”两个钢板刻的字，皱巴巴地泛着暗色的黄光。可是，你千万别认为我矫情，因为它在我心目中是一块会发出光和热的珍藏！
我们读初中时的学业不繁重，只是觉得饿。我每天8两米（还有一段时间只有6两米）的粮食定量，早餐是2两米的稀粥，中午和晚上各3两米的干饭，又没有任何油水，我常常饿得抬不起头，眼冒金花，全身出虚汗……我们学校许多同学被饿魔赶出了校门。
这年的11月，天气十分寒冷。一天，公社通知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帮助公路沿线的生产队积肥。我的任务是把其他同学从山上拖下来的树枝，一堆堆地码在田里，再在上面盖些稻草和草皮。远远看去，田里尽是肥堆。我堆了20来个肥堆，突然流口水，头上出汗，眼前尽是金光。一阵头晕，差点没跌在田里。我急忙爬到田塍上坐下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怀生同学，你参加全县的数学比赛，得了三等奖……”我没抬头但知道是班主任、数学老师范仁惠来了，痛苦地抬起头。范老师托着我的下巴，又问：“不舒服？”我摇摇头。范老师笑了，接着说：“学校要奖励你了，孩子，你想要点什么奖品？”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要饭票！”范老师没吭声，默默地看着我，她慈祥的双眼涌出了泪水。她又抚摸我的头，过了一阵，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孩子，你可以要饭票……”
第二天上课间操后，袁世杰校长和范老师找到，交给我一支“关勒铭”钢笔，一本笔记本。范老师朝我笑笑，把一个小纸包放在笔记本。我跑回寝室，首先打开纸包，一看竟是一叠饭票，是12张4两面额的学校用饭票！我高兴得在床上打起滚来。
我慢慢地享受着自己的奖品——饭票。在饭票只剩下6张的时候，陈水根突然对我说：“你这饿痨鬼，怎能要范老师的饭票，范老师现在饿出病来了……”
“哎呀——”我这才记起，范老师有两天没有上课了。我跑到范老师寝室，见她无力地靠在床上，脸上蜡黄，嘴唇紫黑。听数学老师黄老师说，范老师因饥饿患了水肿病，当时叫“乌嘴病”，得这种病的人很多。我吓得哭了起来，把剩下的饭票掏出来要还给范老师。范老师坐起来说：“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我好了，政府发了大豆和糯米，你别在意，好好读书去，快去，要上课了……”
我继续用着范老师的饭票，这天，拿出最后一张饭票想加点饭。但突然想到，这一张无论如果也不能用，再饿也要忍着。于是，我把这张饭票放在衬衣袋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
几十年过去，我进入“古稀之年”，对许多往事都不在意了，范仁惠老师的音容笑貌我一直没有忘怀，那张饭票已深深地嵌在我的心田。这不是一张普通的饭票，这是一颗滚烫的爱生之心。她发出的光和热，永远地照耀着、温暖着我。我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正是因为有了她，才有信心、有勇气越过坎坎坷坷，比较好地完成了自己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肉票
做中学生的时候，对南朝何承天《为谢晦檄京邑》中的“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这句话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字面上，甚至认为小人没有摧毁道德的力量。然而，公元1969年农历11月初9发生的事，让我真正理解了先贤的警示。这件事对我来说，应该算是很丢脸的事，本想彻底遗忘却忘不掉，虽然时隔半个世纪，那场景、那人物仍是十分清晰。
这是一张肉票引出时故事。
这年的农历11月初7，母亲从生产队长那里领到一张肉票，叫我第二天起个早，到大桥公社食品站把肉买回来。傍晚，火槌婆婆步履蹒跚地来到我家，请我代她买一张肉票的肉，并将皱巴巴的肉票交给我。火槌婆婆是个孤老，又是我们的老邻居，我看都没看她的肉票就放进了衣袋。
第二天凌晨，我踏着浓霜来到4公里外的大桥食品站。天还没亮，我自以为早，谁知卖肉的地方排起了长队。等到天亮，屠夫“呯”的一声掀开窗门，卡了卡喉咙，吐出浓痰，捋了捋衫袖，将屠刀往案板上一剁，高声叫道，“一个人只准买一份肉票!”
我买回一份(2斤)肉，直接送到火糙婆婆家。
听生产队会计说，上面分配给农业人口的各种票证，常常会一级一级克扣，那年我家6口人，每季度却只有1公斤肉供应。初九这天，我又起了个早到食品站，谁知，屠夫接过我递上的肉票一看，便吼叫起来，“你这小子真有能耐，竟敢来欺骗我!”我睁大眼睛反问，“我怎么会骗你?”屠夫把肉票朝我一甩，“我知道你读过好多书，今天怎也成为睁眼瞎了?”我拾起肉票仔细看看，才发现肉票的左下角有“二季度有效”几个很小的字，这是一张早就过了期的肉票。
那时，中国人几乎都知道，食品站的屠夫们，一个个都是惹不得的“皇帝”。大桥食品站这个屠夫，是我们邻村出了名的“人物”，附近的人经常耻笑他，村里人却怕他耍无赖害人，设法让他长期到外地采石场打石。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带队的干部。干部与附近一名村妇要好并有了那种关系，不幸被她的丈夫发现，邀来一帮人要打干部，由于这个“人物”舍命救助，才免遭一顿毒打。后来，干部为报答救命之恩（也的封嘴的意思），将“人物”的安排到了食品站。今天他装作不认识我，是要发泄心灵深处对文化人的厌恶情绪，这次给了他把柄，担心他还会说出更难听的话。正想道个歉，没想到他夺过我的竹篮，丢在地上一脚踩扁了，嘴里还说，“你不就是认识几个鸡巴字，有什么了不起！不踩烂你的竹篮，你不会长记心……”我被激怒，再也忍不住了，脱口骂他一声“二流子”，“人物”稍一愣就丢下屠刀，直朝门外追过来，我赶忙跑到墙边捡起一块砖头。在场的几十个人大概同情我，齐声叫道，“师傅不能动手呀!”
这时，公社周副社长跑过来，大声对“人物”说，“老X，他是我们公社中学的老师呀!”
“老师，我管他什么鸡巴老师不老师……”“人物”歪着头，瞪着眼，非常傲慢地叫嚷着。
“喂，老X，你得有点分寸啊！”周副社长沉下脸说，“这样的服务态度行吗？”
“人物”这才朝我白一眼，“哼，今天开周社长的面！”一扭身回到里面去。肉没买到，却受一顿气，我越想越伤心。但转而想到，经常有人为糖票、豆腐票、肥皂票、煤抽票挨骂受气，又有什么办法呢？也就只好忍气吞声。
表票
之所以喜欢“办法总会有的”说法，是由于我曾经有过一种经历，很好地验证了这句话。
1971年3月，大桥人民公社办公室，分配给我们学校两张“手表票”。那年我订婚时，为充脸面，借别人的手表戴在手上去相亲，没少受人家的嘲笑，想手表快想疯了，因此央求大家给我一张“手表票”。我的人缘关系不错，因此破例给我一张“手表票”。然而，这次规定购买的是“上海牌”手表，要120块钱！
120元是很大的数字，我每月工资只有33元，面对天价手表望洋兴叹，悄悄地将手表票送到张福荪校长那里。张校长惊讶地问，“你不是很需要一块手表么，怎么不……”我羞涩地回答，“我只有60块钱，差得太多，还是不买了。”
张校长笑笑说，“现在作兴‘邀会’。这样吧，今天下午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时，我顺便倡导一下，让你圆这个手表梦。”
我听不太懂张校长的话，但猜测他是在为我想办法。下午召开全校教师会前，张校长说，“陈老师的确需要一块手表掌握时间，但他手边只有60块钱，我建议采取‘邀会’的形式，为陈教师圆这个手表梦……”接着对“邀会”作简单说明。
张校长带头拿出10块钱递给我，接着杨兰秀、詹艳萍、龚秀英、刘士君、熊满古老师，各给我10块钱。凑齐120元，买回手表，圆了盼望多年的手表梦。
手表虽然戴到了手腕上，但心里仍然舒畅不起来，因为我背负了60元钱的债。三年过去，学校一直没领到购物票，我觉得奇怪，就偷偷问总务处老扬，他说“其实这三年学校领到几张自行车、缝纫机票，但大家说你负担重，才隐瞒下来没告诉你……
听了老扬的话，才知道老师们生怕我急着还钱，所以就瞒着我。同事们的这种关爱，温暖了我几十年。
作 者 简 介
陈怀生，1945年3月8日，出生于江西省樟树市大桥乡曲水村委社上村。高中毕业落榜后了，当了社员再当民办老师。1993年调入樟树市教育委员会任物理教研员，2006年退休。2002年加入江西省作家协会。